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堯舜禹之間的關係以及禪讓說是怎麼來的。

顧頡剛先生在《鯀、禹與堯、舜的關係是如何來的》一文中指出：

在金文、《詩經》、《周書》和《山海經》等書裡面提到鯀、禹，只把他們同上帝說在一起，而沒有把他們同堯、舜發生關係過。堯、舜這兩個人，在金文、《詩》、《書》裡甚至於不曾露過面。

顧頡剛先生進一步指出，最先將禹和堯舜發生關係的是《論語》，而又因為禪讓傳說是在墨子以後才盛行的（參見顧頡剛《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這部分內容可能是《論語》中後出的材料。

《論語》中的那句“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在《孟子》中是“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顯然，從文字的角度，有舜而無禹的孟子中的記錄是這章文字在戰國時期的本相。

而即使在提出尚賢說和禪讓說的墨家那裡，堯舜和禹也並沒有發生直接的聯絡，《墨子尚賢上篇》中堯舜和舜益對舉，而《論語》中舜舉的也是皋陶而不是禹，可見堯舜禹一脈相承的傳說相當晚出。

即使在成書於西漢末禮學家戴德（世稱大戴）之手或現代學者所認為成書時間應在東漢中期的《大戴禮記少間篇》中，堯舜相代和舜禹相代的程式也不相同：

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乃有商履代興，……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於杞。

堯舜之間禪讓的說法已經成熟完備，而禹的所謂代興、受命、以及遷移舜的後裔都和商湯的崛起一樣，兩者之間隱含的差異非常明顯，這反映堯舜禹禪讓傳說的晚出使得其即使在漢代，仍然沒有非常圓滿。

那麼司馬遷的《史記》這裡為什麼又很條分縷析非常清楚呢？

這是因為太史公對於書寫華夏國家民族血緣和文化的不絕傳承有一種自我期許，即所謂：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所以他從黃帝開始，構建了一個血緣世代傳承、政治譜系遞傳的體系——當然太史公這個構建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是向壁虛構——並以此因應與漢王朝匹配的大一統的華夏國家的敘事邏輯。

包括太史公的上述努力在內，把史前時代的眾神和三皇五帝的華夏系神話（主要是渭河流域和黃河中游流域的神話）嫁接融合，或者換言之，史前時代各地的眾神被統合、淘汰或創造，並連線商周時代的諸神（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 夏王朝》，講談社 中國的歷史01）是華夏史家的共同努力路徑。

而究其實，夏商、商周之間可能是不同族群的替代和嬗變（參見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再往上的堯舜禹乃至三皇五帝，更是傳說中的人物，即使真實存在，較大的機率並不是出於黃帝等定於一尊的血脈。

從這個角度，堯舜禹的輩分或許只是一個偽問題，竊以為似無需糾結。

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固然需要古老文明的滋養，但說到底其並不附麗於神話傳說。二重乃至多重證據的科學研究要當以求真務實為本，而本不該有先驗的走出疑古時代的前置條件——顧頡剛先生留下的所謂疑古其根本無非是未經檢驗的文獻文字不應不加檢視地信賴和使用，這一點並不因為時代和研究方法的嬗變而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