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和主題《變形記》創作於1912年，發表於1915年。小說分成三部分，用一、二、三標明。課文節選了原小說的一半內容。第一部分，寫格里高爾發現自己變成“巨大的甲蟲”，驚慌而又憂鬱。父親發現後大怒，把他趕回自己的臥室。第二部分，格里高爾變了，養成了甲蟲的生活習性，卻保留了人的意識。他失業了，仍舊關心怎樣還清父親欠的債務，送妹妹上音樂學院。可是，一個月後，他成了全家的累贅。父親、母親、妹妹對他改變了態度。第三部分，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掙錢，忍受不了格里高爾這個負擔。妹妹終於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爾又餓又病，陷入絕望，“他懷著深情和愛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後他的頭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孔撥出了最後一絲氣息”，死了。父親、母親和妹妹開始過著自己養活自己的新生活。情節的發展由兩條線索互動展開：格里高爾：變成甲蟲——成為累贅——絕望而死家裡親人：驚慌、同情——逐漸憎恨——“把他弄走”格里高爾自始至終關心家庭、懷戀親人，可是親人最終拋棄了他，對他的死無動於衷，而且決定去郊遊。作者描寫這種人情反差，揭示了當時社會生活對人的異化，致使親情淡薄，人性扭曲。《變形記》的主題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創作的文學作品的主題，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體驗和理解。有人認為《變形記》的主題是：表現人對自己命運的無能為力，人失去自我就處於絕境。也有人認為，格里高爾變成甲蟲，無利於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規律是無情的。三、《變形記》的藝術特色《變形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寫了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異化”現象。卡夫卡曾說過：“不斷運動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向某個地方，至於拖向哪裡，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也就是金錢、機器、生產方式操縱了“人”，把“人”變成“物”的奴隸，使人最終也變成了“物”，或者說“非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常見的現象，卡夫卡的《變形記》則把這種常見的現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寫的格里高爾在生活重擔的壓迫下從“人”變成一隻大甲蟲，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誕無稽的，但是，透過變形這樣的象徵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個普遍真理，即人創造的物，作為異化的、統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對立，它們操縱著人，把人變成奴隸。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隸，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動物有什麼兩樣？這樣說來，變成甲蟲不也很自然了？把虛幻的離奇荒誕現象和現實的本質真實結合起來，就構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說。此外，卡夫卡還透過受壓抑的小職員變成甲蟲後的思想活動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的災難感和人的孤獨感。人變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後，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切無從猜測的災難都隨時有可能落到自己頭上。格里高爾的遭遇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大受害者的縮影。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後，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利害關係也被暴露無遺。以前，他是主要養家之人。這時，他的親人為之著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為他不再能為家裡掙錢，甚至成了他們的“家醜”和“家庭負擔”了。因此，到最後，誰也不同情他、憐憫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遺棄在黑暗中，雜亂的傢俱堆中，沒人清掃的房子裡。他便在孤獨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裡人如釋重負，得以開始“新的生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的金錢關係。《變形記》在藝術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虛幻和現實結合起來了。“現實”和“虛幻”是構成“卡夫卡式”小說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作者沒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爾清早一起來就變成一隻甲蟲，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虛幻的怪事了。在現實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有的。而並沒學什麼法術的格里高爾，對自己的變形似乎早有準備，幾乎沒有表現出特別的驚異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頭痛腦熱一樣。整個過程中，他只說了一句：“我出了什麼事啦？”爾後，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著他五點鐘要去趕火車。以後整個的作品幾乎就是沿著他與差事這條線索展開的。卡夫卡寫格里高爾變形，並不是在他如何變形，為什麼變形上著筆，而是用大量的篇幅來描寫周圍環境。格里高爾變形了，而環境卻毫無變化；還是那個“安靜地躺在四堵熟悉的牆壁當中”的房間；衣料樣品照舊攤放在桌子上；他最近從畫報上剪下來的那幅畫像仍然掛在牆上。此外，小說完全沒有浪漫主義慣用的那種浮華的語句，語言十分平淡無奇，既沒有富於感情色彩的修飾語，也迴避了專門的藝術描寫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穩的語調，像新聞報道一樣冷靜客觀，不動聲色地說明情況和記敘過程，不發表任何評價。當家里人因叫不開門在外面急得團團轉的時候，當他的聲音裡“有另一種可怕的嘰嘰喳喳的尖叫聲同時發出來”的時候，他似乎沒事兒似的，認為“僅僅是重感冒的徵兆”，是“旅行推銷員的職業病”。而整篇小說裡，作者幾乎一直是用這樣的筆調，用這樣的態度來敘述格里高爾變形後發生的一切，使小說中虛幻的夢境，難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場面，街頭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義，其間沒有根本的對立，沒有明顯的過渡，甚至泯滅了界限，完全結合成一個整體了。在這裡，虛幻中有現實，現實裡可見到虛幻，幻象變成了“現實的”“物質的”，看得見、摸得著，與現實難解難分了。人異化成甲蟲，這應該是荒誕的了，但經過卡夫卡高超的處理後，好像是必然的，極普遍的，不足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達到這樣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語言上的技巧外，還抓住了社會現象，即從生理上看，人變成甲蟲是反常的、虛妄的、荒誕的，但從社會現象來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現實的。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人一旦失去了謀生的能力、手段、資本和機會，就無異於一隻甲蟲。何況，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異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見慣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會現象昇華為生活的哲理、數學的原理、語言的句型。而這“昇華”也是把“卡夫卡式”藝術大廈中的兩塊“磚”——現實和虛幻——有機地結合起來的一種黏合劑。化奇異為平凡，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無法解釋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環境中、讓荒謬悖理與合情入理、虛幻與現實這兩類對立的因素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展現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夢魘般的非現實的、好像又是現實中處處可以見到的畫圖，這就是《變形記》的根本的藝術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回看百年來《變形記》的評論和解讀，筆者的感覺就如同《審判》中與神父探討了《在法的門前》的種種意見之後約瑟夫·K的感覺：這些意見令人“疲倦”，他“無法仔細考慮從這個故事中引出的所有結論”，“那簡單的故事逐漸變得模糊了，他想要擺脫它的纏繞”。[1](P177)在某種意義上，置身於由卡夫卡的作品滋生出來的“卡夫卡學術”，很像是卡夫卡作品裡的人物被作品本身的敘述活動所糾纏。

提起卡夫卡的《變形記》，相信對於西方文學稍有了解的讀者都不會陌生。對於大部分中國的讀者來說，《變形記》是他們對於卡夫卡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完整）的認識。誠然，作為卡夫卡流傳最廣的作品，《變形記》一直被認為是作者的巔峰之作，也是西方文學史上少有的精品。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的鑑賞（甚至包括許多名家）將《變形記》解讀為作者卡夫卡對於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的巨大控訴。

從學術史角度看，或可認為，沃爾夫先生有意無意地挑明瞭“文學解讀成為日常憂慮”問題。對《變形記》解讀史的回顧不妨從他開始。他可以說就是後世為數眾多的卡夫卡學者的原型或先導，預示了那些如傳記家施塔赫所說的“傾瀉到他(卡夫卡)身後作品的東拉西扯的龐大的話語波濤”的出現：“即便最成功的作家，就其作品接受情形而言，開端往往就是終結

謝邀。《變形記》是一部殘忍的小說。故事表面顯得十分荒誕，但實際卻真實地反映了很多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無奈與悲哀。如果說主人公的變形還只是形體上的變形，那麼那些形體依然完好的人卻是心理在變形、人性在變形。卡夫卡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高度讓這個扭曲的世界中的扭曲的靈魂得到了全面的展現。

這是篇藝術價值極高的小說。可惜在我們的教科書裡被講錯了。其實，即使是發達國家著名大學使用的教科書，也沒有完全講對。但優秀的作家與學者昆德拉、納博科夫、哈羅德•布魯姆等人的說法帶來了客觀而準確的新意。

在我們這裡，因為一直沿用的中心思想的研讀方法，不可避免地誤讀了卡夫卡，比如說我們往往會這樣總結：《變形記》透過細緻描寫旅行推銷商薩姆沙變成蟲的遭遇，控訴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壓迫人，人情冷漠的現實。——雖然沒錯，但沒有觸及小說的實質。

西方國家的通常的教科書往往將卡夫卡看作聖徒，小說人物跟他一樣在受苦，莫名其妙地受苦，荒誕地受苦，預示神的缺席……

但其實，我們在弄清楚小說寫了什麼之前，一定要剋制自己隨意聯想，看清故事真相：旅行推銷商薩姆沙用自己的工資養活一家人，父親不上班，妹妹年齡太小不適合上班。但有一天薩姆沙變成了一隻蟲。他上不了班，一籌莫展。家人開始嫌棄他。

變成蟲並不是他的錯，他上不了班也不是他的錯。但他覺得是自己的錯，千方百計想彌補這個錯誤。家裡的人覺得這是他的錯。開始有妹妹照顧他，後來待遇變得很差。直至被一隻蘋果砸中後死去。家裡人如釋重負，籌劃一次旅遊。

故事是荒誕的，這個沒錯。但這個荒誕不是重點，重點是苦悶，行文的流暢與故事的苦悶組成奇怪的和諧。卡夫卡喜歡運用法律和科學方面的術語，給這些詞彙以諷刺性的精確，而且從不介入作者個人的感情。這種冷冰冰的詩意是奇特的。

你可以說這是神話，但在這個神話裡，沒有神，上帝在別處，在睡覺，或者死了。

可怕的噩夢般的生活與卡夫卡清晰、準確的描述，這兩者的對立是這篇小說美學上的重大突破。

《變形記》有多種讀法，作家兼鱗翅目專家納博科夫認為，薩姆沙變成的蟲背後的硬甲克下面，其實有翅膀。如果可以這樣理解，就是更深的悲劇了，為了讓他擺脫吸血鬼一樣的家庭，上帝給了他翅膀，他沒有發現，更沒有飛走。這是我讀到過的最天才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