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翻閱我們近代歷史的時候，都有一種悲愴和屈辱的感覺湧上心頭因為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落後捱打的歷史。

悲傷之餘，還會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這世界上既然有了古老偉大的文明古國中國，為什麼還會有西方國家？

西方有文藝復興、有資本主義興起，有工業化革命，有民主傳統，讓我們有點自慚形穢，自嘆不如。

面對著中國近代的巨大落後，近代中國很多開明人士感到絕望，甚至認為以東西方差距之大，我們對西方文明似乎永遠都趕不上了。

可是日本的崛起卻否定了我們的悲觀，給了我們啟迪，給了我們信心。它用實際行動告訴近代華人，原來東方人並不笨，這種差距也可以縮小甚至超越他們。

日本跟中國都是黃種人，同種同文，而且日本是蕞爾小國，按照一般規律，日本擺脫不了宿命，永遠要在中國的後面當小弟。

日本生在一個孤島之上，而且資源匱乏，比較起來中國要比日本要優越了不知道多少倍。

從地理上說，日本是個先天不足，命非常苦的孩子。

正是日本的地位讓日本人感到自卑，所以一千多年以來，日本一直仰慕我中華燦爛文明，誠惶誠恐拜中國為師，亦步亦趨向中國學習。

19世紀之前，中國跟日本一樣自給自足、閉關鎖國、悠閒自得。日本的鎖國力度一點也不比中國小，早在163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跟中國皇帝一樣，害怕開放丟失了自己的政權，頒佈了禁止華人跟西方人通商的鎖國法令。

不過日本也曾允許自己的國民，在指定的九州長崎跟外華人進行交易，日本人因此耳濡目染向荷蘭人學習了不少先進的東西包括理念。

19世紀中葉，中日這對難兄難弟先後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啟國門，都飽嘗了喪權辱國的屈辱，都見證了西方列強的威猛和強大。

所不同的是，大清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再接再厲，見了棺材也不流淚。

日本沒有歷史包袱，沒有文化優越感，所以日本採用的是實用主義，只要是有用的都要借鑑甚至原封不動拿來。

既然日本沒有自己引以為榮的文化和歷史，所以他們對西方文化和制度沒有牴觸心理，所以日本人在蒙受屈辱後，對西方的一切都如飢似渴。

1853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文章闡述了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被日本史學家公認的最早、最系統、最全面的“脫亞入歐”理論。日本的史學界甚至把它編入了日本近代史的大事年表，可見其影響非常深遠。福澤諭吉在文章中指出，中國跟西方相比，已經淪落為“非文明”國家，日本要再以中國為師，只能被世界文明拋棄，死路一條。

福澤諭吉斷言只有向西方學習，融入西方文明，才能讓日本強大。

他說，總有一天日本不但可以讓支那人頂禮膜拜和臣服，還會跟列強平起平坐、揚眉吐氣，“而且辱其英人，而將東洋權柄掌握於吾國之中。”

1896年，日本學者、政治家竹越與三郎進一步闡述，日本應該以歐洲文明的繼承者自居，洗心革面跟過去告別，鳳凰涅槃獲得新生。廢派遣使團出訪歐美，考察學習西方先進政治司法制度

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吸取西方文化精華。

透過國營工業，帶動私營工業發展，用各種手段扶植鼓勵私營工業。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確認土地私有制，

發展重工業，國家興辦軍事工業。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和通訊業。

發展對外貿易，拓展國際市場。

建立一套類似西方的警察、司法制度。

發展現代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國家建設人才。

軍隊向歐洲學習，建立起跟歐洲相同的軍事體制。

總之，跟中國相比，日本的脫亞入歐是徹底的，動真格的，是壯士斷腕式的，不像中國只搞洋務，不學精髓，治標不治本，註定要被時代淘汰。

但是日本的西化也走了樣，沒有引進西方民主體制，過分強調政府主導和政府權威，以及行政干預，導致日本強大之後，法西斯軍國主義主導了日本，為日本入侵亞洲各國埋下伏筆。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日本近代文明的締造者之一。他一方面介紹先進國家情形，以促進“文明開化”；另一方面又鼓勵日本人發揚獨立精神，以保持在列強環伺下的日本民族的獨立。著名的口號“脫亞入歐”，即是福澤諭吉首先呼喊出。

對日本來說，“脫亞入歐”不但是一個擺脫半殖民地而躋身列強的過程，同時也是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上向西方靠攏的過程。透過派遣考察團、派遣留學生、聘請西洋顧問、翻譯西方名著，以及同西方列強打交道，日本民族貪婪地學習西方文明，其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逐漸西化。久而久之，日本人開始以西方人自居，時時處處與西方列強看齊。既然擠進了“西方貴族俱樂部”，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也隨之膨脹起來。一些日本學者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優越於任何其他民族，應當統治全世界。侵華戰爭中，日本對中國的抗日力量進行攻擊之時，所用詞彙往往是“討伐”“膺懲”“掃蕩”和“治安強化”之類，完全是一副居高臨下的統治者姿態。這種惡劣影響，相沿成習，延續至今。

至於西方人如何看，當一個落後國家向你靠攏，學習你的文明，當然是有優越感的。但當日本的發展超越部分國家，則心裡五味雜陳，出手制約也在情理之中。表面上日本脫亞入歐，實則是西方允許它脫亞入歐。

一般認為這是一萬元鈔票上的福澤諭吉的主張。

時間是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在日本報章《時事新報》發表的短文。

福澤諭吉的基本觀念認為，以中國文化為領袖的東亞文化以及制度，曾經是非常輝煌強大的。但是，由於故步自封、閉關鎖國，目前中國思想和儒教文化已經落後於世界。

歐洲和美洲利用更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一個個強國，並且打敗了外強中乾的中國和江戶幕府時代日本。

日本目前雖然進行了明治維新，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思想上還缺少根本的啟蒙。

日本必須吸收西方文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完成徹底的西化，才能夠成為強大的國家。

如果日本不這麼做，下場就會同滿清一樣。

後來他寫文支援甲午戰爭：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大清帝國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大清帝國內，令華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它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

而當時日本國內很多政治家認為，可以聯合中國、北韓（其實是團並）、印度一同發展。

還有政治家認為日本傳統文化並不落後，必須復興。

對此，福澤諭吉認為中國已經是亞洲文化最先進的國家，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就可想而知。

所以，他認為必須同亞洲劃清界限，防止受到這些國家的影響：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之戰”；認為北韓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在主張與東亞鄰國“絕交”之外，福澤還主張“東洋連帶論”。他認為東亞各國只有進行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擺脫被西洋國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澤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援，幫助西洋文明在東洋的“蔓延”。

實際上，託亞入歐對於日本來說不可能。這是因為日本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尤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今天走在東京街頭，隨處可見漢字。一個傳統文化比較深厚的國家，想要擺脫自己的根基是不可能的。

日本“脫亞入歐”的提出者，是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是19世紀推動了明治維新運動的日本思想家、教育家。

他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並於1885年3月16日在日本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短文《脫亞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帶有著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元素——這也是當時全世界最主流的思想潮流之一。

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應該學習西方文明，放棄中華的儒家思想。優勝劣汰，要脫離被歐洲殖民的亞洲，加入到歐洲殖民者的行列。這就是所謂的“脫亞入歐”。

在福澤諭吉看來：

他堅定地認為東方必定失敗，所以日本必須加入到西方。

與福澤諭吉同期相對立的思想家，還包括岡倉天心、竹內好等人，他們主張的是“大亞洲主義”，也就是說由日本領導亞洲諸國，對抗西方的侵略。這種思想主導了日俄戰爭的輿論。

當然，大家也都看得出來。日本人提出的“大亞洲主義”，其實就是有利於日本侵略的亞洲版“門羅主義”。

總而言之，這些思想都是19-20世紀湧現出來服務於日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