從北向南統一中國，比如東漢末年的三國，結束南北朝的隋唐，結束五代十國的宋朝，都是北方政權擊敗南方政權奪取天下。

我認為原因有三：

一是北方人口和經濟是強於南方的，中原地帶多為平原，農耕經濟更容易繁榮興盛，此時南方主要是人煙稀少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瘴氣蚊蟻，叢林丘陵居多，還沒有發揮出港口貿易的模式。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安史之亂和靖康之亂的三次人口大規模南遷之後，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才慢慢超過北方。

二是北方的交通便利，而此時南方的地形崎嶇，溝壑縱橫。北方統一的難度要低於南方，以北方之力逐步攻克南方之地。

三是人心，也就是大義。政治中心大都建立在北方的陝西河南北京等地。北方正統的思想根深蒂固。那些以南驅北的例子，也都是建立在民族大義上的，明太祖驅除蒙古，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

北滅南統一戰包括楚漢之爭、西晉滅吳、隋滅陳、元滅南宋、靖難之役、清滅大順政權等等

北滅南統一戰的開端是楚漢之爭。雖然劉邦在西，項羽在東，但把劉邦與韓信看作一體則在北，項羽在南。劉邦佔有了農耕時代最有價值的地區：關中，所以能屢敗屢戰，也能因此保持對韓信的控制。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兵是要吃糧食的。至於垓下之戰，是項羽分封諸侯的時候給自己註定的結局。雖然西楚是故地，但開發度不及秦川，有能力主持分家產，卻沒有給自己最有價值的東西，項羽便是自取滅亡。

接下來是三國——西晉時期的晉滅吳，魏華人口和兵力遠遠強於蜀吳之和，就先後發生了魏滅蜀，司馬炎篡位建立西晉，西晉滅吳三件事，最終西晉統一了天下。

南北朝的統一仍舊類似：南北朝北周人口和兵力超過了北齊和陳之和，北周滅北齊，然後楊堅篡位建立隋，隋滅陳再次統一天下。

接下來是元滅南宋，南宋城池堅固，騎兵難破，蒙古沒有能力以北滅南的方式直接滅南宋，所以一直打到歐洲，征伐途中取了攻城器械再打回來。蒙古改國號為元之後，進入對南宋的滅國戰，此時元已經對南宋形成了半包圍結構，只是我們習慣於當成北滅南。

再接下來就是靖難之役，朱允炆繼位後，就與齊泰等人謀劃削藩，朱棣因此以清君側之名起兵。

很多歷史著作認為朱元璋留給朱允炆的底子有碾壓朱棣的實力，只是臨陣指揮出現了太多的失誤，同時朱棣的運氣非常好。其實朱棣身邊人才濟濟，且極為忠誠，而朱允炆身邊少名將，手下人才忠誠度不夠高。朱棣久經營燕遼一帶，胸有大志，訓練有很精銳的部隊，相反朱允炆的軍隊久未操練，再加上南向北攻地形不利，戰力也會因此打折扣，所以最終朱棣仍舊是以實力取勝。

最後，就是清滅李自成。崇禎對後金頻頻失利，用人不當和被反間不是主要原因。主因一是明朝後期氣候異常，糧食多年歉收，造成各地農民起義；主因二是明朝之前經營遼東為火炮工業重地，結果恰好於此地誕生了後金政權，薩爾滸戰役後，後金控制了相當一部分明的火炮工業。明被李自成滅，之後李自成被清滅不只在於自身的失誤，更主要是天意，所謂的天意就是上天奪走了明朝自己的東西（糧食和大炮）。李自成即使不驕奢淫逸，吳三桂不引清兵入關，在當時的格局下，清也會滅李自成，畢竟清的實力遠遠強於混亂中重建的大順王朝。

歷數每一個從北向南統一的朝代，其本質都是實力佔優。實力有時側重於人口與農業開發度，有時側重於軍力，有時側重主帥和人才的能力，有時側重資源或工業。

戰爭發動的關鍵點還是爭奪資源以及生存問題。自古南北就有很大的差異性。

第一，經濟和人口是決定戰爭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農業大國，以農立國。在古代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人口和經濟都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所以當發動戰爭的時候，北方就有更多的人口和經濟來支援戰爭。

第二，以軍事力量來說。北方地市平坦，很多天然的牧場。而在古代，騎兵是很強大的軍事力量，行軍速度快，機動性高。北方又具備天然的牧場和優良的戰馬等優勢。南方則沒有這些條件，南方地形山地丘陵為主，爬過山的人應該知道爬過一座原始的山有多累，更別說長時間和長距離的行軍打仗了。當時也沒有像現在那麼方便的隧道和鐵軌那來縮短距離。所以南方在行軍的過程中就已經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第三，人只有在吃不上飯，面對生死考驗的時候才會鋌而走險的去發生起義和戰爭。南方自古以來風景美、氣候宜人、物產豐富，在這樣的環境里人生活的是比較安逸的，在生存上得到基本的滿足。北方草原沒有農業、手工業，主要依靠畜牧業，逐水草而居，北方的氣候到了冬季就乾燥嚴寒，牲畜沒有草可食用，人也會沒了食物，為了搶奪糧食和優越的農業資源，他們只能不斷的向中原入侵。南方沒有北方為了爭奪資源大打出手的那種狠勁，因此南方人對打仗和發動戰爭也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對於所提的問題，我認為改成“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為什麼由北往南居多，而由南向北卻很少”更為確切。

首先，從根本上來說，北方長期佔據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等優勢地位，而南方開發的時間比較晚，整體實力比較弱。這種南北之間實力差距懸殊的現象，至少要到兩宋以後才發生逆轉。

中華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這導致了中國南北地域開發的優先權牢牢地掌控在了北方。而從“中原”一詞來看，“中原”是指以今天河南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早期的國家夏商周，大體就集中於黃河中下游地區。此後，華夏子孫更是以中原為尊，政權以入主中原為榮。在古代中國，似乎只有佔據著中原，才算是奪得天下。自秦建立統一大帝國以來，歷代帝國首都極少跨過長江，直到南宋時期，政治上遷都臨安，經濟上完成了經濟重心南移以後，南北實力懸殊的現狀才有所改變。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經濟重心南移呢？古代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是伴隨著三次大規模人口遷移而實現的，原因基本都跟躲避北方戰亂有關。第一次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永嘉南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攜先進的生產技術南下，使江南地區得以初步開發；第二次是中唐以後（安史之亂後），南北經濟開始接近平衡；第三次是在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以後，南方經濟超過北方，經濟重心南移完成。而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也帶動了中國古代文化重心的南移。至此，南北之間的格局徹底打破。

其次，從地理位置上來看，中國地勢北高南低，造成了南北地區在政治上的優劣。為什麼中國首都多集於北方？第一，北方背後是廣大的內陸地區，經常受到遊牧民族的侵擾，把國都建在北方，有利於集中軍力就近禦敵。第二，北高南低，自成“君臨天下”之勢，一旦南方叛亂，北方居高臨下，即可長驅直入南方，十分有利於國家統一。

當然，中國歷史上，由南向北統一的例子也絕非沒有。比如說元朝之覆滅、明朝之建立就是典型的特例。近代中國，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其勢力就是由南向北發展。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在經過北伐之後，最終促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然而，這樣的例子畢竟少數，統一的使命，絕大多數落在了北方。這是由南北的實力對比和地理位置所決定的。

中國歷史上，除了明朝，其它朝代都是由北方開始，然後統一南方，最後完成國家統一。為何歷史上大多數朝代統一都是由北到南呢？

從中國地理上，人們習慣以秦嶺至淮河線為界，把中國分為南方和北方。這條界線不僅僅地理上的界限，也是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的界限。

由於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北方的經濟文化發達，軍事強大，而朝代統一往往是依託經濟和文化的發達，透過強大軍事來實現。所以，大多數朝代發家於北方，最後統一南方。

在古代，經濟的強弱主要看農業，表現在養活的人口數量。

北方擁有眾多平原，地勢平坦，非常適合農作物的種植，並且開發早，農業技術發達，可以養活許多的人，北方有著優異的經濟基礎。因此，歷史上，人口眾多的洛陽和長安成為許多朝代的都城。

而南方多山地形複雜，由於開發成本高，大部分地區未利用，能夠有效利用的地方，只有巴蜀平原、江漢平原、太湖平原三塊平原，相對而言，南方養活的人口數量比北方少，經濟上處於下風。

舉個例子，三國鼎立時，北方曹魏人口443萬人，而南方蜀漢和東吳加起來人口334萬人，明顯北方經濟和人口勝過南方。

北方的中原是中華民族的誕生地，文化統一性強，各地文化基本一脈相承。同時，北方語言的差異性非常小，文化交流起來比較方便，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這些不但有利於國家統一意識的養成，而且有利於北方權力集中，形成統一政權。

相反，南方各地間的語言千差萬別，無法有效交流，地方文化差異性大，相互間合作困難，無法達成一致。因此，南方容易出現割據政權。

北方有許多少數民族，擅長騎射，因而騎兵多，兵源素質也好，作戰方格傾向於攻勢。加上北方人口基數大，軍隊數量上有絕對優勢。因此，歷史上都是北方軍隊碾壓南方軍隊，比如秦國收復嶺南，元兵南下和清兵南下。

中國南方多水道，南方人擅長水性，因此水軍強大，但是，水軍只能在長江流域或沿海發揮作用，因而南方長期處於守勢。三國曹操揮軍南下，敗於赤壁之戰，就是輸於水軍運用上，但是最終東吳還是被西晉所滅。

總之，北方的經濟文化發達，軍事強大，所以，歷史上大多數朝代統一都是由北到南。

地圖各板塊縱向串通整合為合縱，地圖各版塊橫向貫聯並接為連橫。這裡算是借用戰國的合縱連橫概念來解釋統一路徑問題。

在我們印象裡，一般的統一路徑，好像都是自北向南，只有明朝是自南向北。但實際上，退可穩定國祚，進可統一天下的基本盤大概有五種：

一、西部板塊合縱下的自西向東（西周、秦、西漢、北周-隋、唐）：

大多以關中為中樞，同時據有隴原高地(西北大後方，後期延伸至河西走廊)，晉南盆地（即河東地區，與關中隔河一體，是面對河北、河內極重要的門戶之地）。據此三個板塊足以偏守西北。關中平定隴東和晉南是相對容易的，也是必要的。再進一步，需進佔巴蜀盆地，將其作為彌補關中平原耕地體量不足的後方糧倉，這樣由西部統一的基本盤就算是定下了。然後北可進兵上黨高地（威脅河北平原），中可取洛陽盆地（函谷外，進擊中原正面路線，中原門戶重鎮）與南陽盆地（關中的武關門戶，進擊中原側翼路線），江漢平原（俯壓長江下游，江東平原勢力），足有兼併天下之勢。事實上關中統一政權多為創業型政權，便是依靠這個戰略上的順風之勢。

二、東部板塊合縱下的自東向西（東漢、明朝）：

東漢與明朝的統一路線。東漢以河北板塊為腹地，明朝以江南板塊為腹地，而後進取中原板塊，最後全佔整片華夏東部大平原。再從晉南渡蒲津關、從豫西入潼關、從南陽進武關，三路合圍楔入關中，阻斷巴蜀陸路入口，封鎖隴原、河西走廊的東出人口經濟大通道，天下可盡取。這種自東向西的路線，往往留到最後拿下的是巴蜀。

三、北部板塊連橫下的自北向南（曹魏-西晉、前秦、北宋）：

多為中原勢力路線。同時取得山東、中原、關中一線，再圖河北為後方腹地。向南，則巴蜀、荊襄、江南，皆可先取。不過這一戰略，如果不能突破江東平原的北屏障——江淮防線，遇到強力的南方連橫戰略時，容易陷入長期均勢的南北對峙中。最終會從短期的軍事博弈轉為長期的國力博弈。三國、東晉、南北朝、大致如此。

四、北部板塊合縱下的自北向南（北魏、遼-金、元、清、共和國）：

多為宋以後，東北平原農業經濟逐漸得到更深度開發，北方少數民族常常入主中原的大方略。包含明朝靖難的北京政權取代南京政權。它對北方的統一，往往打破以往北部板塊連橫的狀態，而是從山西穀道切斷西部與東部，再從黃土高原和河北平原同時縱向向南推進。蒙元統一北方後，從西路繼續南下巴蜀、雲南，最後對東南的南宋形成合圍之勢。而東北勢力則通常從東路繼續推進，直下閩粵，最後形成對西南合圍之勢。這是東北平原加入華夏逐鹿，將版圖格局拉大後，東北平原與華北平原更大規模縱向串聯的大合縱。

五、南部板塊連橫下的自南向北（吳蜀聯盟、東晉、南朝、南宋）：

江南板塊、荊襄板塊、巴蜀板塊三大南方板塊的整合劃一，面北協防。這一戰略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穩定住南方政權，與北方形成長期對峙局面，使體量更大的北方政權短期無法完成統一。但是這一戰略下，雖然屢次有突破黃河收復中原的短暫勢頭，但從未真正北伐成功，沒實現過統一。這與中樞移至江南地區後，首尾橫向供給線拉長過遠，中樞地區的北伐意志因地緣態勢而減弱有關。這一戰略下，北伐的出擊點多在南襄盆地。

以上是我對統一路徑的五個分類，他們有些統一，有些沒能統一，但已做成合縱態勢。下面結合各個歷史時期分析這五種統一的路徑，以及一些有跡象合縱，卻沒能成形的短暫政權。

宋以前，西部板塊合縱下自西向東的統一，佔主流。周朝還是封建制度時，取得天下就已經顯現出這種自西向東的戰略雛形。

周文王滅邘（今河南沁陽，爭取到河內，從外控制控制軹關口，白陘口，太行陘口），滅密（隴原高地，今甘肅靈臺，穩定後方），滅黎（上黨高地，今山西省長治縣，從內控制白陘，太行陘，滏口陘，直接威脅商朝殷都），滅崇（關中東部，並遷都到豐京，即西安）。周文王又斷虞、芮之訟，把在關中平原到洛陽盆地之間的黃河北岸通道穩定下來。

到周武王克商，有八個明確追隨周武王伐紂的國家，稱牧誓八國，分別是：庸國（陝鄂渝交界），蜀國（四川成都）、羌國（陝甘川交界）、髳國（重慶巴縣）、微國（陝西關中西部）、盧國（甘肅東部，隴原高地）、彭國（南陽盆地）、濮國（渝東鄂西交界）。在當時邦國部族林立的時代，周武王以會盟諸侯的形式討商，其實是關中政權自西向東吞噬天下的第一次西部板塊合縱戰略。小邦國小諸侯助陣兵力倒是其次，會盟是要控制這些諸侯隨軍，以防後方戰略形勢有變。其後，周公平定，完全掌控全國，也是依靠西部合縱的這個基本盤。

秦朝統一，是第二次實踐西部合縱戰略。秦國是從隴原遷入關中，後方基本穩定。後來奪取魏國河東（晉南盆地），向西併入巴蜀，之後取楚國宛葉（南陽盆地），佔楚國核心區鄢郢（江漢平原），滅東周王畿置三川郡（洛陽盆地）。此時對南方強國楚國，已呈居高臨下之勢。秦國從河東再進一步，與趙國在上黨高地進行長平戰略決戰，最終對北方強國趙國邯鄲呈覆壓之勢。此時，秦國統一的戰略形勢已經瓜熟蒂落。這是西部板塊合縱戰略的第二次體現。

先秦由於時代制約，西部合縱戰略是一個數代人經營的長期國策。秦以後，統一大勢所趨，戰略佈局的程序就相當快了。

西漢的統一，也是劉邦以巴蜀為後方，從南鄭迅速還定三秦，治所櫟陽（西安），緊接著韓信滅魏豹，取河東。第三次奠定了西部合縱的基本盤。之後韓信出河北，劉邦走中原，成就帝業。又經過幾代君主在政治上的削藩努力，西漢逐步重回大一統。

之後，周隋、唐兩次群雄逐鹿，也是以這樣一個西部板塊合縱的大方略推進。尤其李唐出身並經營幷州太原，是能夠順利取關中代隋，並鉗制河北勢力的很重要國家戰略。具體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平定。玄宗入蜀雖然是避責棄任之舉，但也有其影響積極的一面，即玄宗入蜀，面對當時唐朝法統可能隨時會分崩離析的境地，將至關重要的巴蜀板塊牢牢掌握在唐中央的手中。甚至說，提前殺掉安祿山清君側的口實，即結黨經營巴蜀十幾年，有挾天子令諸侯，將巴蜀軍閥化之患的楊國忠，實際上可能是玄宗與的共識。肅宗在兩京已失得危局下，留守北方指揮平叛，用郭子儀收復關中，用李光弼死守河東（晉南）和太原，掌控北線主動權，直搗叛軍老巢河北。且與西北後方少數民族政權做出讓利，結為死盟。這其實也是一次堅守西部合縱戰略的佈局。依靠這一與創業時期相同的板塊戰略，兩京俱失，幾近崩盤得唐朝，竟最終緩過勁兒來。

除了西部合縱戰略的成功外，還有幾次西部合縱失敗的例子。

董卓、李傕勢力，處於近乎碎片化的分裂之中。河西有馬騰，河東有白波軍。但其沒能解決這個重要的戰略問題。沒有來自這兩個板塊的安全，即使挾天子也勢必難以長久。

馬超佔據關中後，失敗同樣是因為河東的晉南盆地還在曹操手裡。於是，曹操有條件搞了一次聲東擊西，把馬超的兵力吸引到潼關，卻暗自從河內入河東，從蒲津關渡黃河進入關中。馬超迅速潰敗。這說明，河東的晉南盆地是關中政權必須取得的核心區，沒有太行屏障，面對河北勢力，關中是極不安全的。

蜀漢隆中對策略的破產，是西部合縱戰略失敗的另一類典型例子。諸葛亮的“荊州-益州-關中/宛洛”戰略，實際上是秦漢隋唐的西部合縱戰略的逆向實施。但這次逆向實施的難度顯然更大，因為成都作為巴蜀中心是一個聚焦點。從這個聚焦點北伐，面臨的卻是多點防禦。以逸待勞的關中的關防優勢更強，與中原的人口經濟通道也更為順暢緊密。尤其當錯過關中割據之時機，難度已然逆天。所以傳統西部合縱戰略次序“關中-益州-荊州/宛洛”通常容易實現。而諸葛亮，最終只能一州之力，去抱殘守缺，投機已經很難完整的西部逆向合縱戰略。

蜀漢失荊州，是最關鍵而沉重的一次戰略受挫。的東吳榻上策也是取荊州，但未提益州，其初衷是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諸葛亮的隆中對，則是逆西部合縱戰略，為的是半壁江山，將來一統，格局更大。但兩個方案的關鍵點，都在荊州。沒有荊州，蜀漢就失去面對中原的前沿，以及面對東吳的後方安全，更受制東吳，難免偏安一隅。即使還有收復關中，還定西京的戰略可能性，但已然渺茫。劉備失去荊州後，感覺到隆中對戰略的破產，轉而實踐奪回荊州，直吞東吳的南方三大板塊連橫戰略。但戰略終究只是戰略，戰術上、內政上無力，戰略再有可能性，都只是想法而已。劉備東征，諸葛亮北伐，都象徵著漢祚最後的戰略困境、搖擺與無力。

除了西部板塊合縱下的自西向東的統一，就屬北部板塊連橫下自北向南的統一居多。但統一效率相比西部合縱，明顯要低一些。一旦南方同時形成連橫之勢，容易進入地緣均勢，長期對峙之中。

魏晉是一次。曹操自中原起家，先是橫向的取西邊關中，再取東邊山東青州。最後與河北袁紹決戰，終將北方連成一片。北方各版塊連橫成功後，卻遭遇蜀漢與東吳的緊密聯盟。面對南部三大板塊的同氣連枝之勢，魏晉與南方形成了三國這樣一個長期均勢下的對峙。當然，這種長期對峙與當時的社會形態和內政制度有關，但其宏觀層面的表現，就是南京政權與巴蜀首尾太遠，南京或成都的政權都容易削弱北伐意志。三國最終統一已是傾向於國力比拼的結果。

再有一次北部連橫戰略的成形，是關中的前秦苻堅政權。他是先從關中向關東拓進，滅前燕取河北和中原，實現了北方連橫態勢。北方連橫格局完成後，苻堅效仿西晉統一，優先攻取下益州。這次北方統一有很多內政、民族、階級的因素，從政治角度來講是半集權，不牢固的。但從地緣形勢上來講，除了荊州江漢平原，苻堅已經取得統一的基本地緣條件。可是意外的是，前秦在東晉江淮防線的正面戰場竟一潰千里。其實，荊州之地，恰恰是他與秦漢隋唐統一前的差別所在。劉邦在楚漢戰爭期間，說服佔據荊州的臨江王保持中立，其實就是偏向自己。而秦、隋、唐的統一中，面對東南盤踞強力政權時，無不先取荊州的江漢平原，佔據上游優勢。前秦苻堅在攻取宛襄後，面對桓衝這樣的強勢軍閥，並未平定整個荊州，數萬嫡系精銳仍被牽制，就強行衝擊江淮防線，試圖一戰而攻滅東晉中樞。他和蔣公一樣，太喜歡名義上的統一了。而東晉桓家的十萬荊州兵，牢牢牽制著部分前秦主力，而讓苻堅在東線正面戰場上不得不更多依靠異族降卒，也是淝水無厘頭戰敗的原因之一。即使是此前西晉滅吳的這次國力壓倒性戰爭，西晉也是多路出擊，攻擊建鄴的同時，已經取得了在長江中上游的主動權。假設苻堅能有耐心先取桓家的荊州江漢平原，從長江上游和江淮平原兩路對東晉中樞施壓，結果或大為不同，也許苻堅內部的政治地雷會得引爆遲一些，讓他過一把西晉短暫統一的癮也不錯。

說起南部連橫，屬魏晉南北朝時間最長最密集。東晉南朝發動的幾次北伐，主要有襄南一路在西，和江淮一路在東。從荊州九郡的南襄盆地入武關，向西直接逼近長安和關中，面北可威逼洛陽。這一路祖狄北伐嘗試過，劉裕北伐也同時從此路出擊。荊襄是桓溫大本營，桓溫更是以此路北伐擴充套件自己實力。但這路，歷來不為遠居江南的南京中樞所提倡。即使有此一路，也多為配合協防以策應江淮東路北伐，在西邊進行牽制。應該說，荊州板塊，不僅是南方政權實施連橫的關節和存活屏障，也是南方政權歷來破局西部合縱和北部連橫的戰略主動權支點所在，更是威脅江南政權的上游高地所在。東晉桓氏，南梁兩蕭氏，都是依此起家。北宋的的南部連橫，也是均勢較持久的一次。最初的岳飛北伐，正是從南襄盆地一路收復中原。而從東路江淮北伐，雖然能取得短暫成果，卻終會因江南中樞對淮河以北的控制之難，而功虧一簣。東晉的幾次北伐莫不如此。劉裕無法消化後秦。兵力中心與政權中樞的重合與偏離，是一個南方連橫局面下，很少能解決的地緣政治死結。

南方連橫無法在北方分裂時北伐統一，但北方連橫完成時，卻相對容易打破南方連橫。關鍵點，還是在荊襄。荊襄這一要地，對南方政權太重要了。北宋的統一，就是在五代已經做成長期北方連橫之勢的情況下，選擇先掐取荊州，隔絕巴蜀，阻斷江南上下游。取荊州破掉南方連橫外交之勢，巴蜀和江南各方勢力，基本都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收入囊中，甚至不戰而勝。這種先拿荊州的北方連橫統一戰略相對就很成功。但不費力氣不運動，肌肉不發達，北宋的準統一，基本在收復南方和滅亡北漢後，就停滯不前了。早前的南北朝均勢之被打破起點，就是侯景之亂後，荊襄北部，南襄盆地，江漢平原被北朝趁勢取得，南朝便開始一路勢頹。後來的南明政權，則是面對巴蜀有大西，荊襄有大順，根本無法形成南方連橫，無法與北方均勢對峙。

歷史上，有過兩次東部板塊合縱下的自東向西：一次是大平原東北方的東漢光武帝劉秀，一次是大平原東南方的明太祖朱元璋。

東漢開國，起家自河北。劉秀雖然成名於南陽集團，但稱帝一統的資本是河北集團。劉秀在河北整合各方，以統一的河北為腹地，重新奪回中原。此時東南歸附。整個東線合縱成功。之後，劉秀在北插入關中，在南收復荊襄。把隗囂、竇融、成家和更始殘餘封鎖在第二地理階梯以內。最後向北平定河套，再向西定隴原，向南復巴蜀。從北向南，由開闊區向封閉區，依次推進，實現統一。這是一次典型的自東向西統一。

河北板塊其實一直是逐鹿天下的檯面競爭者。宋以前，河北的中心在殷鄴邯鄲一帶。從黃河改道圖來看，黃河是逐漸南移的，殷商、邯鄲、鄴城時期，這裡都是臨近黃河天險的形勝地帶。宋以前，最受黃河改道影響的地區，也當屬河北地區。曹操後期的方針，也是經營鄴城，以河北為後方腹地，穩定經營。只是曹操沒能拿下江東孫權，未能實現戰略目標，轉而進入南北均勢。可見河北一直是帝業之鄉。也非常適合自東向西的統一模式。

明朝開國，一般被認為是唯一一次從南到北的統一。從都城方位來看的確，但是本質上，推進路線其實是從東到西。朱元璋的南京政權，和東吳、東晉、南朝，那些走南三板連橫策略的南方政權是大大的不一樣。從朱元璋的統一路徑就可以看出，朱元璋除了拿下對江東平原政權至為重要的上游江漢平原外，並未將華南和東南進行先期整合。而是滅張士誠，一路向山東進行兼併。取得山東半島後，再定中原，進河北。將華北平原盡收之後，與東漢光武帝相同，將殘餘實力逼入第二地理階梯，再向西橫插一槓子，先入關中，隔絕關中以南、以西、以北三方。當他在西北清剿元朝殘餘勢力，最後才攻滅盤踞巴蜀的大夏。這一獨到的統一戰略，朱元璋自己就講的很清楚：

朱元璋親自制定了“撤遮蔽、剪羽翼、據戶檻”戰略。所以明朝席捲戰略與六朝時期的南京政權穩固的“巴蜀-荊襄-江淮”格局完全不同。朱元璋統一中國是從南京分北、南兩路同時向西推進：

第一階段：

北線：江南（南京）-山東-河南-河北-元大都（北京）-山西-陝西

南線：江南（南京）-浙江-福建-兩湖-兩廣

第二階段：

甘肅-四川

第三階段：

雲南/遼東

巴蜀的平定，比大都北京都要晚。比起自南向北，這其實是自東向西。朱元璋的戰略眼光獨到，這也是南京政權唯一一次統一的重要因素之一。明朝與東漢的都城方位雖不同，但皆是自東向西的統一。

後來的太平天國，雖然有北伐之志，但是從內政能力上來說，不具備足夠的逐鹿政權屬性。太平天國對江漢平原尚不能收入囊中，何況湘軍的崛起，正說明沒有江漢上游屏障，根本沒有江南（江東）割據勢力的未來。清廷的重點也是從荊襄板塊，對太平天國側面截斷和蠶食。朱元璋是先定荊襄，再北伐，無論南京政權選擇南部連橫還是東部合縱，荊襄都是必取之地。你不取人家，人家也一定會先拉你後腿。

東部合縱下的自東向西，與西部合縱下的自西向東是一個對向推進過程。自東向西的關鍵在於，西部是否分裂狀態，能否掌握上黨晉南、荊襄南陽這些側翼重鎮。畢竟自東向西是對西部分裂勢力逐個擊破。如果直面統一西部政權下的函潼天險，如果沒有王朝末期內部瓦解因素推動，北方也會形成東西魏般拉鋸態勢。

明朝是唯一一次南京政權實現了大一統。就是因為沒有奉行吳蜀、東晉、南朝的半壁思路，巴蜀、荊襄、江南三大板塊連橫戰略。從蜀吳聯盟第一次採用南部板塊的連橫戰略開始，東吳、東晉、南朝、南宋等江南政權，就都能穩定下國祚，保有半壁江山，與南方形成長期均勢。但歷史上卻從未以此戰略統一過。其最終命運，也通常是巴蜀、荊襄被最終蠶食。

江淮平原、江東平原，及黃淮海平原，加上山東丘陵區域，組成了一個三角形的中國腹地平原——華夏大平原。北京位於北角，南京（含杭州）位於南角，洛陽位於西角。而西角又有一個優質的延伸地塊，即向第二地理階梯插入一把鋼刃形的狹長關中平原，是長安所在。這三個角，就是中國曆代政權定都頻次最高的四大古都。長安與北京，是外向型首都。南京與洛陽，則顯內向型。南京地處南方，並無強敵近患，對北方外部壓力中心難免鞭長莫及，所以多為南方政權都城。而明朝這一次統一，其實是反其道而行，不以整個南方為腹地，不以長江流域劃線，而是平原南角之資，直接北進爭奪華夏大平原。明朝和東漢，一南一北，統一的關鍵點都在於，最先把這個三角形平原全部收歸囊中，再去解決其他版塊。而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無法實踐明朝這一次先東再西，先北後南的戰略，則是因為始終沒能有效控制河北平原，尤其是在北京緊連的東北平原已經淪陷的前提下，先轉而向西，亂掉方向。當然，從宋朝東北平原板塊加入逐鹿以後，先前華夏大平原內部的地緣平衡已經被打破，持續到今天的一種更強勢的統一路徑出現了，即更大版圖格局中，北部板塊合縱下的自北向南統一。

北部板塊合縱下的自北向南統一，北魏最先幹過。來自蒙古高原上的鮮卑北魏，先是把劍插入呂梁、太行兩脈合圍的穀道，即山河表裡的山西，這道在河北和關中斜向上，互為牆壘的屏障和通道。這是先切斷東西的通聯，然後縱向從幽雲（幽為北京一帶，云為山西大同朔州一帶，即北魏首都平城）方向推進取得河北，再從陰山河套方向縱向取得關中。這是蒙古高原勢力的第一次統一嘗試。

北宋時期，幽燕屏障一直無法收復，華夏大平原北角的幽州(北京）也一直被控制在蒙古高原政權——遼的手中。當東北崛起的金滅了遼，轉而南下的時候，再次縱向深入佔據太行山一脈，經過反覆爭奪，同樣是先從幽燕下河北，沿山西再取關中，盡收北方，與北魏相似。

蒙元的統一，也以山西呂梁、太行為軸，兩側同時向南縱向推進。但元統一北方後，是從西部最先貫穿到巴蜀、雲南，最終對東南形成合圍之勢。而清朝統一，以及解放戰爭中最先奪取東北平原的共和國軍隊，則是從東部縱向南下貫穿福建、廣東，再向西南合圍。明代以後，高寒作物逐漸引進和推廣，東北平原的人口經濟、農業權重和地方實力得到逐漸增強。明以後從東北進入華夏大平原的勢力，比如清軍，偽滿日本侵略者，解放軍的進軍路線是比較相似的。

以上這些，就是對各朝統一的路徑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還有過一次西部合縱戰略的歷史機遇，即李自成的大順政權。

關中平原的農業經濟自宋以後已經衰落，但偏守一方並非不可為。李自成已經掌握大關隴板塊的基本盤，但在內戰和戰略上並不成熟。他把顛覆明朝中樞作為政治目標，而無視宋以後，已經數次入主中原，完全不應該被忽視的東北板塊及清朝勢力。他攻滅北京明政權，其實反而是讓自己失去了面對更強悍的東北外族之緩衝和屏障。如果他當時能夠走要求明朝承認封王的政治路線，向北鞏固山西防線，向南進取巴蜀，在內政上加強治理，開放文官渠道以籠絡地方鄉紳，謀求與明清形成鼎足均勢，以西部合縱之勢長期圖謀天下並非不可。他沒有像歷朝關中政權一樣向巴蜀用兵以彌補關中經濟體量不足的劣勢，形成對荊襄的俯視，卻貿然向北進兵，滅了北京政權，讓自己暴露於清軍鐵蹄之下，讓自己與南明在政治立場上失去迴旋的餘地。他的敗筆在一味向北攻擊明廷，而未實踐傳統西部合縱戰略的向南補入巴蜀。

李自成能走呂梁太行間谷地通道，直抵大同，從居庸關攻破北京，足以說明關中政權仍留有宋朝以前對河北中心城市的戰略威脅。抗日戰爭也說明了，即使軍備、經濟上都有明顯差距，僅憑藉地理形勝，西部合縱對東部仍留有一定保全性的戰略優勢。但是經濟權重倍增的東北平原，捲入天下逐鹿之勢後，唐以後庶族地主階級成為主流，儒家天無二日的忠孝意識讓非民族性的分裂失去法統支援後，分裂的頻率和程度越來與小，西部逐鹿的創業型政權幾乎沒有機會再出現過。除了短暫的明初和民國國民政府，可以說金、元、清、日本侵略者、共和國，都是以緊鄰的蒙古高原東南部或東北平原為根基，縱向南下，且這條路線也越發偏東。而且明朝也是被鎮守幽州的藩王在東線南下奪權，隨後遷都北京。可以說，宋以後是東北方向勢力一枝獨秀的時代。這是此前長安多為內部競爭中勝出的創業之都，而北京則多為蒙古、東北勢力，及華夏平原的選遷之都，二者區別就在這裡。關中貫聯著山西谷地，仍是長期以來能夠迅速威逼北京的重要板塊，以及北京王朝維繫第二地理階梯北、南、西三個方向的經略前沿。長安為都的歲月，也不乏漁陽戍邊，白登之圍，劉秀稱帝，安史之亂，這些來自河北板塊的威脅。所以西安也一直是宋以後各王朝重點看管得物件，總是給予一定超越其經濟規格的政治待遇。

還有叛清後佔據巴蜀的吳三桂，如果能北上關中，或可揮師山西，直逼北京。如果能東下荊襄，則可覆壓南京，以圖半壁。但歷史和吳三桂的進軍路線都一次次證明，以巴蜀為根基，無論是東討荊襄，還是北上關中，難度都很大。六十歲才被迫造反的吳三桂，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可聚焦西部合縱或南部連橫，其中任何一個長久戰略。

中國之所以能夠統一，是因為外圍有高山為屏障，既難出，也難進。即使唯一海拔較低的高原，蒙古高原，那些生活其上，與漢地一直纏鬥的一波波遊牧民族，其實也是被山巒環繞的地形。所以他們也經常能夠統一草原，目光也會經常放在目之所及的富饒南邊——漢地。而漢地的核心大平原，又非常集中於東部，一馬平川，沒有被分割成多塊。因此，華夏早期，外圍的經濟、文化、政治、軍事就都落後於富庶得華北平原。華夏農業核心區，自然地形成了安土重遷得農耕文明高地，並不斷向周邊擴散輻射，逐漸納入，直到盡收東亞山巒內所有的土地。我們的農耕文明也因此十分穩定，不像同緯度的羅馬帝國，並沒有核心區平原的地緣辨識度，僅僅依靠地中海為交通紐帶，一個狹長伸入地中海的半島為中心，統領著四面海岸線上，多片隔海得農業經濟高地。從地緣上看，這就無法逃離最終分崩離析且難以重新聚合的命運。事實上，羅馬帝國本就是相容幷蓄的多元文化，今天也是不同的文明區域，本質上就與早早進入文化共識的華夏稟賦不同。農耕的華夏文明信仰祖先崇拜，在穩定地耕作活動中，信奉天道酬勤的天人觀，得以綿延數千年之久。即使異族入華，從地緣經濟角度來講，也唯有順應這種農耕社會的制度，才能盡享華夏富足的農業經濟存量。我們這片核心大平原，又偏於北方，所以北方作為農業經濟高地，統一的條件優勢更強。後來新晉的東北肥沃大平原，更是處於華北平原的東北方向。北京這塊區域，作為兩個大平原的連線點，自然而然成為了農業社會歷史近數百年以來的首要選擇，儘管好像沒有一個定都北京的朝代是在這個區域進行初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