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情，應該這麼說，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有56個名族，而且還有不同的風俗習慣，雖然古人當時存在不同地域，不同國家，所以各種葬法都有，就比如有蒙古的天葬，家裡人把逝者放到手推車上一直朝一個方向推，逝者在哪裡顛簸掉下來，家裡人就轉身回家，還有寺廟裡的和尚，一般的都是火葬，當然存在得道高僧，一般坐化圓寂，再有門徒火化出舍利子一說，還有的葬在樹裡，還有葬在水裡，還有的懸崖陡坡上，還有葬在山洞裡的溶洞裡，所以火葬只是其中的一種，並不足為奇，我們只需要尊敬每一種傳統文化底蘊，與風俗習慣，有句話就說入鄉隨俗。還有願逝者安息。

商朝甲骨文的卜辭中就有：“燎，使人於嶽”的記載。依據《周禮·秋官》的規則，火葬在周代又變成了一種賞罰手段，假如有人犯了大罪，就會遭到“殺其親者焚之”的嚴峻賞罰。與少量民族簡潔的火葬不一樣，發起土葬與厚葬的風氣在本質上也表現了華夏王朝社會等級的威嚴。這麼推重土葬的狀況一直繼續到了東漢以後，才逐步被遠道而來的釋教改變了。憑藉著強壯的傳播力，釋教在南北朝以後敏捷站穩了腳跟，尤其是當佛陀深入了每個信眾的心裡以後，終究走向重生的涅槃，也成為了每個釋教徒最大的希望。

在隋唐期間，火葬也是作為釋教的特別宗教儀軌而儲存的，據《高僧傳》記載，那位翻譯了《金剛經》的鳩摩羅什，在長安身後也是“依外王法，以火焚之”。到了宋朝，火葬卻成為了一個全民性的喪葬風俗，乃至皇帝公佈制止火葬的敕令，都無法改動大眾將身軀投向烈火的決計。宋初建隆三年，皇帝就因“近代以來，遵用夷法，卒多火葬”而命令制止民間火葬，但收效甚微。然後的元明清三朝關於火葬也是大力制止，但都遭到了來自民間不一樣程度的冷遇，從《馬可波羅行記》中寧夏、四川、江南各地屢禁不止的火葬，到清代《日知錄》裡杭州城內習以為常的火葬風俗，民間都將制止火葬的政府指令當做了耳旁風。

那麼古代的華人為何如此鍾情於火葬呢？這個問題其實要從兩方面解釋，一方面的原因是出於上層富有人家的精力需要，這些貴族是為了贖減宿世的罪行，期望在釋教虛幻的陰間輪迴中尋求一個來世的富有和實際的安寧。另一方面則是出於貧苦大眾的實際需要，“貧無立錐之地”。

火葬是現在人死之後最常用的屍體處理方式，其實火葬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今西部甘肅、青海等的少數民族地區就有火葬的習俗。《墨子·節葬下》記載道：“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儀渠，即義渠。

魏晉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和普及，火葬開始在中國不少地區盛行。但在講究“入土為安”的古代，漢族基本將焚屍視為奇恥大辱甚至最嚴厲的刑罰之一。傳統漢族歷史上還是流行土葬，因而中國古代帝王絕大多數都是土葬。

現在基本認為中國開始火葬是隨著佛教傳入，火葬乃是佛家之俗，隨著佛教影響力的擴大，火葬之風也擴散開來。新中國直到上世紀的1956年，為了移風易俗，151位領導人共同簽名倡導火葬。但作為法律，直到1997年殯葬管理條例才第一次提出要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

宋代是華人較普遍實施火葬的時代。

據宋人洪邁說，“民俗火葬，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今天的研究者也發現，“根據以往有關的史籍、資料及調查，在研究佛教與火葬關係時，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宋代凡是火葬盛行的地區，佛教都非常發達。在都城汴京、河北、兩浙、福建、四川等地是宋代火葬盛行的地區，同時也是佛教最為發達的區域。”

顧炎武《日知錄》記載：“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最初只有貧苦人家為節省喪事開支，唯務從簡，選擇火化的方法。後來，江浙一帶的富人家也多選擇火葬，“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墓爾之土以安居，亦致焚如僧”。

據馬可·波羅記載，其遊歷杭州時便見過當地人的火葬儀式：“富貴人死，一切親屬男女，皆衣粗服，隨遺體赴焚屍之所。行時作樂，高聲禱告偶像。及至，擲不少紙繪之僕婢、馬駝、金銀、布帛於火焚之……焚屍既畢，復作樂，諸人皆唱言，死者靈魂將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馬可·波羅到中國時已是元代，可見習俗依然。

火葬乃是“貧苦人家為節省喪事開支，唯務從簡”也算一個重要原因，比如潘金蓮就表示土葬還需要尋找墳地。據說宋代如河東路之所以火葬最盛，便是因為“其境土狹民眾，惜地不葬”。宋人自己也說，“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葬上天，葬禮亦被奪了。”

顧炎武也認為，“（宋代）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為俗。”

雖然火葬民間流行，但朝廷及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不接受火葬。有士大夫對火葬的習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播爇而捐棄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認為火葬是對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議，“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

但也有人表示理解。如南宋時期士人俞文豹便質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宋代一大優點就是尊重社會習俗。

因而在土葬與火葬之爭中，宋代官方比較人性化，對貧窮者設立公益性火葬場，助貧家火化。有些地方則在官地中劃出一塊“義地”，建成公墓，收葬土葬貧民。比如南宋的張體仁，在蘇州建立“齊升院”，作為火葬場，“撥沒官田供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北宋的李昭玘在河東路的潞州（今山西長治）任通判時，看到“潞民死多不葬”，便劃出官地，置備棺材、壽衣，收葬貧家逝者。

所以土葬也好，火葬也好，政府都給予相應資助，而不是強行介入。這點值得學習。

南宋初年又有官員提出，“既葬理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並建議“除豪富氏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共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

這個建議得到皇帝宋高宗的批准，即允許人選擇何種葬禮，政府不干涉。

所以宋代得城市出現了“化人場”，即火葬場。南宋臨安城據記載有數十處，其中十幾處因為“建置年歲深遠”，到宋寧宗嘉定年間差不多都荒廢了，於是寧宗又“詔令臨安府將見存化人場依舊外，其已拆一十六處，除金輪、焚天寺不得化人外，餘一十四處並許復令置場焚化”，也就是重修了十四處火葬場。

另據記載臨安還出現了類似現代“殯儀館”的喪葬服務機構，設有專門的房舍供人存放骨灰罐。

另外宋代政府還在各地推廣公益性公墓—“漏澤園”。漏澤園免費收葬貧窮無葬身之地的逝者和無主的遺骸；墳墓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塊大方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安葬日期；有親屬資訊的，也刻於磚上，作為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給予棺木收殮；貧困家庭若有親人去世，也可主動申請安葬於漏澤園，政府免費安排一塊九尺見方的墓地。此外漏澤園還設有房舍，以方便逝者的親屬來此祭祀。

主持、管理漏澤園的都是官方聘請的僧人。南宋時，仁和、錢塘兩縣有“漏澤園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

即僧人不僅由政府支付物質費用，每月五貫錢、一石米。每收葬滿二百人，還可得到請賜紫衣、師號的精神獎勵。

據有學者考證，北宋真宗時，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費六百文錢，包括棺木的費用。宋神宗時，要二千文。南宋高宗時，大約是三千文。全國各地漏澤園的經費加起來，數目也不算小。

元代時，還有火葬習俗。

明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歿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

洪武五年，明太祖諭禮部曰：古者掩骨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閒地為義冢，俾以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大明律》還規定，“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

即就算是死者留遺言要火葬或水葬也不行。否則，若葬的是長輩，打一百大板；葬的是小輩，打八十大板。當然，如果死在外地，又沒錢沒能力歸葬的，可以火化。

但明代朝廷設立淨樂堂等火葬場所，死去的妃嬪、宮女等還實行火葬，也有放置這些骨灰的胥井。

清朝初期按其舊俗（沿襲女真族的習俗）仍實行火葬，清太宗皇太極等都是火葬，順治九年還議定了火葬制度。

清人吳振棫在《養吉齋叢錄》中記載：火化，國制也。無貴賤皆然，平時服御各物，歿後盡焚之。遇大喪，則所化者積如山阜。

火葬的隆重不象土葬那樣看出殯的規模，而是看所焚化的東西的多少和貴賤。雍正皇帝曾說過：本朝肇跡關東，以師兵為營，遷徙無常，遇父母之喪，棄之不忍，攜之不能，故用火化。

但雍正帝后來明確嚴禁火葬而效漢族土葬。所以從康熙帝開始，清代諸帝均不火葬，而用土葬，並列入國法。自此後，從滿族到漢族，自上至下無不實行土葬。

古代當然有火葬。比如宋代，民間盛行火葬之風，今人的研究稱，宋代有些地區的火葬率高達30%。

下面列舉一些關於宋代火葬之盛的記載：

兩浙地區：“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河東地區：“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為俗”；湖北一帶：“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於野”；在福建，“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

“習以為俗”、“視以為常”等修辭，說明火葬在宋代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多個地方都存在的習俗。

為方便民間火葬，宋政府還在一部分城市批准設立火葬場，時人稱之為“化人場”。臨安府建有數十個化人場，其中有十六個“建置年歲深遠”的化人場，由於位於皇家禁地，多被拆去，導致“貧乏喪葬之家”為死去的親屬舉行火葬時，要“遠涉重費，委有未便”，於是嘉定年間，宋政府便批示臨安府重建了十四個火葬場，以便民間有喪事之家能夠就近舉行火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