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說說達官顯貴們吃什麼吧。

古代百官每日都要入朝，上早班叫早朝，早朝時間很早，很多官員難免要餓肚子去見皇帝。明代陳繼儒《闢寒》一書，提及唐代官至宰相的劉晏，在他當宰相前，一次五更時去早朝，因為天氣寒冷，看到一處賣蒸餅的鋪子，叫人買餅以袍袖裹著，悄悄在朝堂上吃。　　

宋朝有懷揣羊肉去上朝的故事，見於朱成《萍州可談》卷一的記述。那時四更天，百官就早起離家，向皇城進發。他們集中在紫禁城門外，因為天黑，都提著燈籠，聚在一起很是壯觀，有“火城”之稱。宰相一級的最後到達，他們來後燈籠就熄滅了。宰相與其他大臣、王、駙馬在皇城外有專門等候入朝的房舍，稱為“待漏院”，他們不與“火城”的低階官員同伍，並有資格在“待漏院”入座，享受一份備有美酒和水果等物的工作早餐，也有的官員見酒味絕好，特地自帶肉食下酒。有時散了早朝後，皇上要賜食百官，賜食的地點在殿堂廊下，所以稱為“廊餐”。　　

在古籍《冊府元龜》中，記載五代後唐同光元年中書門下的一則奏章說：“準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餐，百僚遂有謝食拜。”即吃了皇上所賞賜的廊食，還要為此謝拜一下，不能一抹嘴就了事。五代後周世宗柴榮，還曾為廊餐下過詔書，雲：“文武百官，今後凡遇入閣日，宜賜廊餐。”這位皇帝在百官廊餐時，還登上廣德殿西樓觀看盛況，他還命中黃門一一閱視，要求，“酒饌無不精腆”，以示他的功德。　　

明代的廊餐規模也很可觀，在朱國楨的《湧幢小品》卷一中，有比較詳盡的描述。明太祖朱元璋“每日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賜食在奉天門，或在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待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座。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叩頭自然是給皇上叩頭，皇帝此時正在高高的殿臺上觀看他的臣下進食。後來，因朝廷財力不支，不得不廢止了百官廊餐制度。

其實廊餐就可以理解為是古代的工作早餐。

商代實行兩餐制，甲骨文中有“大食”，“小食”的記載，上午九、十時為“大食”，下午四、五時為“小食”。大概是在戰國末年一日三餐才開始推行。很多官員去上早朝都是空著肚子去的。早飯一般延遲。

餐制是一個民族為維持生存和發展需要而自然形成的每日飲食次數和飲食時間,是飲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餐制的出現是在進人農耕社會以後的事。

然而,由於缺乏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我們今天難以清楚地瞭解上古先民的餐制,就目前而言,學術界認為商代是實行兩餐制的,其依據是甲骨文中有“大食”、“小食”的記載。據董作賓的《殷歷譜》,商代的紀時法中稱上午九、十時為“大食”,下午四、五時為“小食”。當兩餐的時間已形成慣制才被納為時辰專名。至於兩餐制何時轉變為三餐制,即今日人們日常生活中通行的一日三餐制是何時確立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中國飲食史》和《中國春秋戰國習俗史》都認為:“大概在戰國末年,一日三餐制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而得以推廣開來。”一些文化史、古文獻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專著如陳直《漢書新證》、韓養民《秦漢文化史》、烏丙安《中國民俗史》等普遍認為:中國三餐制較早,古稱“三食”,和今日相同,分早、午、晚三頓。胡新生在《談古代日常生活中的“三食”習慣》中指出:一日三餐制“至少在兩千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即已形成”。飲食學界的向春階認為“到漢代以後,三餐制才比較普遍起來”，姚偉鈞在《中國傳統飲食禮俗研究》中指出“漢唐時期,是中國三餐制習俗確立與鞏固時期”,而黃金貴則根據其餐食詞研究,認為:“ 一日三餐的觀念與詞語的出現,無疑是一日三餐製成為定製的標誌,故可以斷言:從元代起三餐制正式形成。”從以上幾種觀點可見:中國三餐制確立時間從戰國說,到漢唐說,直至元代說,相差了近兩千年，各執其辭,由於衡量三餐制確立的標準不一,故也難以達成共識。

古人早上也就粥，一些雜糧和鹹菜這種很平常的吃的。過去一般人都吃兩頓飯，所以可能早飯的時間會被推後很多，這樣可以減少飢餓感。

古人最常見的早餐是面片湯，以唐朝最為流行。粥亦是古人最喜歡的早餐之一，古人喜歡在粥里加芝麻或杏仁食用。胡餅，類似現在的饢，也是古人喜歡的早餐。

三字經曾記載，“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稻子、穀子、豆類、麥子、黃米、高粱叫做六穀。在很早的古時候，人們就以作為食物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