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是一種規格很高的品質。真正獲得了寧靜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極其敏感極其溫厚也是極其豐富極其堅韌的。他可能為草的凋零或者樹葉的飄落而傷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識的弱智小女孩而擔憂，他思考過怎樣生也思考過怎樣死，說到生的時候，他有那麼多山重水複的煩惱和柳暗花明的喜悅，講到死的時候他事無鉅細從心態、方式到裝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來更談笑風生……我們從史鐵生的文字裡看得到一個人內心無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時也在這個人內心的起伏中解讀了寧靜。

在計劃經濟時代作家曾經是一個很值得嚮往的職業。儘管在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中我們已經無法找到作家這一職業吸引人的理由，但我們可以在俄羅斯作家布林加科夫的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去找到答案。小說第一部第五章《在“格里鮑耶陀夫之家”發生的事》寫道：莫斯科人人都向往去“莫文協”吃晚飯，因為“沒有比‘莫文協’在格里鮑耶陀夫佈置得更好更舒適的地方了。”“……‘莫文協’成員證，這個散發著貴重皮革味兒，鑲著金色寬邊的褐色小本子是全莫斯科盡人皆知的證件。”只要手持成員證，您就可以在那裡點到便宜的鱸魚、鱘魚、鶇鳥肉碎塊、熱那亞式的鵪鶉肉……此外，作家們還可以享受漫長的休假。中國的生活水平當然沒有俄羅斯高，但幸福感來源於比較，相對於普通人而言，一個計劃經濟時代的現役作家的生活簡直可以說是“雲上的日子”。

　　　　但是，史鐵生卻是在雙腿癱瘓之後寫作的。那時候計劃經濟已走向窮途末路。他寫作不是為了領取某張成員證，他寫作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告訴他關於命運的事。在中國傳統語境中，關於命運的說法很簡單：命運分成兩種，好與不好。信仰佛教的人會認為抽到那張“不好”的牌的人在前世必定做過壞事。史鐵生1951年出生於新中國的北京，他命中註定只能成為一個無神論者。在無神論者的語用學裡，“命運”只能用借喻的方法來表達：“華人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但具體到個人，他的命運是怎麼樣的？它來自哪裡？為何產生？能否被掌握？具體到史鐵生本人，他反覆問的是：為什麼是我殘廢了？

　　　　史鐵生在他的隨筆《我與地壇》中寫道：“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齡上忽地殘廢了雙腿。”這個25歲的孤獨的無神論者被迫創造了一個“上帝”以便和他對話。在長期的對話中，這個“上帝”漸漸有了血肉。這個過程類似於博爾赫斯的小說《圓形廢墟》裡描繪的那個“沉默寡言的人”用自己的夢境去創造了一個神。這顯然是“一個男子漢所能從事的最最困難的工作”，“要比用沙子搓一條繩子或者用沒有臉的風鑄成一個錢還要難。”在故事裡，這個神最終在夢裡被創造出來了。同樣，經過史鐵生漫長的思考、提問後，他的“上帝”也出現了。這是一個奇怪而沉默的上帝：他出現只是為了讓提問者有一個形式上的聽眾。他繼續問：如果命運不公，那麼是否可以以死相爭？就是說：自殺是否是掌握命運的一種方式？他在《我與地壇》中寫道：“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志地想關於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心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

　　　　在中國，也許沒有一個健全人會這樣為自己的存在如此操心過。他最後放棄了思考生命的意義。“剩下的就是怎樣活的問題了。”這同樣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了回答這樣問題，他留心觀察那些跟他一樣揹負沉重生活的人——這在中國不是件難事。他觀察他們，思考他們毫無意義的努力中是否有什麼意義。他在多篇小說中提到過一個孤獨的業餘長跑者。他為了能成為一個運動員而跑，但總是不能取得第一名，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因此不能出現在眾人眼前。當最後他獲得冠軍的時候，他的年齡早已超過了一個專業運動員的年齡了。在《老屋小記》裡他寫過一個徒勞的保持自己青春的的中年女人（她在等誰呢？那個人會來嗎？）這些人在外表上千差萬別，但他們的生活似乎都充滿了荒誕。其實，最荒誕的莫過於史鐵生自己的命運：他的疾病在發展。他的生命在枯萎、退縮。雙腿殘疾後，他患上了嚴重的腎病。每週都要去醫院透析三次。痛苦折磨著他，甚至佔用了他的大多數思考的時間。

　　　　正如蒲柏《論疾病》中所說，“疾病給予那些支撐我們的虛榮、我們的力量和青春活力以衝擊和震動，使我們不由得想到，當自己的外圍工事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時候，就要從內部來穩固自己。”這種“穩固內部”的工作獲得了某種認識上的成效。史鐵生有一天終於醒悟到“上帝的考慮，也許是對的。”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蚌病生珠”。說的是中國古人發現某種燕蛤屬及珠母貝屬的軟體動物生病以後才能在體內孕育出一顆珍珠。這個成語用來說明史鐵生的命運非常適合。透過與疾病的周旋，史鐵生得以長時間思考生命的意義。從他的寫作裡，我們會發現他早已放棄了和疾病“抗爭”的想法，他已經把疾病當作自己的親人或朋友，他應該考慮的似乎是在後半生裡如何與它相處。他寫出了他的著名小說《命若琴絃》。外國讀者瞭解史鐵生，多半是從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邊走邊唱》。導演陳凱歌融合了史鐵生的多部小說改編了這部電影。電影畫面很美，正如佛羅里達的一個觀眾說的：“每一幅畫面都可以掛在牆上”。但這並不是一部很成功的電影。它離開了史鐵生的個人主題而試圖去解釋民族的文化功能，從而大大削弱了電影本身的說服力。在史鐵生的小說裡，盲人師傅都用一個神話故事欺騙自己的學生：當彈斷了1000根弦的時候，一服世代相傳的藥方就會治癒他們的眼睛。一代代的盲人們為了這個故事，長期奔波、鍛鍊技藝。最後他們要麼彈不夠命定的數量，要麼就會面對一張空白的藥方。但盲人師傅是對的，因為“人的命就像這琴絃，拉緊了才能彈好，彈好了就夠了。”這段話有一個絕望的前提，因為它認定了人生並沒有什麼目的。但這個神話卻是有效的，它能讓感受到命運荒誕性的人充滿希望地度過一生。

　　　　一個德國漢學家面對卷帙浩繁的史籍曾發出慨嘆：中國沒有真理，中國沒有事實。這種遊客語態是可貴的。這個漢學家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從未意識到的困境：一個身在中國歷史與中國現實中的知識分子，肩負著抵禦二手資訊的使命去發現真理與事實，他會發現中國太大，而自己一生的時間太短。史鐵生在《務虛筆記》中感嘆：“真實是什麼呢？……想在變幻不住的歷史中尋找真實，要在紛紛紜紜的生命中看出這些真實，真實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真實便隨著你的追尋在你的面前破碎、分解、融化、重組……如煙如塵，如幻如夢。”這個曾經熱情執著如西西弗斯的“存在主義者”（他未必會認同這一稱號）今天卻在搖撼“真實”，懷疑它，突出它的相對性。這似乎說明史鐵生至今也沒有放鬆那根“琴絃”，他相信他的敘事藝術的未來仍在熔鑄之中，他仍然是值得讀者期待的一個作家。

史鐵生的清平灣，不能忘，不能望

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曾道，“我什麼都沒有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又不能忘。”然而，在他結束知青生活回城十年之後的1982年，他卻執筆寫下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紀念十年前的光景，懷念十年前的人。所以我常常好奇，究竟是怎樣的生活，才能讓他願意提筆書寫這段時光，讓這段時光裡可愛的人兒走出他的收藏。

位於陝北的小山村清平灣，有個來自綏德的“破老漢”，一肚子的民歌總是唱也唱不完。老漢的兒子因為病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早早去世，留下一個女兒“留小兒”同爺爺相依為命。面對從北京來的知青“我”，這個小村子的人們展現了最大的善意，安排“我”和破老漢一起喂牛——這是村民們認為的最輕鬆的活兒了。

全文讀下來，有一點點的失落和惆悵。滿心的期待也不能算是落了空，但彷彿覺得是在乾渴的時候飲下一杯溫吞水，綿綿的沒什麼力量，不如冰水那般淋漓暢快。但溫水的魅力在於舒服。文章一萬來字，一氣呵成，平淡的筆墨已然刻畫了清平灣的眾生相。清平灣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生活著有故事的人。像入黨當兵征戰到了廣州的破老漢，又像投機倒把的頗有“生意頭腦”的破老漢的弟弟。但這些故事顯得遮遮掩掩。史鐵生用了相當吝嗇的筆墨，帶著很強的距離感，去講述這個地方發生的那些事，就像是真的有意收藏這段記憶一般，說一點，留一點，“猶抱琵琶半遮面”。

史鐵生在病榻上寫下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他曾表示，“創作清平灣是因為病著，因為真心想念”。儘管他想念的那段生活，其實並不輕鬆。每天在牛棚呆到十一、二點，晚上還總是要起夜喂牛，睡不了一個完整的覺。日復一日，“那情景幾乎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著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歷史。人類好像就是這麼走過來的。”那些日子，“我”既是個局內人，與村民共同生活；卻又更像是個局外人，以第三視角看那個世界。

從城市到鄉村，以一個陌生的視角去體悟生活，清平灣帶給史鐵生的是成長，是不可磨滅的記憶。在《病隙碎筆》中，他寫道，“我經由光陰，經由山水，經由鄉村和城市，同樣我也經由別人，經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緒和夢想而走成了我。”

清平灣是一個不能忘的地方，也是一個不能望的地方。我說它不能望，其實也是不敢望。近鄉情更怯，越靠近美好越發畏懼與之接近。清平灣還是心目中的樣子嗎？十年了，足以改變很多。十年前，留小兒仰著臉，天真浪漫地問，“你說北京人都不愛吃白肉？” 不愛吃肥肉是留小兒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十年後，留小兒很平靜地說，黑肉真的還是比白肉好吃些。小山村從來都不是脫離了社會的世外桃源，它同樣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一員。

在時代的衝擊下，小山村還能守住淳樸的本性嗎？史鐵生不知道，但他試圖去知道。他問留小兒，清平河水還流嗎？民歌還唱嗎？那頭紅犍牛還活著嗎？帶著一點小心翼翼，像是重識舊友，明明知道它一定會變化，卻又總是貪婪地希望它還是原來的樣子。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破老漢和留小兒的相處，總是讓人想起《邊城》裡的爺爺和翠翠。留小兒和翠翠，都有著一種骨子裡的天真任性；陝北與湘西，一樣的民風淳樸，只是邊城裡的生活更加富足，而清平灣只是個窮山惡水的地方。如果說還有什麼神似，那便是二者的美好都很虛幻：邊城的生活太過理想化了，沈從文本來也只是想以邊城的生活給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條明路；清平灣更是如此，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生活的工人，捨不得給大夫多送些禮以致於把兒子的病給耽誤了的破老漢，兩個同樣來自綏德的瞎子說書人，一個個鮮活的形象訴說平淡時也都在述說著苦難。而史鐵生隱去了他們的曾經，不提未來的迷惘，只說現在的歡喜。這樣的歡喜，讀過之後只會更加沉重吧。

清平灣之所以遙遠，不單單是因為北京與陝北的地理差異，更要緊的是那段時光已經逝去，無人再能追及。史鐵生坎坷的人生征程中，病魔促使他拿起了筆。這支筆，寫過地壇，寫過清平灣，寫過擦肩而過，寫過天各一方，寫著那些值得珍藏。

說起史鐵生就想起他的那篇《我與地壇》

包含科一些哲理，記得印象特別深的是《秋天的懷戀》他癱瘓之後他母親說話都比較小心用詞儘量不用“跑”“跳”“踩”……文章結尾讓人心痛

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