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談民族爭議，曾國藩應該促進了時代的進步。因為洪天王開歷史倒車，不吸取李闖教訓，搞邪教，該打倒。

而李鴻章應是當時無能人他上了，拿那麼多錢搞洋務，甲午一戰，後繼乏力，一敗途地，真的該清王朝滅。

客觀而言，曾國藩李鴻章都是國家的棟樑。沒有曾國藩的湘軍剿滅當時最大的邪教太平天國，中國將更加昏昧腐朽。清王朝雖然氣數將近，但它一直固守華夏文明的根基，而太平天國則假洋教以自重，不倫不類、禮樂崩隳，是毀滅中國文化的罪惡淵藪。同光中興，若非曾、左戮力，豈能成真？故曾國藩無論蔣中正抑或早年毛澤東均由衷服膺，外聖內王，名副其實。李鴻章生不逢時，自謔為最大“裱糊匠”。若非李氏奔走以夷制夷，恐北京早已不存。為國家計，玉碎或瓦全，孰可決計？誰又堪忍大辱而負其重，李鴻章堪當。留住青山，不憂蔥蘢。

一個人的是非功過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人性是複雜的，政治也是複雜的。曾李所處的晚清時代正是社會和歷史大變革的時代，清王朝於國於民有正義的一面也有反動的一面，太平天國同樣有正反兩面。如此來看二人功過自會明瞭。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緒論第一句就說，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作為晚清重臣，這兩位都做了不少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件。從唯物史觀，革命史觀，或是傳統史觀等不同角度分析，可以說是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但是兩人絕不是民族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近現代化，帶領民族“站起來”的歷史巨人。

曾國藩主要乾了兩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國，並且是發起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順便還帶出了李鴻章這個超級大牛。太平天國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人口損失最嚴重的內戰，而且主戰場在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對老百姓安居樂業及社會經濟和國家獨立是致命打擊，並間接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被動局面。不管怎麼說，最後內戰平定，又發起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拓者，曾國藩作為“中興第一名臣”當之無愧。晚輩人梁啟超鬧維新，也是說“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吾以為曾文正公今而猶壯年，中國必由其手獲救。”

李鴻章則是接過老闆的接力棒，鎮壓太平天國，參與洋務運動，建立近代海軍特別是建立北洋水師。他也作為頭面人物，最為詬病的就是沒打好甲午戰爭，並在晚清歷次對外戰爭慘敗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特別是最後直接把中國打跪了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

李鴻章是中國最知道世界大勢的人了，但是他最終被自己侷限住了，沒有做出更偉大的努力，正如《走向共和》中代言的“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李鴻章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自嘲給大清國做“裱糊匠”。梁啟超評價的，“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敬李志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也。”

曾國藩自然不是民族罪人，他確實促進了歷史進步。評價一個人，不應該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他，比如曾國藩，你不能要求曾國藩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

曾國藩是中國傳統社會晚期儒家代表人物，被譽為“最後一個聖人”。他天資中等，絕非天才，卻激發潛能，做出了十倍二十倍的事業，為國計民生耗盡了最後的心血。曾國藩的身上，確實有很多的閃光點，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格品質，已經做到了一個封建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最高品德。

與其他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是，曾國藩提出“要真誠心對待洋人”，他認為，洋夷也是世界上和我們一樣的人，和我們有一樣的心理結構，我們應該與之交流，而不是仇恨和鄙夷。他的這種認識，超越了當時所有的人。

受限於歷史格局，曾國藩並沒有開創改革體制之類的大業，但是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推動歷史進步。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洪楊之亂的過程之中，逐漸讓湘軍系統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曾國藩保舉的人才，有26個做到了全國總督，巡撫一級的封疆大吏，他保舉三品以上的多達數萬人！這些人都是漢人，他們依靠戰功（也不完全是戰功）和曾國藩的力量，掌控了天下的要津，大大提高了漢人的地位，也為日後的鉅變奠定了力量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