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伯夷叔齊，史載商朝貴室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他們哥倆都因推讓偷偷的跑路，以表達堅決不受家業的真心誠意，不久他們倆看到家業讓別的兄弟繼承就放心啦，這時他們倆聽說西伯姬昌尊容養護老年人，他們倆就因彼此年紀老邁商量著去投奔西伯姬昌，可是天闊路長，走到半路正遇到姬發用車載著姬昌的神位東伐商都，於是二人就拉住武王的車馬諫阻說，父死不藏已離孝道，以臣伐君又背棄忠理。當時武王早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所以沒有給他們倆面子。等天下歸周後，伯夷叔齊就不肯食用周粟，餓死於首陽之山。

這個事說的是，即便不同意老年人的勸阻，武王也當耐心好言相告，讓伯夷叔齊明白自己也是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為之，絕對不能酸臉的懟人，以致伯夷叔齊下不來臺階很傷心，沒有愉快的心情去用嗟來之周粟。同時，這一切本是伯夷叔齊本族的粟米，卻改稱周粟，無異於他們倆合法的酒菜被武王搶劫，再賞給他們倆，一時轉不過來這個彎彎繞繞很憋氣，所以拒絕食用周粟。另外，天下人都在慶賀周德興旺，他們倆卻自覺是商朝殘渣餘孽，沒有合乎情理的藉口會去端捧勝利者的杯盞。更何況能捨掉自己家業的隱居者，怎麼也不會為幾口粟米去搖尾乞憐的。後世說，這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典範。

可是，不管怎麼說，伯夷叔齊都是每日三省自身修養品行的善良人，為什麼卻采薇而食，天之道不會不保佑他們倆吧，可還是餓死啦，孔子常誇顏回品學兼優卻常常吃上頓沒下頓的，營養不良而早夭，如此聰明的人竟然遭殃受困苦，以後不要再說天道無親唯與善人啦，因為這些克己律己謹小慎微的明白人，行止坐臥都會斟酌選擇，說話總是照顧別人的心情，三思而後才啟朱唇，事事周到，從不觸犯或者是怨恨別人的，然而卻總是不如那些啥事都不懂還胡作非為的人富貴安樂，長壽多福。

其實吧，伯夷叔齊，雖然既賢且明，卻還是不識變通。真理確實從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同樣真理也是需要活學活用才能總有效驗。否則就是膠柱鼓瑟，自綁自困。所以，孔老夫子在困境中也曾一改，肉割不正不吃的教條，只要能填飽肚子就吃，積極尋求擺脫困窘的道路，並說“如果做卑賤可鄙的職務可得富貴我也義不容辭滿心歡喜地願意去幹，如果怎麼也是白費力氣，就憑自身的喜好選擇順其自然的開心快樂”，這才是孔聖人的絕招呀！

世上從來就不存在周粟商粟和夏粟，因此，伯夷叔齊並不是要為暴君紂王餓死首陽山上，而是沒有突破學問的瓶頸，編造不出自我解嘲的理由才走火入魔做繭自縛的。

伯夷叔齊是古代社會有名的忠義之人。他們是很多有識之士推崇的忠義代表。在商周易代之時，二人為了阻止周軍東進，曾經面見周武王姬發，但是這次勸諫毫無效果，雙方見面不歡而散。

伯夷叔齊二人繼續歸隱，而周軍乘著商軍主力東征夷方，朝歌空虛，商王帝辛組織奴隸抵擋未果之後自殺，宣告商超滅亡。訊息傳到二人隱居之地，本來是貴族的他們頃刻之間變成亡國之人，甚至還面臨周人的清洗。

正是覆巢之下無完卵，在商朝滅亡，本為子姓貴族的他們也立刻失去貴族身份，失去了一切特權，甚至成為亡國奴，隨時面對周人的嘲笑與歧視，雖然他們不是戰俘、也不是元兇，但是依然要承擔國破家亡的結果。

作為殷商貴族，現在的路只有兩條，一是微子啟的路線，臣周，夾起尾巴做人。一是箕自路線，率族人東入北韓海外之地，老死不相往來。而伯夷叔齊選擇的是第三條路線，以死明志，恥為周臣。

所為忠義，邊是忠於國家、忠與社稷，而不是忠於君王，但是很多時候，君王把自己等同於國家社稷，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忠於社稷就是忠於君王，所以造成死社稷之人成為死君王之人。

伯夷叔齊就是這個例子，他們忠的物件是殷商社稷，並不是死於帝辛，因為帝辛之死代表著殷商社稷傾覆，帝辛與殷商又合二為一，伯夷叔齊就被誤判為忠與帝辛而死。

作為當時的貴族，帝辛什麼樣子應該明白，是否值得去死也自然清楚，在現實面前，周君天下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連君位都不貪的他們已經做了隱士，肯定不是因為功利，也不會因為某人而死。

在後世，由於儒家的推崇，加上有心人的故意誤導，淡化他們忠於社稷國家的形象，如同貼標籤一樣，強化化為他們愚忠紂王，符號化就把他們忠義的形象變為不識時務頑冥不化的形象。

謝題主邀請回答。據《呂氏春秋.誠廉》、《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是商末方國孤竹君的兩位王子。孤竹君遺命立三子叔齊為君。 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尊天倫，不願打亂社會規則，也未繼位，哥倆先後出國前往周國考察。周武王伐紂，二人扣馬諫阻。武王滅商後，他們恥食周粟，采薇而食，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叔齊死後，見於文獻記載的，最早讚美伯夷、叔齊的人就是孔子。孔子在《論語》中曾先後多次讚揚伯夷、叔齊。“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在孔子的眼中伯夷、叔齊是完美的“賢人”，所經歷的四個事全都符合孔子建立的儒家思想。其間，不念”暴君商紂王的“舊惡”，反對周武王伐紂，其理由是其父君未葬而動刀兵，以暴制暴，以臣下討伐君王，以下犯上；攔馬諫阻未能得逞，商紂王未逃脫滅亡的命運；商亡滅後，伯夷、叔齊事君如一，寧作商朝鬼，不為周朝人，恥食周粟甚至周薇，求仁得仁，始終不二，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為對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孔子為首的儒家刻意樹立的“模範典型”：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充分體現了“仁”和“義”的道德標準。孔子也讚揚他們“求仁得仁”。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標準也是“仁”和“義”。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寧死全仁，用孔子的話就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就是儒家提倡的“禮”。伯夷以父命為尊，寧可不作君王，也不違背父親的遺願，這就是“孝”。兄弟讓國，體現的是“悌”。不難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都能從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為中找到源頭。從這些佐證，完全可以看出，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為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基礎，孔子儒家思想是東方世界的道德源泉。伯夷叔齊的思想行為，也就是名副其實的東方德源。

伯夷叔齊"兄弟讓國，扣馬諫伐，恥食周粟，餓死首陽"這四個故事，從正面意義上看，其仁哲大義，是歷代中華仁人志士、誠信禮讓、忠於祖國、抱節守志、清正廉明的典範。從另一方面來說，歷史是勝利者的宣言和判決，殷人的歷史是周人在未經殷人認可的情況下書寫的，紂王的罪惡、伯夷叔齊的罪惡是周人告訴我們的，是孔子極力葆揚、美化的，不一定全是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