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頭腦靈活又不守規矩的所謂“壞學生”有誤解。“好學生”做事喜歡按部就班，自然適應做事。“壞學生”喜歡求新，常常不按常路出牌；加之在校時又常受批評，抗壓能力比較強，自然有非常人之所能。

以前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以後會越來越少。

每一種現象都是在特定事情下催化產生的。就比如聽起來就非常不合理的“壞學生當老闆，好學生當員工”就是這樣。在前十幾二十年的時候，國內的市場氛圍可以說是遍地是黃金，而且在市場管理方面也不是那麼規範。

那時候的壞學生因為成績不好，失去了在學業中繼續上升的通道，而更早的進入了社會。也就趕上了遍地是黃金的時期。其實這部分人也不是人人當了老闆，只是我們總喜歡看成功的部分，也喜歡屌絲逆襲的故事，所以覺得壞學生當老闆是一種常態。這部分人在早期透過自己的努力和不為人知的艱辛漸漸開起了自己的公司，雖然自己的學歷不高，不過在社會大學中的歷練讓“壞學生”學會了經驗與人脈的重要性，也就是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也更善於利用別人的能力來達到自己的目標，這些都是老闆的特質。

而好學生學習好、又聽話，老老實實上學回家，靠大學。結果一畢業，曾經一個班輟學的壞學生開的公司在招人，自己又開始老老實實給人打工，賺著一份穩定的工資。

不過這種情況在未來會越來越少，因為整個市場的風氣變了。競爭越來越激烈，而公司的競爭也是老闆個人能力的競爭，所以現在的主流是高學歷人才+投資人的創業公司。曾經的壞學生可能會成為投資人，不過未來的壞學生還是要好好學好知識，只有有了一項基本技能才能在未來的社會立足求長遠。

每日職場，為你分享。

我認為那是過去的看法了 現在這個時代 好學生也並不是單純的學習好 就目前我所接觸的好學生 他們大都發展平衡 各個方面不管是組織 實習 都是出色的 我覺得這種想法要與時俱進吧

因為我們的評價標準出了問題。

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我們對好學生和壞學生的評價標準是，高考成功和遵守秩序（聽話），這個標準是片面的。

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在他的《批判的教育社會學》課程當中，帶領學生“批判”中國教育。有一位學生以著名的衡水中學為調查主題，調查記錄了衡水中學對學生“量化一切”的管理規則。

“其中一位受訪同學就回憶起，自己平時的作息安排是，不能早於5點半起床，但要在5點36 分趕到操場跑操; 可以在12點半結束上午的學習，但12點40 分就必須躺在宿舍的床上; 晚上10點左右結束晚自習，但必須在10點07 分進入宿舍並在10點10 分前躺在床上。”“曾經有個人被記違反午晚修紀律，記得是10點20分某某宿舍某某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我睡不著就在那玩手指頭，然後路過的老師就看見了，記：謀東南下（鋪）女生玩手指”。

調查者覺得，“就覺得學校太變態了呀！”另一名受訪學生說：“我覺得教育應該是一種化的過程，它需要教會你許多準則，也需要交給你不單一的價值判斷，但是衡中沒有做到這一點。”

可是，大部分接受採訪的衡中畢業生都對衡中傳達的價值判斷產生了某種認同感，有受訪者原先想“在高中想要挑戰它”，畢業後認為“其實衡中教給我們的東西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抗壓能力”；另一個受訪者甚至表示，將來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衡中學習。這同時說明了，在高考成功的榮耀下，中國的父母發自內心地認同了學校教育的評價標準。

大學教育的評價主體是在上述教育下誕生的，所以，學生進入大學，學校的評價標準仍然是片面、單一的。這個評價標準引起大家疑惑，發生在學生進入職場，也就是社會教育環節，出現了不少的案例——之前定性的壞學生變成了老闆，好學生變成了員工。

之前教育的評價標準和社會教育的評價標準產生了衝突。社會教育的評價標準似乎更勝一籌，父母送孩子唸書，參加高考，都是為了孩子進入社會之後的生活服務的。

社會教育，或說職場的評價標準也並不是那麼客觀的。

“壞學生當老闆，好學生當員工”的情況，多數出現在五年之前，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劉曉慶參加金星秀，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當老闆，生意做的很好的那些年，整個市場就像一個巨大而空曠的停車場，車子開進去怎麼停都行。那個時期，何談評價標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標準確立和逐步完善，壞學生當老闆的數量越來越少，好學生當老闆的越來越多。想想“東興局”的照片，網際網路大咖多事985、211的學霸。“2016年度，《國際金融報》的記者對中國A股500名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教育程度”調查，“發現84%擁有高學歷，48%畢業於985學校，在476位已經披露學歷的年薪超百萬的董事長中，有379位第一學歷為本科佔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