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幣貶值，確實是超髮帶來的惡果，但並非如教科書所說，是政府出於斂財目的，才大舉發行法幣。國民政府大量發行法幣始於抗戰期間，完全是無奈之舉。

抗戰爆發後，華北、華中、華南這些經濟發達地區就相繼淪陷，中國損失了絕大部分工業，以及半數以上的農業。至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中國幾乎喪失了所有對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進口量比1941年降低78%。供需失衡，導致物價上漲。同時，中國財政主要依靠的關稅、鹽稅等，也隨著沿海地區淪陷，失去大部分。

國民政府無法解決物資匱乏問題，也不能擴大稅源，只能一再加印法幣，以彌補鉅額財政赤字。抗戰以前，國民政府每年的財政赤字只佔總開支的10%—20%，最高不過30%—40%，而抗戰後的1937—1940年，財政赤字平均佔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這個數字更提高至78%。

戰時財政支出主要為軍費開銷。以1941年為例，政府支出100.03億，其中軍費佔到73%。當年收入僅13.1億，赤字86.92億。後幾年軍費所佔比重基本與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財政赤字、軍費開支和增發法幣三者在數量上大體是相等的。

因此，國民政府大量發行法幣，主要目的在於維持軍費開支，堅持抗戰。1944年孔祥熙在給美國駐華大使高斯的備忘錄中，即說：“中國物價上漲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戰已七載，軍需浩繁，物資日漸缺乏，供應未能適應，加以國際路線阻斷，運輸困難，國內經濟情況，益形艱困。”

法幣增發，自然帶來大後方物價水平持續走高。如將1937年上半年大後方的物價指數定為100的話，1939年為213，1941年為1294，1945年則是184455。這意味著，八年來後方物價翻了1800多倍。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桂林熟鹽在1937年時為0.117元/市斤，1939年漲至0.369元/市斤，約增長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當於1937年的279.14倍。

抗戰勝利後，中國也沒能獲得一個安定的發展環境；尋求美國貸款，回收法幣，亦告失敗，於是惡性迴圈，法幣貶值再也無法遏制。

貨幣不是給人行方便的，而是對於任何人具有限制高消費，保護國民社稷不受侵奪的限權和平權工具，需要有嚴格的出票和銷票的機制，也就是說，決不能讓市場上流通一張沒有銀根的飛單，換言之，銀行提供的只是一個計量衡具，或者說是一杆秤，用來準確的度量本國的淨值產出及其分配結果的，如果用秤桿來秤地，那實在是太有才了。健全的貨幣制度，需要規定貨幣金屬，貨幣單位，也就是法定的價值尺度，任何單位都得憑藉規定的價值尺度砝碼買賣商品，而且買賣的差價不可過大，太大了秤了地就是全民不可挽回的損失。政府通脹產生的原因是違法操作金融，繞開法律監督造成的。主要是開銷太大，收不抵支，無法使用鑄幣法碼平權，鎖定流動性以保護社稷根本。根本原因是輸出商品被輸進了外國債券，破壞了收支平衡。看美國的金本位，當花空國庫之後必須在世界範圍內搶回鑄幣法碼，實現平權計量。攻打伊拉克奪其黃金就是例項，因為國內凍結不住飛單能把社稷虧光，這是非常可怕的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