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的範圍和晚唐時段的界定《說文》:“駢，駕二馬也。從馬並聲。”原意是二馬並駕一車，引申開來即是文字對偶的意思。“儷”，《廣雅·釋詁》解釋為“儷，偶也”。古書中“儷”又可與“麗”相通，指兩張鹿皮並列。因此，“駢”、“儷”都可指兩物並列，正好形象地說明了駢文講究字句對仗、節拍整齊的特點。對偶是駢文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徵。駢文文體成立之後，人們稱之為“今體”、“今文”；唐朝以後有人稱之為“駢儷”；宋人則一般稱之為“四六文”；“駢體”、“駢文”則是清朝才出現的名稱，“清朝別集，始竟以駢文相號召”。

二馬並駕一車駢、散原無涇渭之別。先秦散文中已有駢儷的成分，南朝時期，文章駢儷成分迅猛發展，竟至通篇駢偶。在這個過程當中，又逐漸吸收了詩賦的表現手法，對偶更加精切，用典逐漸繁密，辭藻日趨華贍，駢文遂步入成熟的境地。過於重視藻採形式，容易忽略內容，造成思想貧乏空洞。於是引起了反動，北周和隋始有模擬先秦散文以代駢文的先例，盛中唐之際，文學復古潮流日漸浩大，至韓愈、柳宗元始創造出新型的“古文”，與駢文對抗，雙方遂形成對峙消長之勢。駢、散的界限，至此方始涇渭分明。

駢文的聲律，是前後變化的。四聲發現之前的不少文章，都被研究者當作駢體。齊梁時代，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四聲”說，他們的文章只要透過通篇對仗的形式寫出來，仍然是駢文。辭藻、用典情況具體到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作家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除了對偶特點可以作為駢文和一般散文之間最基本的區別特徵以外，用典、聲律和辭藻這幾項因素很難成為兩者之間標誌性的界限。先秦兩漢時代，除了《詩經》《楚辭》以外，如我們今天所說的純文學作品很少，文章作品基本上都是學術著作或應用文字。

魏晉時代，即如學者們普遍認為對於文學自覺程序具有突出意義的曹丕的《典論·論文》，其所劃分的四類“文”當中，“奏議”、“書論”、“銘誄”都是具有應用文性質的體裁，只有“詩賦”一種可以算作純文學。曹不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大抵也是就“章表書記”和徐幹《中論》等學術文章而言。《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杜預的《善文》，是早於摯虞《文章流別集》的文章總集，此書雖然已經散佚，但從它與詔令、露布以及《山公啟事》《範寧啟事》等應用文總集置於一處的情況看，亦當是應用文總集。

當時人對於應用文的重視，不說在詩賦之上，至少也不減於詩賦。唐代也是如此。作為本書研究物件的晚唐駢文，未必都是今天所謂的純文學作品它們或者多少具有文學性，它們同純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也是本書關注的重點。駢文在本質上說屬於文的範疇，賦則介於詩文之間，嚴格來說不是同一文體。歷來六朝駢文的研究者，往往都將駢賦同時作為研究物件，駢偶的文體形式是其基本著眼所在王瑤先生說：“在文體的詳細辨析上，駢賦多注重在雕纂，和碑版書記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屬文的熔裁章句注重形式美的條件，卻完全是一樣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賦，就成為歷代駢文的典型了。”

除此以外，賦在駢體文的形成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駢文與賦的發展又在某些方面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同步特徵，比如兩者在音韻方面的律化以及在句式方面趨於穩固，都是在六朝後期開始萌芽，經歷隋唐時代的發展，到晚唐時期而臻於形式上的完善，藝術方面展現出種種階段性的特徵和變化。又如到了晚唐時期，無論是一般駢文還是律賦，作品結集的現象陡然增加。就大處看，這無疑說明作家、作品數量的激增引起了文壇上風氣的變化。

這樣眾多的作品同盛唐、中唐時代的駢文、律賦相比，藝術上會有怎樣的新變？具體就某一位作家來說，他的作品是否又在風格上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駢體公文同律賦的發展路徑之間又有著怎樣的區別和聯絡？作品的增多和結集自然也為研究工作向細微、縝密處深入提供了資料上的方便。故而研究晚唐駢文，更有必要將此時數量眾多的駢賦、律賦一併加以研究，便於在兩者的對比、參照當中對駢文的文體特徵、藝術特色取得更加明晰、深刻的認識。

首先，先介紹一下律賦，然後再從頭講解駢文，這樣比較容易明白。

律賦，也是賦的一種形式。是唐宋時期，為科舉考試所採用以詩賦取士的方法。其中的詩，是五言長律，賦是駢賦。規格要求是，限定韻字，要求平仄對仗，並且對音律等均有嚴格規定。有的在題目之外，另出數字為韻腳，如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的《象魏賦》，即以"象懸國章道崇政理"為韻。因為與律詩的對仗、平仄、押韻相差無幾，甚至是更加嚴格，所以稱為:律賦。但是這一類律賦的內容貧乏，文字過於呆板，毫無生氣，除了科舉考試外，在文學寫作上是沒有價值的。

回到正題，進一下駢文。

駢文，亦稱駢體文、駢儷文或駢偶文。因每句為四字或六字，所以又叫四六文。與散文相比較，駢文因為全篇多由雙句，(即儷句、偶句)組成，因此得名。

駢文是受到了漢代辭賦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文體，魏晉時期開始形成，至南北朝時期則成了文章的正宗。唐代一般把它叫作:時文，用來和"古文“相對。

因為通篇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從晚唐時代又被叫作:四六，或四六文。明代以前一直沿用這個名稱，直到清代時才叫作駢體文。(四六，從前一些“老先生“常常把那些不懂得規矩的人叫作:"不懂四六"。出處即此)。

中唐以後，因為韓愈、柳宗元等的文學革新運動(即唐代的古文運動)，駢文的正統地位逐漸被"古文"所代替，但是仍然有不少詩人、作家、文學家仍然是採用了駢文的寫作方法，同時駢文對唐宋以後的文學語言和作品(特別是律詩)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駢文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仍然是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比如:王勃的《滕王閣序》等等。

因為駢文的表達方式與一般的散文不同，因此應該對它的表達方式即語言特點有一個基本的瞭解。

◇駢文在語句方面的特點。即駢偶和四六句。

駢偶，意即成雙成對，古代兩匹馬並駕叫作:駢，兩個人在一起叫作:偶。駢偶就是兩兩相對，古代的儀仗也是如此兩兩相對的。比如，古代官員出行的前呼後擁的儀仗即是如此。前邊有數人鳴鑼開道，後邊有人護衛，而且有"肅靜“、"迴避"字樣的牌子，均為雙數，(從影視作品上可以看到)，因此駢偶又叫:對仗。

駢文一般均是用平行的兩句話，兩兩相對，直到篇末。雖然古人沒有明顯的語法概念，但是懂得分辨詞語的虛實和句式的同異，講究虛詞對虛詞，實字對實字以及句式的對稱。而且句法結構也是要求一致，即主語對主語，賓語對賓語，謂語對謂語…

比如:王勃的《滕王閣序》

"臨帝子之長洲，

得天人之舊館。"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地勢極而南溟深，

天柱高而北辰遠。“等等。

◇四六，駢文在語句方面的特點除了駢偶，還有一個"四六“的問題。駢偶說的是句式的相對，四六說的是句的字數。其結構可以分為:

△四字句與四字句相對，稱為:四四。

△六字句與六字句相對，稱為:六六。

△上四下四與上四下四相對，稱為:四四四四。

△上四下六與上四下六相對，稱為:四六四六。

△上六下四與上六下四相對，稱為:六四六四。

如:王勃的《滕王閣序》中，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即是四四四四。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是四六四六。

駢文中除了四六句，也有一些五字句和七字句，甚至是三字句的。如:王勃的《滕王閣序》:

"披繡闥，俯雕夢。"

△駢文的平仄。

唐代以前的駢文，一般不講平仄或者對此要求不是那麼嚴格。唐代以後因為受律詩平仄的規定的影響，在對仗時不僅要求句法結構和詞語意義上的相互對仗，還要求在字音上以平對仄，以仄對平。這些問題在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可以明顯的看到，不再一 一例舉。

△駢文的用典。

自古以來寫文章用典是常見的。自先秦兩漢，文章用典是用來引言引事，一是更能充分說明問題，二是一種修辭的手段，但是並未成為文體的特點。自駢文始，用典則成為文體必不可少的一種方法和特點。

駢文的用典並不在於援引古事或者古人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正確，而在於追求文章的“典雅"和“含蓄“。發展到後來，哪怕一句非常平常的話或者一個極普通的意思，也要引用典故用來表達，這也成為了駢文的特點。

例如，王勃的《滕王閣序》中: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其中，用了馮唐、李廣、賈誼、梁鴻等人的故事抒發"時運不濟，命運多舛”的感慨，實際是對作者本人的不得志和受貶斥表示不滿和傷感，本是牢騷很深的話語，由於用了典故，就顯得委婉了許多。

但是，駢文中的用典方法，往往是使得文章晦澀難懂。

另外，駢文過分的追求詞藻華麗，多用一些金玉、山水、香花、異草、靈禽、奇獸等等詞語。這些問題都是駢文的一些弊病。這種文體，由於過分追求形式整齊和詞句對偶，往往影響內容的表達，有時為了適合四六句式，甚至是不得不割裂詞語。

總體來說，駢文在漢語文學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是同人民口語日益背離的書面語言。

基於此，唐代文學家韓愈、柳宗元等提出了“文以載道"和"文道合一"的觀點，要求文章要有充實的內容，並做到文從字順，反對追求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偶文風，發起了一場唐代古文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