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不是史學界公認，所以，就探討下，並不一定正確。不喜勿噴。

明朝宦官逐漸掌握較大的權力應該說是始於朱棣。因為他搞出了東廠等一些機構，讓宦官有了向上的空間，而鄭和的七下西洋，客觀上大漲了宦官們的聲勢。

我們學過政治都知道。許多事情有直接原因，還有根本原因。我認為，朱棣的種種作為只是直接原因，而根本的應該從明朝的整個政治制度去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他吸取了歷朝歷代 衰亡的一些經驗教訓，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想要讓後世子孫照著做，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讓自己朱家的天下一直延續下去。然而，歷史的侷限性和帝王本身的利己性註定這樣的制度有很大的弊端。

我們知道，明朝不搞和親，外戚專權也沒有。對軍隊也防範得死死的，這都是吸取了之前朝代的教訓。但是，治理天下靠制度保障，具體執行靠的是人。朱元璋以己律人，高估了自己的後代子孫，所以，其制度先天不足。封建王朝一般而言都是第一代皇帝決定了王朝的命運，其後不過是順著路子走而已，很難對制度上的一些弊端進行修改。事物總是在不斷的變化的，想一個開國前幾十年的制度去解決之後上百年甚至兩百年的問題，不出事才怪。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政治是利益的分配。封建王朝家天下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天然對立。當資源不足，而需求日益增長，封建帝王天然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皇帝也是。具體到明朝，外戚廢了，皇帝四顧，宦官是我的朋友啊！用著吧。總體而言，宦官是明皇權的延伸，宦官權力的泛濫是皇帝有意無意需要。面對文官士大夫的如狼似虎，皇帝一個人一般頂不住。這是我認為的根本原因，謝謝！

明朝初期是文臣，勳貴，皇帝三方平衡。土木堡之變，勳貴全滅，文臣實力越來越大，皇帝無法抗衡，只能扶持宦官來幫忙。

要說到這個問題，就先說朱棣是怎麼上位的。

太祖朱元璋傳位於孫子朱允炆，朱棣是打著清君側的名號，討伐建文帝，奪了皇位。

朱棣打進了皇宮，不料有人一把大火，但是朱棣搜遍了皇宮，除了皇后的屍骨，朱允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朱棣這個皇位是生生從侄子朱允炆那裡搶來的，天下人都知道，名不正言不順，朝中大臣也不服。一旦有朝一日，朱允炆回來，這天下還是得還回去呀。所以，朱棣雖然在這皇位上坐著，但是不安穩哪。於是朱棣後來多方尋找，一定要找到他這個侄子。

朱棣上位後有兩件大事。一是找朱允炆，二是穩固皇位。

這其中有個關鍵人物。鄭和，對，就是歷史書上“下西洋的鄭和”。鄭和是個太監，原名馬三寶。因為跟隨朱棣奪皇位打天下有功，特地賜姓鄭，改名鄭和。

當時傳聞朱允炆逃到了海外，做了和尚。所以，朱棣讓鄭和以出使海外的名義，七下西洋尋找朱允炆。

除了尋找朱允炆杜絕後患，朱棣還有件大事，穩固皇位。朝臣都是朱允炆的，所以朱棣要培養自己人哪。那就從親信的太監下手。本身他最信任的，能陪著他打天下的人鄭和就是個太監。

在明朝之前，宦官之禍就不少。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是明確規定過的，太監不準學文化，不準識字，所以太監們雖然和皇族親近，但架不住沒文化，掀不起什麼大浪來。但朱棣就不一樣了，朱棣不信任朝臣，但信任太監哪。所以朱棣專門給小太監們設了學校，讓他們系統學習知識。

不僅如此，朱棣還給太監們設立了明確的制度，和明朝的官員制度一樣，分為中央和地方。。

1）中央的以十二監，四局，八司為主。

2）地方的太監一般為鎮守太監，監軍，稅監，等，一般為中央派出。

這個中央的十二監特別厲害，權力特別大。大到什麼程度呢？給大家推薦一部劇《大明王朝1566》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十二監之首是司禮監，設立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兩名。幹啥呢？代皇帝傳口諭，代皇帝批奏摺，皇帝奏摺要司禮監核實之後再交給六部。

大家對太監的認知還有個東廠西廠吧。司禮監還常年派一名秉筆太監，作為東廠廠督。權力傾天，大過丞相，這麼說，絕對不為過。

所以說，有文化，真可怕。太監有文化，真是開外掛啊。本身就常伴君王側，在權力的最高層，又能夠接觸到最機密的檔案，想幹點什麼事，還不是輕而易舉的。

因為中晚明計程車人制造了一種說法，認為明太祖禁止宦官讀書識字，還在宮中樹立鐵牌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而明成祖在靖難時期起用宦官帶兵，即位後建立東廠令宦官帶領校尉秘密偵查，從此開啟了明代宦官干政的帷幕。這樣一來，宦官參與政務的緣由就並非太祖祖制，而是相當具有偶然性。

但經過學者的研究，這套敘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事實上明太祖就在《皇明祖訓》等書中明確規定司禮監的宦官掌管宮中各種禮器、文書，試問不識字的人能讀寫賬簿、掌管文書嗎？而且按照官修史書，建文帝的軍中就有宦官監軍，可見建文帝已經開始在軍事中重用宦官，這也不是明成祖開的先例。那塊禁止內臣干預政事的鐵牌，也在明初史料中查無實據，只能視為中晚明的一些士人為了反對宦官政治而創造的政治神話。總的來說，明代的宦官參政是一個循序漸進發展的過程，並不能特別怪罪於某一任皇帝。

那麼回到所謂“宦官之禍”，實際上被明朝士人視為禍首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五人中，正常以有知識的宦官身份成為司禮監太監的只有王振一人，而且是正統時期決策機制轉型時的第一人。其餘曹吉祥為宦官武將，並非透過司禮監掌權，而是由於景泰時期對武人的特殊重視而掌握了軍權；汪直年幼，透過萬貴妃的門徑倖進；劉瑾原本執掌伎樂機構鐘鼓司，透過武宗的渠道倖進；魏忠賢也是成年入宮，不以文化聞名甚至被傳說不識一丁，靠侍奉太子光宗的經歷進入司禮監。可以說被明朝人視為大患的大宦官，多數是打破司禮監宦官選拔機制之人。明代宦官機構的正常運作，雖然也和文官有所摩擦，但並沒有很大的惡劣影響。

對於中國的歷代王朝而言，如何處理好宦官問題，是一個頗為費腦筋的事情。君不見，強如漢唐，也因十常侍之亂和甘露之變而加速了王朝的滅亡。然而，與漢唐相比，明朝的宦官問題頗有特色。

圖 明代特務組織東廠梅花令牌

但在靖難之役中，在建文帝身邊備受管束的宦官成為了朱棣的情報來源。朱棣因此掌握了京城的虛實，方才一舉成功。而朱棣原本王府中的宦官們也多隨他一同參戰，並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等到朱棣登上了皇位後，便認為宦官們忠於自己，將其視為心腹，對宦官也多加委任，如監軍、出使等職。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同時對大臣們進行監視，明成祖時設立東廠，由皇帝身邊的親信太監掌握。東廠的設立，標誌著明朝宦官勢力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為明朝宦官問題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