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古往今來知名度很高的官員，也是個賢人。在老百姓心目中永恆的“包青天”。隨著戲曲、電視劇的傳播，包公的形象早已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然而，包公的故事更多是傳說，更多是老百姓盼望清官的一種精神寄託。他秉公執法，一身正氣，世代傳頌，歷久不衰，贏得世人的敬仰。

舞臺上的包公形象與現實中的包拯

對包拯形象的塑造和傳揚始於其身前。而源於宋代的話本並紅火於元代的包公戲，自明清到近代，不斷髮展，推陳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愛。現存18種元代公案戲中，寫包公審案斷獄的就達11種，如無名氏的《包待制陳州糶米》、關漢卿的《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等；明清又誕生20種。明代《元曲選》100種裡包公戲佔10種；開啟《京劇劇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戲，《金丸記》、《桃花記》、《胭脂記》、《珍珠記》、《雙釘案》、《正朝陽》、《鍘美案》、《赤桑鎮》、《鍘包勉》、《砸鑾駕》、《打龍袍》等保留劇目歷久不衰。1993～1995年，長達236集的臺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風靡大陸和臺、港、澳地區、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

舞臺上的包公形象依照“鐵面無私”漸漸有了“定規”，即“相貂”（帽翅加長的宰相帽）、“黑滿”（烏黑濃密的飄胸長鬚）、黑蟒（袍）、厚底（靴）且額頭上長著“月牙”，這月牙兒有“上昭日月”的含義，黑臉（鐵面）包公一出場，就明顯有別於其他人物。頭臉烏黑，眉心懸個月牙兒，掌管陰陽兩界，斷案如神。這是戲曲裡的包拯形象。

歷史上的包公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開封包公研究會副會長李良學分析說：“宋代史書，均沒有包公黑臉的片言隻語記載，說明包拯的臉面並不黑，是一個白面書生。那麼，後來包拯的臉面是怎麼變黑的？又有什麼意義呢？包拯的黑臉是元明以來戲劇化妝師設計的一項傑作，象徵包拯鐵面無私、執法如山的精神，只是一個文學藝術形象，與包拯本來面貌無關。”包拯的個子也不高（據1973年合肥肥東大興集發現的包拯墓中，專家們分析包拯個子只有1.65米左右）。在包公升堂斷案過程中一般都有兩樣道具。其一為獨角獸。傳說中斷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見人爭鬥就用角去頂壞人”。包拯公案上置有獨角獸，以示“曲直明鑑”。其二為三口銅鍘。龍頭鍘斬皇親國戚，虎頭鍘斬貪官汙吏，狗頭鍘斬市井刁民。史書上沒有記載，事實也沒有。舞臺上出現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公孫先生、南俠展昭，那些出神入化的情節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只是在戲劇手法上描寫他斷案故事更加的精彩。

包拯是一個實幹家，61歲的他就被任命為三司使，負責全國經濟工作，展現出了經濟改革的天賦，比如改“科率”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價格購買農民要繳的上供物資；免除部分地區“折變”，即廢除農民將糧食變成現錢納稅的規定等措施。開展經濟工作卓有成效，兩年後，包拯被提拔為樞密副使，相當於主管軍事的副國防部長，至此，包拯才算正式進入了中央執政官的行列。在一年後，包拯病逝，開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親自到包家弔唁，並宣佈停朝一天以示哀悼。當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儉樸，又聽聞他“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如初宦時”，不禁感慨！

黑夜裡有了那一彎月

這個人間就有了公正廉潔

永恆在百姓心頭嚮往著神聖的熱烈

青天是幾百年來的人民呼喚的使者

三口銅鍘支撐起公正廉明的世界

為民請命從不在權勢面前膽怯

總是懷著一腔熱血

懲處那禍國殃民的奸邪

開封府裡詠歎著

一代清官在把時光審閱

包文正傲立在千百年來風雨歲月

歷史上的包拯當然沒有傳說或舞臺影視作品中的包公那樣神奇。他既有政職、軍職、亦有文職，甚至有閒職，還做諫官。他能流芳百世，主要他不畏權勢，曾六次彈劾當朝張貴妃伯父張堯佐6次。他的:忠君、愛國、愛民，剛直不阿，清正廉明，高風亮節，才成為膾炙人口的千古第一清官。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1027年考上進士，歷任建昌知縣、天長知縣、端州知州、監察御史、龍圖閣直學士、京東轉運使、河北轉運使、開封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1062年去世，享年64歲。

從包公的履歷，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一生豐富的經歷，和仕途的順利，他是當過大官的，比如御史中丞，這在宋朝已經是言官的最高職務了，比如三司使，是最高財政長官，比如樞密副使，相當於三軍副司令。由此可知，在當時，包公是一位位高權重、聲名赫赫的人物。那麼，作為官員，而且是作為官職很大的官員，包公在當時有什麼具體的表現和作為呢？

一、包公是當時最廉潔的高官。1040年，包公出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端州產硯，名氣很大，稱端硯，是朝廷貢品。那些權貴，均以得到端硯為榮。因此，在端州任職的官員，似乎找到了一條升官的捷徑，紛紛打著納貢的幌子，以多出數十倍的數目徵收，假公營私，拿著公家的東西去結交打點。包公到端州後，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自斷這條升官捷徑，全部減去多餘的徵收，僅徵收進貢的數目。他還在端州衙壁上寫下：“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他認為做官當除貪慾，謀正道，以做清官為榮，以做貪官為恥，他當了三年知州，“歲滿不持一硯歸”。

二、包公是當時最不講情面的御史。皇帝宋仁宗寵幸張美人，張美人的堂伯父叫張堯佐，進士出身，在地方任過推官、知州，在朝中任過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美人想光大自己的門楣，多次吹“枕頭風”，希望宋仁宗提拔自己的伯父出任宣徽使。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張堯佐為宣徽使的方案拋了出來，誰知，御史包公當場表示反對，使宋仁宗的提議未獲透過，而且包拯說話時，由於情緒激憤，唾沫星子還濺了宋仁宗一臉，弄得很沒面子。後來，當張美人問及此事時，宋仁宗發怒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公是御史嗎？”

三、包公是當時最孤獨的大臣。包公做官行事，只論是非，不論利害，只論榮辱，不論得失。包公任過很多要職，很多門生故吏和親朋好友找他打招呼、批條子，希望傍著他得到好處，但一律被嚴詞拒絕，他的心裡只有朝廷綱紀和百姓冷暖，那些門生和親朋，誰也別想透過他撈到任何好處，所以，“故人、親黨皆絕之”。去世前，他還在遺言中說：“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就是後代中做官的人，如果體育活動受賄，死了都不能埋到祖墳中。於是，大家紛紛離他而去。

在人情關係的力量遠遠勝過綱紀國法的官場，包拯形影相弔，門可羅雀，顯得十分孤立。然而，孤獨一生的包公，卻是那些貪官汙吏眼中的煞星，他也因此名垂青史。

《三俠五義》中說，包拯，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

在戲說與戲曲中，包拯是正義的化身，是剛正不阿、無私清廉的代表。

缺什麼補什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伸張的正義，無法訴說的冤屈，在戲曲中加工，在傳說中發揚，百姓期盼公道，所以有了“青天”，有了開封府的三口銅鍘。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君明賢臣，安居樂業。敢向皇親國戚開刀，日子如何不好過？

歷史上的包公誰也沒見過，映象最深的，只知道這個包公，頭上有月牙，黑臉，鐵面無私一身正氣，尚方寶劍先斬後奏。

（古代中國財神畫像，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本）

包公是清官，人所共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財神。

不對啊，財神不是騎老虎的趙公明嗎？不是提大刀的關雲長嗎？中國民間崇拜財神，將趙公明奉為財神，將關雲長奉為財神，將《封神榜》裡被挖心的比干奉為財神。至於包公包青天，決不會有人拿他當財神的。

問題是，包公實實在在做過財神。

（1942年北京琉璃廠出售的套色版畫《搖錢樹》，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本）

來，我們看看他的履歷。

包公生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二月，死於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活了六十四個週年。按古人喜歡在週年上虛增一歲的規矩，我們可以說包公享年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的一生，官場生涯有多長呢？僅有二十七年。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 年），二十九歲的包公中了進士。按唐宋兩朝的規矩，進士只是學位，不是官位，進士想做官，還要參加國家人事部門的選拔考試。這種考試主要測驗考生對法令、判例與公文書寫的熟悉程度，近似於現在的公務員考試。通過了這種考試，進士方有做官的資格。

參加人事選拔考試是需要在職官員舉薦的，每名考生都要拿到三份以上的舉薦狀，也就是說，需要三名以上在職官員的點贊，否則就失去了考試資格。包公的爸爸包令儀是在職官員，他的岳父董浩是在職官員，他同年進士文彥博的爸爸文洎也是在職官員，作為官宦子弟，他很順利的拿到了三份以上的舉薦狀，很順利的參加了考試，並且很順利的通過了。您想啊，他少年時隨父上任，在爸爸衙門裡看慣了律條與公文，當然容易通過了。

當年唐朝大詩人韓愈中進士後，去吏部參加人事選拔考試，第一次沒透過，第二次沒透過，第三次又敗北，連續考了四年，才得到一個官職。我們的包公比韓愈幸運多了，馬到成功，一戰成名。

朝廷為包公分派官職，官銜是“大理評事”，職位是“知建昌縣”。請大家注意，宋朝的“官”和“職”是分開的，“官”用來定品級，“職”用來定工作。“大理評事”是官，表明包公是八品官；“知建昌縣”是職，表明包公要去建昌縣（今江西省永修縣）做知縣。但是包公沒有去，因為他爸爸已經退休，回到了安徽合肥，他想去距離父母近的地方做官。於是朝廷改派他“監和州稅”，去安徽和縣當稅務局長。包公還是不去赴任，他跟朝廷請假，回合肥侍奉父母去了。

包公在合肥老家住了整整十年，直到他父母離世，直到他守喪完畢，直到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他才正式開始做官——朝廷派他“知天長縣”，去安徽天長當知縣。這一年，他三十九歲。

知縣三年為一任，包公做了三年，升了官，被改派到端州當知州。端州就是廣東肇慶，那裡出端硯，前文硯臺的故事就是在那裡發生的。

知州也是三年為一任，待知州任滿，包公被調回京城，職位是“勾當京東排岸司”，負責疏浚南北水運通道蔡河，使河堤不決，河船不堵，使南方的稻米、絲綢、水產、銅錢、香料可以一帆風順運抵京師。所以呢，這個官職與財政有關，受當時中央財政部門“三司”轄下的“勾當河渠司”直接管轄。

疏浚蔡河約半年，包公再次調任，從財政部門進入監察部門，任“監察御史裡行”，也就是見習監察官。再半年後，見習監察官變成正式監察官，包公成了“監察御史”。

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包公四十七歲，以監察御史身份兼任“送伴契丹使”，護送遼國使臣回國。從遼國回來，朝廷又讓他兼任“契丹正旦使”，代表宋朝為遼國皇帝和皇太后拜年。古代交通不便，包公一生僅出過兩次國，就是兼任“送伴契丹使”與“契丹正旦使”這兩次。

慶曆六年（1046年），包公四十八歲，仍任監察御史，同時兼任“三司戶部判官”，相當於財政部的署長級別。本年六月出任“京東轉運使”，相當於主管財政的省長，轄區在今山東大部與河南東部。

慶曆七年（1047年），包公從京東轉運使調任“陝西轉運使”，仍然是主管財政的地方長官，只是管轄區域從山東變成了陝西。

慶曆八年（1048年），包公五十歲，調任“河北轉運使”，尚未赴任，又改為“三司戶部副使”，從財政部的署長升任次長。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包公五十二歲，奉命“知諫院”，從財政部次長改任監察院長。

皇祐四年（1052年），加“龍圖閣直學士”銜，出任“河北都轉運使”，整理財稅，籌措軍餉，為抗擊遼軍進襲做準備。說穿了，主要職責還是財政。幾個月後改任“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即河北軍區司令，直接管軍事。

此後幾年，包公先後出任廬州知府、池州知州、江寧知府，至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臘月回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祐三年六月改任御史中丞，期間都不再是財政官員。但是到了嘉祐四年（1059年），他成了“三司使”，也就是財政部長。

（清代京劇《鍘美案》中的包公臉譜）

包公六十一歲當財政部長，當了三年。六十四歲進入國家權力中樞，升任“樞密副使”，即國防部次長（宋朝國防部地位遠高於財政部，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半年後，他在這一職位上去世。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包公三十九歲做官，六十四歲去世，前後二十七年官場生涯，做過知縣、知州、知府、監察院長、國防部次長，既管過民政，也管過軍政，但他管得最多的，恐怕還是財政。勾當京東排岸司、三司戶部判官、三司戶部副使、三司使、京東轉運使、陝西轉運使、河北轉運使、河北都轉運使，哪個職位不是財政？

在中國大陸，管財政的官員俗稱“財神”，包公就是這樣一尊財神。

《包青天》拍了好幾百集，每集都是案子，好像包公一生都在開封府判案。其實呢，他只做了一年半的開封府尹，更多的時間是在管財政，在為大宋朝廷理財呢！

（北宋開封府尹的官印，開封府景區複製品）

以往老百姓喜歡把清官叫做青天大老爺，從一個歷史角度看，昏庸大凡是歷朝歷代的迴避比了的實事，如果分析來看，昏君＋腐臣基本佔據半壁河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又不在少數，真正關注社稷江山，黎明百姓的也就寥寥數人,甚至沒有記載下來，客官可見5000年文明史，能夠記載並且流傳的又有幾人？因此，包公的故事更多是老百姓的青天大老爺情結的演繹……也是老百姓對無奈的最後愉快的表達……

奸佞我們都知道能組合成詞，叫奸臣佞臣。但反之還有一個詞，叫正臣純臣。什麼是正臣純臣呢？就是大公無私、忠純篤實之臣。

我扒拉了下現有的那些答案，有說他懟張美人父一事，此可證其直。但複述其權知開封府之事證其孤時，卻有了錯處。因為在包彈從官之前，就有了：“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這樣的話。

然而包拯是純正之臣。所謂諍臣易貪名，孤臣多走狗，惟純正方可做到“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於衢路”，惟純正才可“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見吳興漢校《孝肅包公墓誌銘》）

一視同仁。可能一些不瞭解他的人，會覺得他斷案啊、懟皇帝啊這些事顯得很青天，很大無私。但別忘了那是個封建王朝，他一昧地為民做主，就只能回家賣紅薯。所以他做的，不是維繫某一階層或群體的利益，是合理地對待其任上的每個問題。

徙知端州時，前任斂貢硯之數數十倍於貢數，皆用於交好權貴。而包拯所做的，只不過是依例足貢而已。

入京遷殿中丞，任監察御史裡行改監察御史後，所言不過官吏事，即便有國策所言也為吏治。

知契丹正旦使使遼，回來後便建言邊策，符合使節言行。

以這三點來說，他的純或一視同仁，便是沒有“尸位素餐”，是“在其位而謀其職”。也正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位三司時，有“吏負錢帛多縲系，間輒逃去，並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這樣置身處地考慮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固執古板地延續舊例。

其實人們並非都受益或受害於他，而是兼有之。只不過他總是認真思考，最終選個受益最多受害最小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這也是他諡號“孝肅”的肅字由來（肅即嚴正認真）。

他只是竭盡所能去做好本職工作。諸如“降知瀘州、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包拯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坐失保任也。”這樣的話也能看出，他並不是沒犯過錯的。但我們常比較的無非是功過二字，功大於過便是好人偉人，過大於功則是壞人惡人。

但無論怎樣去看，包拯都還是個人，那麼像後世將之稱為財神，也不過是他對於商業的重視，和對於當時手工業的支援鼓勵罷了。再其他的神化意味，其實是脫離了包拯真實事蹟的謬誤。因為神化就意味著人不可能辦到，那最終我們只能仰望緬懷這樣的真實事蹟，而後坐視放縱自己和他人。或者此心雖善，但卻可能結惡果，個人以為很不值得提倡。

或者這是包大人最大的一個槽點了。《包拯家訓》中所言：“不從吾志，非吾子孫。”這句話便有些過於嚴苛。志為心之所向，之前其言贓濫之事，確實應該。但涉及到志向……為何不能是忠、直、貞、良、賢、勳、勞、諫、社稷、帷幄、肱骨這些選擇呢？所以，或者包老爺子他太認真了。

包拯

“包公”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一般大眾對“包公”的印象，大多來自公案小說《三俠五義》和《秦香蓮》《打龍袍》《赤桑鎮》《陳州放糧》等戲曲曲目。在小說和戲曲中，“包公”面色黧黑，剛正不阿，斷案神奇，是人們心目中“清官”的代表，深得讀者、觀眾的崇敬。也正是因此，人們往往不稱其名，而敬稱他為“包公”。

但小說、戲曲中的“包公”，畢竟是藝術形象，他的“黑臉”、尤其是他的很多故事，都是虛構、“穿越”而來，雖然有些故事有史書所記本人實跡的影子，卻差之甚遠。

史書記載“包公”最詳細、最可靠的，是《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傳第七十五》和他的《墓誌銘》，宋·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卷四十五》、宋·王稱撰《東都事略·卷七十三》、明·蔣一葵撰《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七·宋》也記有其事蹟。

綜合各書和《墓誌銘》所記，“包公”生平事蹟主要為：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三月二十三(公曆4月11日)。

各書和墓誌對包拯童幼時期所記甚少，只知道他因為對父母很孝順而名聞鄉里。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29歲的包拯考中進士。朝廷任命他為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的“大理寺”初級法官“大理評事”，實任建昌縣（治今江西永修艾城鎮）知縣。

但是，當時包拯的父親、母親都已年老，願意在家鄉生活，不想跟著包拯到遙遠的地方，報告懇切地向朝廷請求在離家近的地方跟著，朝廷改任他為和州（治今安徽和縣）監稅官。和州鄰近合肥，但包拯的母親還是不樂意去，包拯向朝廷提出辭職，請求批准自己在家奉養父母，得到批准。

幾年以後，包拯的父母先後以高年辭世，包拯因為思念父母，身體非常削瘦，但依然在父母的墓旁搭建了草棚，在草棚中度過了三年守孝期終制。但是，雖然三年守孝期滿，包拯仍不願離開，經過鄉里父老幾次勸勉，又過了二年，才向朝廷報到，出任天長縣（今安徽天長）知縣。

在天長縣，包拯判了一樁後人視為傳奇，並可能由此演繹出他別的神奇斷案故事的案件。有一天，一名百姓到縣衙投訴，說自家的牛被人盜割了舌頭。包拯說：“回去把牛殺了賣肉吧。”時間不長，有人來縣衙，舉報這名百姓私自殺牛。包拯問他：“你為什麼割了人家的牛舌又來舉報他？”舉報者一聽，大感吃驚，承認是自己偷偷割了人家的牛舌。

史書對包拯斷盜割牛舌案所記就這麼簡單。但這一案件所涉當時的世情，卻遠為複雜。唐末五代，戰亂頻仍，牛的養殖量迅速減少，而牛皮可以做鎧甲，牛筋可以做弓弦，牛角可以做弓的兩角，是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因此，政府、軍閥對牛的養殖、牛產品的管理異常嚴格殘酷，甚至達到百姓私用一尺牛皮（一說一寸）就被判死刑的程度。宋朝建國，天下安定，但對殺牛和牛產品的徵用仍然極為重視，百姓私自殺牛，仍是重罪。大約正是因此，盜割牛舌的人才想用盜割牛舌的方法，害死耕牛，嫁禍養牛的百姓，當養牛的百姓聽了包拯的話，殺牛賣肉，盜割牛舌的人才一計不成，再生一計，舉報人傢俬自宰殺耕牛。而包拯略施小計，就破了此案，說明他對國家法律的掌握、人間世情的瞭解，很是清楚深刻，其斷案的“神奇”，其時有著“看破世事”“吃透人情”的凡間智慧。

在天長縣任職後，包拯被提拔為端州（治今廣東肇慶市端州區）知州，後升任管理皇帝衣食住行等生活事務的宮廷機構“殿中省”的中級官員“殿中丞”，協助本部門長官“殿中監”、副官“少監”處理日常事務，“兼勾檢稽失，省署抄目”，大約相當於今天的辦公室主任兼紀檢幹部，官階“從五品上”。端州出產著名的“端硯”，是供應朝廷使用的“貢品”，以前的知州借經常“上貢”的名義，向百姓多徵數十倍的數量，送給京城權貴。但包拯任知州時，每年徵用端硯，都是剛剛湊足朝廷下達的指標，當他離開端州，一方端硯都沒有帶走。

本傳到任“殿中丞”幾個月，國家最高監察機構“御史臺”的長官“御史中丞”王公拱辰援引唐朝制度，請求宋仁宗在御史臺增設“監察御史裡行”一職，得到宋仁宗批准，包拯轉任“監察御史裡行”，“監察御史裡行”即代理監察御史。不久，包拯“轉正”，任監察御史。

包拯出任監察御史的時候，宋仁宗正寵愛一位妃子“張修媛”，“修媛”是位列貴妃（皇后之下）、德妃（貴妃之下）之下第三等的嬪妃。張“修媛”出身低微，想提高叔叔張堯佐的職位，以抬高自己，所以極力向宋仁宗推舉張堯佐。張堯佐曾任開州（治今重慶開州區）知州，後進京擔任略似今天國家信訪局局長的“登聞鼓院”長官“判登聞鼓院”。經過張“修媛”的努力，張堯佐很快出任開封府“掌推勾獄訟之事”的副職“推官”，提點府界公事，同時掌管開封府所轄縣、鎮場務、河渠等公事。諫官餘靖向宋仁宗進諫提拔張堯佐不應太快。但不久張堯佐還是迅速升遷，一直升到國家最高財政機構“三司”的長官“三司使”。

張堯佐

包拯雖然任諫官、監察御史時間不長，資歷很淺，但對宋仁宗“火箭式”提拔張堯佐，仍然進諫阻止。皇佑初年（1049），包拯和另兩位諫官陳昇之、吳奎向宋仁宗進言：“近年以來，水從城中冒出、地震、黃河氾濫等災害發生，這是小人當道所致。天下都認為張堯佐主持財政大計，各地苦於索求無厭，國庫受到藉助的煩擾，法制凋敝，實在是因為張堯佐。臣等認為，親暱之私，聖人也不能避免，但能處理妥當，不造成危機，這才是治國之道。” 但宋仁宗不僅不予採納，反而在不久之後進一步提拔張堯佐他為淮康軍節度使、掌管全國馬政的“群牧制置使”、“總領內諸司使及三班內侍名籍，掌其遷補、郊祀、朝會、宴享供帳，檢視內外進奉名物”的“宣徽南院使”，賜予他的兩個兒子進士出身。

包拯等堅持:“陛下即位將近三十年，沒有失道敗德的事，近五六年來，重用張堯佐，卻引發人們暗中議論，認為過錯不在陛下，而在宮中的女寵……使陛下陷於私暱後宮之過。任命張堯佐的詔書下達那天，太陽陰晦，凶氣濛濛，陛下應用大義決斷，馬上下令追奪張堯佐的官職。萬不得已，宣徽使、節度使可以選擇一個授予他。這樣，才合天意，順人情。”但宋仁宗為了滿足寵妃心願，猶豫不決。

有一天，宋仁宗準備上朝，在走出寢宮門口時，張“修媛”邊送邊撫著仁宗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說：“得得。”

但當宋仁宗剛剛當著朝臣的面宣佈要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包拯就請求發言，極言不可，翻來覆去說了“數百言”，“音吐激憤”，“唾濺帝面”，宋仁宗終於被包拯說服，放棄了對張堯佐的任命。張“修媛”派小宦官往前殿窺探事情的進展，知道包拯“犯顏”進諫，言辭懇切率直，在宋仁宗退朝後向仁宗道歉認錯。宋仁宗舉起袖子擦了擦臉說：“包御史到我近前說話，直接把唾沫都噴在了我臉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拯是監察御史嗎？”

監察御史是“諫官”，職責就是向皇帝進諫，監察各級、各地官員，檢舉官員的不法之事。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還對國家政務、官員行政的優劣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意見。如曾建言：“國家每年賄賂契丹，不是制禦敵人的治本之策。應該練兵選將，務實做好邊防。”又曾請求加強門下省退回皇帝不合理文書、不予下發的“封駁”之制，以及永不起用犯有貪贓之罪的官員，精選地方官，對因父祖、親戚有功而被封官的子弟進行考試，合格後才安排工作等；當時各“路”（略似今天的省）負責財政工作的“轉運使”同時加“按察使”銜，有考察本“路”官員的權力，但這些“轉運使”彈劾官吏很多都指摘小事，互相比著看誰更苛刻、明察，搞得各地官員不能自安，包拯請求朝廷，罷去轉運使的“按察使”職銜。

在任監察御史期間，包拯被選派出使契丹國。契丹安頓宋朝使者的館舍“神水館”相傳有凶怪，沒人敢居住，在包拯到達前幾天，有三名馬伕入住其間，遇到凶事，但包拯毫不忌諱，徑直住了進去。到了契丹國都，契丹國主命令負責接待的官員問包拯：“雄州新開便門，是想招誘中國的叛逃人員，刺探中國的邊疆事務嗎？”包拯回答：“你們的涿州也曾經開便門，刺探邊疆事務，何必一定要開便門？”契丹人無言以對。

出使契丹歸國後，包拯轉任“三司”下屬部門“戶部司”的副職“判官”，後出任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縣南)，轄境相當於今山東徒駭河東南,山東東明、河南寧陵、柘城縣以東地區和江蘇西北角的“京東路”轉運使，之後回朝，改任掌管刊輯經籍的“集賢殿院”官員“直學士”，實任尚書省中層幹部“工部員外郎”，接著出任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又回朝任三司“戶部”副使。其時朝廷在陝西、甘肅一帶設定“斜谷務”，向百姓徵收造船材木，又在南方七個州徵收在河上造橋的竹索，每年都要徵收數十萬條，包拯皆都上奏朝廷，停止徵收。

後契丹在邊塞聚兵，宋朝邊境州縣為之略作警備，朝廷命令包拯前往河北調發軍食。包拯說：“處於邊境的漳河沿岸都是沃土，百姓卻不能耕種，邢（治今河北邢臺）、洺（治今河北永年縣廣府鎮）、趙（治今河北趙縣）三州民田一萬五千頃，一概用於放馬，請全部分給百姓耕種。”朝廷採納了包拯的建議。解州（治今山西解縣）出產土鹽，但國家管理“解鹽”的規定卻給製鹽的百姓造成損失，朝廷命令包拯前往解州規劃相關制度，包拯經過調研，請求允許民間商販買賣“解鹽”。

後朝廷任命包拯為收藏宋真宗御集詩文、書法作品的“天章閣”官員“天章閣待制”、實任於宋仁宗明道元年設定的國家最高監察機構之一“諫院”的長官“知諫院”。在任期間，幾次論述、斥責權幸大臣，請求活動罷除一切皇帝獨自決定、未經朝堂同意，給予官員、內宮人員的賞恩，又上言宋仁宗，“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細分為七項內容：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等，多數得到朝廷批准施行。

其後，朝廷任命包拯為收藏宋太宗書法作品、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以及管理皇室宗族的機構“宗正寺”所進獻的皇族名錄、世譜等物的“龍圖閣”官員“龍圖閣直學士”，實任“河北路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官階“從三品”，是包拯一生所得的最高榮譽職銜，這也是後人稱包拯為“包龍圖”的由來。

在任“河北路都轉運使”之前，包拯曾建議朝廷，在沒有戰事時把駐河北路的部隊移駐內地，但沒有得到宋仁宗的迴應。至此，包拯再次請求：“罷去河北駐軍，分別駐紮河南路的兗（治今山東兗州）、鄆（治今山東東平）、齊（治今山東濟南）、濮（治今山東鄄城縣北舊城鎮）、曹（治今山東曹縣）、濟（治今山東濟寧）等州，如果邊境有警報，也沒有不能及時趕到邊境之憂；或者說河北路駐軍不可驟減，駐軍離開後也可以訓練義勇民兵，稍微發給糧餉，一年的費用，不足駐軍一月之用，有一個州的稅賦，所供養的民兵就很多了。”但仍然沒有得到宋仁宗的迴應。

後包拯改任瀛州（治今河北河間）知州，瀛州過去用政府資金經營貿易，多年虧本十餘萬貫銅錢，包拯上奏朝廷，予以免除。

在瀛州任上，包拯的兒子去世，包拯請求到家鄉近地任職，朝廷改任他為揚州（治今江蘇揚州）知州，又改廬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後回京任刑部中級幹部“郎中”。因薦舉的官員犯錯，被降職為兵部“員外郎”，實任池州（治今安徽貴池）知州。後恢復“刑部郎中”官職，實任江寧府（治今江蘇南京）知府，又從江寧任上被召回京城，以尚書省官員“右司郎中”的身份代理開封府知府。

包拯到任開封府後，雖然只是代理知府，卻認真履職。開封府過去有規定，凡是到府衙打官司，不得直接到知府的辦公地點。包拯卻開啟府衙正門，使告狀的人可以直接到自己面前陳述曲直，使下屬官吏不敢欺瞞案情。開封有官員勢力之家建築花園亭臺，侵佔流經城內的惠民河河道，導致惠民河堵塞不通，包拯任職期間，恰逢城內發大水，包拯把這些人家的堵水建築全部拆除，有官員家屬拿著地契找包拯，稱開封府虛增其花園佔地，包拯親自審驗核實，並向宋仁宗上表，彈劾了有關官員。

包拯為官剛直強毅，開封的不法貴戚、宦官為之收手，聽到包拯的名字、事蹟都感到害怕。因此，人們把包拯笑比作黃河清，既形容包拯性情嚴肅，很少笑，又稱讚他能使治下如黃河清一樣珍貴，開封包括婦女兒童，也知到包拯的聲名，不稱他的名字，而敬稱他“包待制”，並有俗語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為走關係得不到的公平公正，找到象閻羅王一樣不講情面的包拯就行了。

在開封府任職一段時間後，包拯升任高階諫官“諫議大夫”，實任國家最高監察機構之一“御史臺”的代理長官“權御史中丞”。到任後，包拯上奏宋仁宗：“東宮沒有太子很長時間了，天下人都為之很憂慮。陛下這麼長時間不做決定，為什麼呢？”仁宗說：“卿想立誰？”包拯曰：“臣沒有才能，卻做了御史中丞，請求早立太子，是為了宗廟萬世考慮。陛下問臣想立誰，是懷疑臣啊！臣年已七十，而且沒有兒子，不是想透過勸立太子為自己謀福。”仁宗聽後高興地說：“過一陣就商議立太子之事。”包拯又請求宋仁宗裁減宮中工作人員，節省過多的費用，制定條例，督責各“路”部門勤勉工作，允許御史臺薦舉所屬官員，減少國家工作人員假期，宋仁宗一一批准施行。人們稱讚他“包老真中丞”。

其時張方平為“三司”長官“三司使”，透過輸送利益，以低價購買了一名富豪的房產，包拯上奏宋仁宗彈劾張方平，張方平被罷免職務；宋祁接任三司使，包拯又論奏宋祁，宋祁又被罷免。宋仁宗見包拯接連彈劾、罷免兩任三司使，乾脆任命包拯為自己的侍從“樞密直學士”，實任代理三司使。但諫官歐陽修上言：“包拯這是所謂有人牽牛踐踏農田而把牛奪走，對牽牛的人懲罰本已過重，又貪得人家的財富，不是過分了嗎！”包拯見歐陽修彈劾自己，告假回家居，以推辭對自己的任命，很長時間後才上任。

歐陽修

“三司”是國家最高財政機構，掌管全國的財政收支，“三司使”號稱“計相”，在朝中的地位僅次於文官之首宰相、最高軍政長官樞密使。過去“三司”規定，大凡國庫為皇帝準備的物品，都是從各地徵收，時間長了給百姓造成了很多困苦，包拯上任後，特意為之在各地設定“和市”，由政府出錢購買，免去了百姓的煩擾；有的官吏虧政府錢財，因為不能償還，很多都被抓進監獄，有的找機會逃走，政府就把他們的妻子兒女抓起來，包拯把這些大都釋放。

後包拯升任皇帝的秘書、輔助皇帝處理政務，並監察六部，糾彈官吏的“給事中”，實任三司使。幾天後，升任官階正二品的樞密院副長官“樞密副使”。不久，朝廷又提拔他為禮部副長官“禮部侍郎”，包拯堅決推辭不接受。事情還沒有結果，包拯就因病去世，享年年六十四歲。朝廷贈予他禮部尚書榮譽職銜，諡號“孝肅”。古代“諡法”規定，“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執心決斷曰肅”，朝廷給包拯“孝肅”的諡號，是對他孝親、做事有決斷的肯定。

包拯性情嚴峻剛正，厭惡官吏苛刻待人待事，追求為人敦厚，雖然非常憎恨壞人壞事，但未嘗不以忠恕之心對人；與人不無原則地附合，也不以虛言假面取悅人，平日與人從無私信往來，舊交、親戚都斷絕了來往；雖然做了大官，身份高貴，日常穿的衣服、使用的器具、吃喝的飲食卻和沒有做官、身為平民時一樣。

包拯曾說：“後世子孫做官，有貪贓者，本家不得其回家，死後不得葬入祖墳。不順從我的這一想法，就不是我的子孫。”

而包拯的聲名傳遍天下，就連契丹等外國也很敬服，朝廷士大夫、遠方學者，談起他都不稱他的官銜，而是直接稱他為“包公”。包拯去世，他在朝中做官的同鄉、人品又忠誠正直的都哭得極為悲痛，京城官員百姓，莫不感傷，嘆息之聲，聞於大路，為他燒紙祭奠的接連不斷。

包拯在當時和後世，都得到極高評價。宋仁宗說，“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陰幸”；彈劾過他的歐陽修說，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司馬光說，“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劉敞說，包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吳奎說包拯“守法持正，敢任事責，，凜凜然有不可奪之節，蓋孔子所謂大臣者歟！”“力於親，盡瘁於君。峻節高志，凌乎青雲。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自始及終，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潔，與淮水而悠長”；《宋史》總纂、元末宰相脫脫說，包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明代著名宰相張居正說，“若包拯者，真可謂執法之臣，故雖至今兒童婦女猶知稱之，況當時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雖執法而民不以為殘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則可以振紀綱，整風俗，其於治道非小補矣”；著名學者胡適說，“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了。”

“包公”，就是這樣的一個官，這樣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