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地點是中國，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教授參與指導了這次手術。
“手術是在哈爾濱醫科大學做的。”任曉平表示，“經過長達約18小時的手術，我和團隊成功將一具屍體的頭與另一具屍體的脊椎、血管及神經接駁。在接下來的一週時間裡，有關本次頭移植相關的資料、過程和結果將在美國學術雜誌《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發表，屆時關於手術的全部詳細過程都會刊登在上面。”
那麼，怎麼證明這個手術是成功的？
任曉平表示：“既然學術雜誌會刊發論文，就證明手術做得有學術價值。此前沒有人提出過怎麼做，但我們提出來了，包括怎麼切，神經怎麼處理，血管和肌肉怎麼處理，在哪做，為什麼這麼做等等，這就是我們的成果。”
“這個手術太重要了，我們做了原創性、始發性的研究。有人認為這會是醫學領域上的一塊里程碑。比如中樞神經再生，一直被認為是不可突破的障礙，這方面研究全世界一直停滯不前。”任曉平強調，“人類醫學史上頭移植史無前例。手術要解決如何解剖、各個組織如何修復重建、怎麼做才能保證術後功能得到最大恢復等一系列問題，我們的手術對這些方面做了一個詳細的描述和創新性的設計。”
遺體頭移植的成功是否代表著頭移植手術可在活體上施行？
任曉平表示，活體的成功率要做了以後才能知道，臨床前設計的方案之後也會不斷改進。
當然，也有另一種聲音：“遺體手術”僅可視為解剖學研究
“這次所謂的頭顱移植手術是在遺體上進行的，嚴格意義上不能稱之為手術。”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副主任胡永生教授則認為，“手術應該是指在活體上進行的操作，在遺體上進行的實際是解剖或解剖學研究。”
胡永生表示，當前的醫學技術完全可以做到血管、神經、肌肉、骨骼的重建吻合，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是離斷後的脊髓如何能夠完美地做到神經再生和功能重建，國際上還沒有突破性的研究進展，“現在就談什麼活體頭顱移植，實際上沒有太多現實意義。”
“我認為應該先充分地進行動物實驗，手術技術和神經再生方法得到充分證實後再考慮人體實驗，這樣才是對病人真正負責任的做法，也更加符合醫學倫理。”胡永生說，“將來，頭顱移植完全有可能成為現實，但現在還差得太遠太遠。”
儘管對活體頭顱移植持謹慎樂觀態度，但胡永生也認為，17日公佈的這個解剖學研究可以被看做是對真正的“換頭實驗”的前期實踐。“它的順利實施僅僅邁出了第一步，而人類距離真正實現活人頭部的移植還有很遠的距離。”
“遺體頭顱移植手術成功”的訊息傳來的同時，“換頭術”所涉及到的倫理問題也再次引發熱議。
胡永生就指出，即使將來頭顱移植在科學技術層面上完全可行了，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如何解決？頭顱移植後“你”到底是誰？他認為，目前對於頭顱移植手術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避免浮躁浮誇，科學探索有意義，過度宣傳無益處。
對此，任曉平表示，人類的醫學發展史就是在一個個爭議中發展過來的，1953年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當時學術界、社會上都批評不應該做，人應該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變這個歷程。第一例心臟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民眾遞訴狀，認為醫生不合理、不合法、大逆不道。20年前他到美國參與的手移植手術去年也被列入了美國醫保法案。他說，新事物都會有爭議，有爭議才會有完善。
手術地點是中國，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教授參與指導了這次手術。
“手術是在哈爾濱醫科大學做的。”任曉平表示，“經過長達約18小時的手術，我和團隊成功將一具屍體的頭與另一具屍體的脊椎、血管及神經接駁。在接下來的一週時間裡，有關本次頭移植相關的資料、過程和結果將在美國學術雜誌《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發表，屆時關於手術的全部詳細過程都會刊登在上面。”
那麼，怎麼證明這個手術是成功的？
任曉平表示：“既然學術雜誌會刊發論文，就證明手術做得有學術價值。此前沒有人提出過怎麼做，但我們提出來了，包括怎麼切，神經怎麼處理，血管和肌肉怎麼處理，在哪做，為什麼這麼做等等，這就是我們的成果。”
“這個手術太重要了，我們做了原創性、始發性的研究。有人認為這會是醫學領域上的一塊里程碑。比如中樞神經再生，一直被認為是不可突破的障礙，這方面研究全世界一直停滯不前。”任曉平強調，“人類醫學史上頭移植史無前例。手術要解決如何解剖、各個組織如何修復重建、怎麼做才能保證術後功能得到最大恢復等一系列問題，我們的手術對這些方面做了一個詳細的描述和創新性的設計。”
遺體頭移植的成功是否代表著頭移植手術可在活體上施行？
任曉平表示，活體的成功率要做了以後才能知道，臨床前設計的方案之後也會不斷改進。
當然，也有另一種聲音：“遺體手術”僅可視為解剖學研究
“這次所謂的頭顱移植手術是在遺體上進行的，嚴格意義上不能稱之為手術。”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功能神經外科副主任胡永生教授則認為，“手術應該是指在活體上進行的操作，在遺體上進行的實際是解剖或解剖學研究。”
胡永生表示，當前的醫學技術完全可以做到血管、神經、肌肉、骨骼的重建吻合，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是離斷後的脊髓如何能夠完美地做到神經再生和功能重建，國際上還沒有突破性的研究進展，“現在就談什麼活體頭顱移植，實際上沒有太多現實意義。”
“我認為應該先充分地進行動物實驗，手術技術和神經再生方法得到充分證實後再考慮人體實驗，這樣才是對病人真正負責任的做法，也更加符合醫學倫理。”胡永生說，“將來，頭顱移植完全有可能成為現實，但現在還差得太遠太遠。”
儘管對活體頭顱移植持謹慎樂觀態度，但胡永生也認為，17日公佈的這個解剖學研究可以被看做是對真正的“換頭實驗”的前期實踐。“它的順利實施僅僅邁出了第一步，而人類距離真正實現活人頭部的移植還有很遠的距離。”
“遺體頭顱移植手術成功”的訊息傳來的同時，“換頭術”所涉及到的倫理問題也再次引發熱議。
胡永生就指出，即使將來頭顱移植在科學技術層面上完全可行了，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如何解決？頭顱移植後“你”到底是誰？他認為，目前對於頭顱移植手術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避免浮躁浮誇，科學探索有意義，過度宣傳無益處。
對此，任曉平表示，人類的醫學發展史就是在一個個爭議中發展過來的，1953年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當時學術界、社會上都批評不應該做，人應該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變這個歷程。第一例心臟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民眾遞訴狀，認為醫生不合理、不合法、大逆不道。20年前他到美國參與的手移植手術去年也被列入了美國醫保法案。他說，新事物都會有爭議，有爭議才會有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