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文字源流》專題 《文字屬性》專題

基於《文字源流》、《文字屬性》的專題討論，重新審視所謂文字定義問題，我們可以知道：關於文字的字詞、關於文字之名在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嬗變，關於文字的內涵和外延等等，都是清晰的。蓋因近世文化思想之混亂，致使發生文字定義爭論。就文字的定義問題，《文字定義》專題分為兩篇文章做以論述：

《文字定義》專題之一：文字定義之淆亂

《文字定義》專題之二：文字之重新定義

《文字定義》專題之一：文字定義之淆亂

一、傳統文字定義

前說書、契、名、文、字，皆為文字之名，作名詞指稱書寫於簡紙之文字；作動詞指書寫言事之行為。事本簡明，古人通達，故先秦諸子不勞煩言贅語、析述深說。漢儒瑣細，好作訓釋，故入漢以來，文字之詮釋漸多。

漢劉熙《釋名-釋書契》：“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庶物，即萬物；“紀，記也，記識之也”1；謂文字乃記錄、識別萬物者。著，明也、表也、標註也，即書寫之義；謂書作動詞，書寫於簡紙以便傳留。

漢許慎《說文-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先說文字造作之法，次說文字取象萬物之本質特徵，以及文字相生相益之理。許氏又謂：“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說文字之功用：其為思想典籍之根本（經藝之本）、憲章制度之基礎（王政之始）、文明傳承之所藉（所以垂後）、文化賡續之所由（所以識古）。末句引《論語》，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字乃人類認知世界之本，故君子重文字、必正名。所謂“知天下之至賾（賾，深也）”，即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規律、體系，文字為其統紀則條分縷析而不亂。《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2末句闡明瞭文字與世界的同一性和系統性。

唐《玉篇》“世謂蒼頡作書，即黃帝史也；象形、指事、形聲、轉註、會意、假借，此造字之本也。書者著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所以明於萬事、紀往知來也，書之如也。”說如許氏。“所以明於萬事”，謂文字識別、命名萬物之屬性。

唐張懷瓘《書斷》曰：“夫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3同樣申說文字識別、命名萬物之屬性。

陳澧《東塾讀書記》曰：“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未有文字，以聲為事務之名；即有文字，以文字為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陳氏首句、末句皆言文字識別、命名萬物之屬性。中間數句，論語言與文字關係：人見事物，心必有意，達意之道，先為語言；因語言不足超逾時空，故達意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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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世定義之淆亂

晚清朝廷腐敗，國民孱弱，列強入寇，瓜分豆剖。雖有民國新立，但頹勢未改，不得平等於世界。遂致五四潮起，文化崩壞，新進留洋青年擅場，以西學壓中學，以白話代文言，新說競出，譯風熾盛。1919年胡適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還在說“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不數年索氏語言學傳入中國，文字則成了語言的代表，文字為口語記錄之定義，漸浮現於書刊。4又不數年則喧騰眾口，成為學術主流意見，其速也如此。

前說這樣的定義來源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1916），他的基本意思是書寫的語言符號Sign of Written Language是用以表記口語Spoken Language的，是口語的附庸。民國譯者轉譯為“文字是口語的記錄”，並且進而發展為“漢字是漢語的記錄”，是極大的錯誤。此分說如下。

A.誤將專論作泛論：索緒爾原書有一個鄭重宣告：“Our survey here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e 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system in use today, of which the prototype is the Greek alphabet.5（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語符系統，特別只限於今仍使用的以希臘字母為原型的系統。）”這表明索氏劃定了一個狹窄的物件目標，所有論說是對這一特定物件的專論。就其專論之物件而言，索氏之論不誤。但希臘字母之語符系統，畢竟不代表所有語符，更不代表文字。譯者沒有前置索氏宣告，將專論變泛論、將個別濫用為一般，犯有偷換概念的形式邏輯錯誤。

B.誤將語言、語符作文字：索氏用詞，語符、口語都是語言，Written Language和Spoken Language，都是 Language，是語言的不同形態而已。索氏輕薄語符、重視口語，其說語符表現口語，正如人臉照片表現人臉，人臉要比人臉照片豐富得多。索氏表示式相當於“語言表現語言”，或“語言記錄語言”，這符合西語實際。但中國譯者將Written Language譯作文字時，即混淆了語言、語符和文字的不同概念。語言、語符和文字不是同一概念，語言是聲音符號，語符是聲音符號的書面化；文字是視覺符號，是客觀物件的符號化。文字與語言、文字與語符，皆不可通譯。強行通譯、混用，就是指鹿為馬。鹿、馬之實各異，故其名各異、其字各異。名實相考，必求其實是，這是中國自春秋以來的強大學術傳統。文字、語符、語言各有其實，必當各有其名。以中國文字之名指代希臘語符之實，此即當年一輩崇洋青年學養不足、見識昏亂之弊。

C.放大了索氏的侷限性：索氏雖聲明瞭自己的研究範圍，但是既然要將語言上升為學術，應該對世界其他語言有一般性的理解。恰恰這方面的學養缺陷，被移譯其書的中國學者放大了。實際較早或同時的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和弗洛伊德（1856-1939）等，都要比索緒爾博學、深刻得多。黑格爾早就指出：They （Chinese）have, as is well known, beside a spoken language, a writte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express, as ours does, individual sounds－does not present the spoken words to the eye, but represents the ideas themselves by signs.6（“中國除了口語之外，還有一種‘書寫文字’，後者和我們的書語（語符）不同，它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即不是把口語音聲記錄下來，而是用符號來表示其觀念本身。”）弗洛伊德則富有見地的指出“ these latter （Chinese writing）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understood, no matter what ways or means they had to employ.7（中國文字原本為表達思想而設計，而不限於詞性及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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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等對中國文字的瞭解，來源於萊布尼茨（1646-1716）等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黑格爾本人不能理解這些“偉大先驅”為什麼如此稱讚漢字超越口語的顯著優點（great advantages），他認為不能忠實記錄口語恰恰是漢字的缺點。8畢竟，黑格爾沒有研究過中文。萊布尼茨晚年一直在探索，借鑑漢字直接關聯客觀物件以表義（represents an idea directly）的方式，為歐洲創制一套真正的文字（real character）。雖此念未果、壯志未酬，但他借鑑八卦二進位制的研究成果，卻奠定了現代計算器技術的基礎。

D.定義缺乏證據：說“語符為口語之記錄”，是符合事實的、有充分證據的。而移譯作“文字為口語之記錄”，或論作“漢字是口語之記錄”，則民國以來之譯者、論者，從未提供任何真實有效的證據。漢字在四千年時間裡、在亞洲大陸及近海國家廣泛使用，其間口語萬千種且與時俱變，漢字在造字之初、孳乳之期，是如何記錄口語的？是記錄何時、何地之口語的？是以何種方式記錄口語以成文字的？即便數量本身很少、用字頻次很低的擬聲字，也難以為證。這種不講證據的治學方式，已經遊離了中國傳統治學精神，即名實相考、實事求是、言之有據、持之有故的嚴謹態度。盲從迷信之風，今仍熾盛，如有論者翻出亞里士多德《範疇論》另作文字定義之證詞。其人未知，所謂亞氏之書，皆千年以下之偽作，本身荒漫無據，遑可轉為它事之證。

E.定義傳誤之濫觴：“文字是口語的記錄”，最初只是對索氏的誤譯。濫用至“漢字是漢語的記錄”時，其所引發的不僅是概念、定義的混亂，而且導致學術門類、學科分類方面的混亂。在這個定義下，文字是語言的附庸，索氏曾言：“語符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描寫口語”9，其所論也許適合西語西文，但並不適合中國文字和語言。民國新派學者對中西兩方面學術並無真切研究，但卻在中國迅速創制了語言學、文字學等概念，而將文字學置於語言學下，作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所有這些所謂現代化、科學化改造，都是以西語為藍本，沒有更多考慮中國文字的特質和歷史，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在近世國際化、現代化、科學化的大潮下，不少人將西方語符的定義套在中國文字上，將中國獨有的、悠久的、體量龐大的文字之學（傳統小學），放在歷史短淺的語文學或語言學下，雖無理據但來勢洶湧。

由移譯定義之濫觴所致，極大地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樣貌，也隨年復一年語文課的開設，極大的影響著現代華人的文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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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默公

《文字定義》專題之二：文字之重新定義

近世關於文字定義的爭論和混亂，是個很大的問題；古人對文字的闡釋雖簡明，但古人已不能起而言之；此外，今人也不習慣古來簡明意會方式。這些情況，迫使我們有需要以今語形式重新詳盡定義文字。此試說如下。

文字定義：

文字是對一般事物識別、命名的認知符號體系。文字是在語言、語符之上形成的形、音、義疊加的高階達意符號。文字是與廣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經由系統創制和歷史積澱成熟的，經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續的。

定義解釋：

第一句為一般定義，定義文字的性質：

“文字是對一般事物識別、命名的認知符號體系。”

“事物”：是指客觀物件，包括客觀存在的物體、事情、狀態、活動、過程、關聯等。某些物件，縱然是存在於人類主體本身（如人類喜怒哀樂等情緒狀態），一旦作為文字之物件，即外化為客觀存在的事物。

“一般事物”：是指區別於個別事物、具體事物的類屬概念，如口字，初文取象於人之口喙，本義即人口。但一經創制，即被抽象為（引申為）一般的口（包括各類之口），而具體的口則是由文詞描述的（如虎口、門口、山口）。

“識別”：是文字元號的基本功能之一，文字基於對事物的基本認識，抽象出其可區別的特質、特性，使萬物由以相別。如窗、門、戶三字，同指建築之孔道，已區別於建築的其他元件。但三者何別？窗指空氣、光線進出之孔道，門戶為人物進出之孔道。門、戶又何別？單扇曰戶、雙戶曰門。茫茫宇宙、般般事物，其名物相別若此。

“命名”：文字是事物的名稱，是人類給事物命名的工具和結果。有物必有形，有形必有名，有名必有字，故周秦以名言字。在文字元號系統裡，這個名稱雖是給定的，但卻不是任意的、隨機的。例如觚，從角瓜聲，本為商周時期有角之儀禮酒器，其角為四、六、八不等。而至春秋無角亦稱觚，故孔子嘆曰“觚不觚！觚哉！觚哉！”1。因物有角，故字從角，今無角何能稱觚？故夫子嘆焉。名實相考，名必符實，必須有客觀理據，否則需正乎其名。從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即多作名實之辯，畢竟文字、概念、範疇是思想的基礎。到戰國後期鄧析、惠施、公孫龍等標幟名家、形名家，專作名實之辯，為中國文字學、邏輯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認知”：識別和命名都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活動，並且只有經過複雜的認知過程，方能精準有效的識別和命名。從認識方法論角度說，漢字取象法及多重新命名法，對文字元號形成有重要意義。取象法即象形、象事、象聲、象意，擷取客觀物件的特徵、特質，以為文字之構造（四象與六書原理相同）。如前說書字，從聿從曰。聿象以手持筆，曰象口有所言；二者會意以筆言事，得書文字、文言之義。多重新命名法是為物件命名的方法，通常考慮物件的類屬關係，加以雙重新命名和多重新命名。如鉤字，是對鉤器的命名，從金表示材質，從勾表示器形，此為雙重新命名。此法到十八世紀被瑞典林奈重新“發明”，以兩個拉丁文語詞分表物件之種屬關係以命名動植物等。

“認知符號”：這是對文字的定性。文字屬於符號，符號為人工抽象之造作，用簡明方式指代較複雜的物件（參看《說文敎本》上編符號導言）。文字是凝聚了人類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符號。文字創制時即蘊含了對事物的豐富認知，如鹽字從鹵從監，滷在皿中（小篆）或灶中（楚簡），凝聚了鹽自滷水煮出的原料、工藝認識；監則象人俯視，鹽字從監凝聚了監視不同礦物析出點和結晶點的工藝認識（參見《說文敎本》上編鹽部鹵部）。每個文字元號形成以後，又變為認識的儲存器，將後世不斷豐富的認知裝載其中，順著本義不斷引申凝聚。

“符號體系”：文字是客觀世界的映像，是對客觀事物識別和命名的認知符號，因世界是一個存在關聯性、整體性和統一性的體系，故而文字元號也是具有關聯性、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符號體系。這就是文字與世界的近似性或模糊的同一性。我們學習文字重點，應在文字的關聯性、整體性上（而不是記背筆劃），這同時也是對世界形成總體性認識的過程。

第二句是補充定義，定義文字的功用：

“文字是在語言、語符之上形成的形、音、義疊加的高階達意符號。”

“達意符號”：從功能、功用角度說，語言、語符、文字，皆達意之具，人類藉以表達意思、轉達意向，用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在此功能上，文字與語言、語符一樣，同為表意符號。但達意還有另一種意義：與己達意、為自己釐清自己的意思，即心腦中的思考、思想、籌劃、謀算等。在這個功能上，文字比語言、語符效能要高、速度要快

“在語言、語符之上”：作達意之具的語言、語符、文字，是三種不同的符號形態：語言為音聲符號，口耳相傳，轉瞬即逝；語符為記音符號，依附口語，相與流變；文字為事物之認知符號，映像世界，超越口語，自成文言。由此文字，古人可以垂後，今人可以識前。三種符號發育次第有序、步秩有階。文言超越語言。

“形、音、義疊加符號”：人類迄今為止創造了各種符號：聲音符號、語言符號、影象符號、數字符號、電子符號等等，一般都是單一符號。疊加符號，是指漢字區別於一般符號，為形、音、義三者疊加的符號。文字有形符，即書寫形狀，故視而可知、望而可識；有聲符，即表音符號，故見之可讀、聽而可察。形符和聲符又可單獨或共同表義，義則為物件識別和命名之字義，故謂形、音、義疊加。這種疊加符號有效利用了人類多種感知器官，如字形用人眼目，字音用人口耳，字義用人心腦等。所以中國文字為人體感官共同運作之識別工具，是最複雜、最高階的符號系統。

第三句為文字產生及存續條件：

“文字是與廣域文明同步孕生的，經由系統創制和歷史積澱成熟的，經由普遍敎育和大量典籍存續的。”

“廣域文明”：是指地域廣大的文明系統，由於文字的產生需要複雜的條件和漫長的發育，所以狹小地域的文明，不足以支撐文字系統的產生和存續。

“同步孕生”：是指文字與人類原始文明創造演化同步，是對初始創造之核心認知。如車字，藉輪而行故必有輪，藉廂而載故必有廂，今之汽車火車，仍不改其輪行廂載之要。佔文字比例最大的名物字，都是隨器物文明創造同步孕生的。文字是不可能到文明成熟後一次性造作的，否則必失其樸素之真。

“普遍敎育”、“大量典籍”：文字是不能脫離敎育和典籍孤立存在的，文字需要敎授和學習才能傳承，需要典籍才有用例和意義。敎育是文字的傳播工具，典籍是文字的承載工具。語言Spoken Language、語符Written Language 是可以單獨存在的，在自然社會環境下，不需要憑藉敎育和典籍存續。

“存續”：語言、語符、文字的存續期，是一個大時間尺度的概念。幾十年、幾百年算不上存續，至少應以千年為一個文字存續單位（存續期）。目前，人類歷史上只有漢字的存在超過了一個存續期，經歷了四個千年。但是漢語就不一樣了，除了因文字制導保留了部分語辭外，語序、語法、語音、語調等，卻未能超逾千年單位。幸而中國自公元前即有文字書、音韻書、訓詁書傳行於世，有專門學者專業從事研究，有廣大讀書人代代傳習，所以上古、中古語音雖不可復現，但大略可知。這也就是前述普遍敎育和批次典籍對語言、文字存續的重要性。文字的可存續度，大致等於應用地域、應用人口、應用歷史、應用典籍的乘積。

文字的產生和存續是有條件的，這對於我們理解什麼是文字十分重要。文字的產生有嚴苛條件限制的，是人類文明長期進化的產物。它不可能象語符那樣在短期內創制。西方各國使用之語符，都是為立國之需要在短期內創制的，所謂一族一國、一語一文。今之朝韓、日本，在數年內將原來漢字注音符號（世宗字母、日本假名）改造作日文、韓文，也是為立國需要短期創制之語符。即便是最象文字的西夏文，其借用了漢字的造字之理和造字構件，但仍不符合文字產生條件，結果是皕年而亡，歷史幾乎掃平了其曾存在的痕跡。

以上對文字重新定義的八十字，未必是全面妥帖的，看上去比古人囉嗦。無奈，總不能讓“文字是口語記錄”這個錯譯而成的定義、這個指鹿為馬的惡例，繼續堂皇沿用，貽誤子孫。讓古老文明的漢字，去符合近世才有的西語定義；將積累悠久體系完備的文字之學，牢籠在淺近無根的西方語言學下，就等於讓你祖宗長的和我孫子一樣，這比指鹿為馬還不講理。故陸宗達晚年嘆曰：“就讓人感到彆扭，對不上榫頭。⋯⋯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發展歷史，闡述這種歷史時不可能、也用不著和其他國家相比附。”2又如唐蘭先生晚年激憤地說“文字學永遠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文字學不是語言學的一部分，應是一門獨立的科學。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規律的，文字學是研究文字規律的，二者之間沒有關係！”3在那個言必稱希臘的時代，在美雨歐風強勁吹襲下，一輩老老實實做中國學問的學者，飄搖悽惶之狀、掙扎吶喊之聲，聞之令人心酸。

結語

實則，百年文字混亂，在歷史上不過如白駒過隙。中國文字孕育之期四千年，通行之期四千年，歷代字學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寫就之典籍更浩如煙海、未可有窮。這個體量龐大的文明巨輪，以其遠古洪荒之慣力滾滾向前。它將象以往一樣，輾壓一切廢立更造的歷史碌礫和褶皺，輾平一切變亂歧出的歷史坎坑和斷層。更何況，百代志士仁人繼往續絕、光復舊物之精神，今猶在世；更何況，幾輩生逢復興崛起時代、不甘俯跪屈從之青年少年，將慨然出世。

註釋：

1 語見《論語-雍也》。一說觚為書寫之柧稜（見朱熹《四書集註》），非是。觚作木簡乃後世借字，柧不關周禮，子不借字言觚。

2 陸宗達序朱星《中國語言學史》

3 《陸宗達文字學講義》附錄《唐蘭先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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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類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一般認為，文字是文明社會產生的標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則認為文字是在階級社會產生以後才產生的。文字在發展早期都是圖畫形式的表意文字（象形文字），發展到後期，除漢字外，都成為記錄語音的表音文字。文字的性質1．視覺屬性：文字是簡單的視覺圖案再現 口語的聲音，因而更加清晰，可以反覆閱讀，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2．約定屬性：文字是人類約定創造的視覺形式。必要的時候可以重新約定，形成文字改革。 3．系統屬性：無論是語素文字、音節文字還是音素文字都有自己嚴密的系統，因此不能望文生義，改革也會牽一髮動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