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理學和心學都是在同一個框架之下的不同延伸。只要是能開宗立派，自然各有優勢。但如果侷限在傳統農耕文明思想框架下去討論和學習理學或者心學，都是食古不化。只有跳出思維的框架，把他們融合在現代思維框架之下，吸收和發展才是真的繼承。 就像菲斯傑拉德說的，一流思維的智慧是同時擁有兩套相互矛盾的想法而能正常行事。

看到這個問題我就在想，如果朱元璋不湊這個非要找個顯擺祖宗的熱鬧，不把朱熹的書作為科舉的範本又是什麼樣呢？

而從朱熹和陸九淵的幾次辯論中也可以看到理學和心學在興起之時的區別。我記得他們有過辯論，忘了辯論的名字了，查了一下，影響最大的叫鵝湖之會。

從學者的眼裡，他們的辯論是客觀唯心主義(朱熹)和主觀唯心主義(陸九淵)之間的爭論。朱熹主張“格物致知”，陸九淵主張“心即理”，這是他們的主要論據。

而從後世學者看來，他們爭論的“為學之方”是朱熹和陸九淵在哲學上的主要分歧的地方。

在《中國科學思想史》中也對朱熹的“自然觀”對後世的影響進行了闡述，還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進行深入解析。而朱熹對“格物致知”的理解，也對晚明的科學思想產生了影響。

比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還有方以智的《物理小識》都受到了朱熹的影響，而這兩個人對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推動作用很大。著《中國科學思想史》的學者還指出了熊明遇與西方傳教士的交往，讓他相信西方的學術可以彌補中國之學。而方以智與湯若望、穆尼閣交往甚深，他的《物理小識》就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科學技術。他還主張吸取西學精華髮展中國科學技術為了國計民生。

而在《中國科學思想史》中介紹理學衰落還有實學興起一章中也指出，明朝的統治思想程朱理學在正德年間以後被打破了。陳獻章和弟子湛若水和王陽明還有他的弟子王畿、錢德洪等人，不滿強推程朱理學而帶來的思想僵化，提出了新的學術思想。

陳獻章提出的“隨處體認天理”和王陽明提出的“致良知”都是在陸九淵的心學基礎上發展來的。特別是王陽明的“陽明心學”在嘉靖還有隆慶年間影響最大，以致學者說信程朱理學的人已經沒有多少了。

而萬曆年以後“實學”興起對當時社會影響很大，經世致用的思想對後世中國的發展，尤其是讓中邁向以工商立國的近代經濟影響為甚。

在《傳統智慧再發現》一書中也對比了儒家思想從周敦頤到二程再到程朱再到陸王的發展歷程，並說“陽明心學吹響了走向近代的號角”。

從這些看，儒家思想的發展歷史是有著階段的過程，理學和心學也是在爭論中融合發展的。

要說當代哪個要推崇，那你看看熊明遇還有方以智，我贊成兩位先賢的思想！現代中國要做的是融合古今，貫通中西，引領人類走向文明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