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解讀：

第一個角度：什麼是奴性思維？

淺層次的理解是缺乏鬥爭精神，一味順從就是奴性思維。

其實還有一種奴性思維，大家往往沒有意識到。

就是看待事物總是以善良邪惡為衡量標準，而不以好壞對錯為衡量標準，這是一種深層次的奴性思維。

最根本奴性思維就是基於生存慾望，根據個人認知力在現實中的有限理性選擇，完全服從。它是暴力恐嚇、利益誘惑和思想禁錮的產物。

第二個角度：理解禪讓制與世襲制的區別

禪讓制就是當權者離職後由他本人把職位傳給他認為最有能力的人擔當，禪讓制實際上是以傳賢為宗旨的民主選舉首領制度。在歷史上有記載有堯、舜、禹。

世襲制就是當權者離職後職位自動由自己的兒子或有血緣關係的人擔當，從此公天下轉變為家天下。家天下從禹的兒子啟開始。標誌著從父系氏族時代，開始進入奴隸社會以及以後的封建社會。

第三個角度：環境的影響

地理環境：古代小集體的最初產生於山頂到平原大河，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相對封閉的生存空間。

生存的必要：從集體生活自然的過度到奴隸社會。從堯的小集體，過度到舜和禹的大集體，從中自然而然的產生出想要公有的變成私有的，也就衍生出最初的朝代“夏”。

從以上三個角度來看，各位看官應該有自己的判斷了吧。

恰恰相反，是私有家天下導致了奴性思維方式！古代國家，是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政治架構，天下歸根到底是一家之天下，所以亦稱“家天下”。思維方式是後天學習得來的，不是天生所有。

嚴格來講，“奴性思維方式”這個說法不恰當，它是帝制時代，君權神話的結果，要遠遠晚於“家天下”的社會結構。要弄清楚“奴性思維方式”，與“家天下”的因果關係，我們就要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談起。

人類社會的發展，從原始氏族社會到帝制文化社會，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1.原始氏族社會族群親緣結構下的“族群”

原始氏族社會沒有“國”的概念，更沒有“天下”的概念，“家”的概念跟今天也不一樣，應該叫族群。這是一個由親緣結構形成的自然聚居群體，族群數量很多，族群內部人數很少，族群之間交往很少。這就是老子所說，“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人與人之間只有親緣關係，沒有社會關係，每個人身上不具備社會屬性，是一個原始的大公結構。

2.部落聯盟社會結構下的“國家”

部落聯盟的社會結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叫氏族聯盟階段，第二個叫士族邦聯階段。

①氏族聯盟階段

三皇五帝存在時期，就是中國的氏族聯盟階段。這個時期，各部落之間以聯盟的方式，形成更大的社會結構，以適應族群增長與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人類從這個階段起，由母系社會跨入父系社會，家族的概念開始慢慢形成。

②氏族邦聯階段

夏朝和商朝，就是中國的氏族邦聯制結構。這個期間，形成了“國”的概念，並誕生了以軍權保障的政權結構，人類也從原始的“大公社會”，發展到私有制結構“國家”意識形態。

3.封建政治結構下的“家天下”

周朝是中國唯一的封建統治體系社會，形成了完整的“家國天下”三層治理結構。家，是指家族（不是今天概念上的家庭），國，是指諸侯國（不是今天概念上的國家），天下，是指整個周王朝（類似於今天概念上的國家）。

“家天下”就是“家國天下”的簡稱（因為帝制結構下，諸侯國基本消亡），在這個結構中，最基本的構成單位就是家族，一個諸侯國就是一個大家族發展而來，由此天下可以看做是一個更大家族的結合體。

這是從下往上看，從上往下看，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為法統，周天子將天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血親（兒子，兄弟），建立諸侯國。諸侯國國君又將土地賜給自己的血親做采邑，同時任用他們做卿大夫，共同治理諸侯國。

周天子擁有天下，諸侯國君擁有國，卿大夫擁有家族，同根同源，三位一體，由此形成“家國天下”的結構。

4.帝制文化結構下的“家天下”

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封建制度消亡，中國進入帝制社會，帝制社會與封建社會最大的區別在於，諸侯沒了（至少政治地位沒了），卿大夫也不再是依靠血緣繼承政治遺產的特權階級了。

所以，中國的百姓變成了“編戶齊民”，即除了皇帝，延續了封建結構下“天下之主”地位，諸侯的“國”和卿大夫的“家”沒了！

那麼，帝制條件下的“家”是指什麼呢？依然是“家族”，只是這個家族失去了特權，演變為在帝制文化下，企圖靠族群力量，維繫政治地位的最基層社會結構，它依然保留了最原始的血緣關係為紐帶。

連“國”的概念都消亡了，“家”的概念為何這麼強大，依然能從封建制到帝制變革中生存下來？儒家思想的推動力！儒家思想的基點就是“人倫之親”，它成了“家”生命力的源泉！

以上四個階段，就是人類社會從公有制，到“家天下”私有制演變的過程。但是，它的推動力來自於社會族群的自然發展。那麼，所謂“奴性思維”又是怎麼來的？

為何說“奴性思維”的表述不太恰當呢？因為真正的奴性思維，嚴格來說在中國僅限於清王朝，它經歷了相當長的演變時間。我們對應人類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一一分析。

1.原始氏族社會的族群領導者——最德高望重的親人

在原始氏族社會，不存在私有制，族群成員之間靠親緣關係生存。因而，那個時期沒有等級觀念，更不可能產生“奴性思想”。但是沒有等級，不代表沒有分工。

人類生存的環境，要求一定的技能和經驗，當然還得有協作、關愛等人性基礎。於是，出於親情的自然生髮，以及個人條件的差異，族群會選擇他們中間，最德高望重，也最能給族群帶來幫助的親人為部落首領。

請注意，這裡的氏族領導者，不帶有任何“私”的概念，是源自於信賴和天然的情感因素。

2.部落聯盟社會的部落領導者——最具權威的強權代表

到了部落聯盟和部落邦聯結構，領導人的誕生，不可能在以自然認同的方式產生，必然會產生選舉制度。由此，實力最強大的部落首領走向前臺，他們有兩個特徵：既是被族群最推崇的優秀代表，也是強權誕生的基礎。

在一個部落聯盟內部，領導者是他們共同推舉的最優秀代表，在不同部落聯盟之間，他們相互征伐兼併，形成強權政治。

這個階段，出現了“私”的概念，並且運行於部落聯盟之間。但是，部落聯盟領導者依然是公權的代表人，社會結構雖然開始具備了分化的條件，總體上還處於“公”的環境條件下，沒有奴性的生髮基礎。

3.封建架構下的領導者——最野蠻的法統繼承人

隨著周王朝“家國天下”政治結構的誕生，中國被進入野蠻的私有制結構，人們按照血統關係，被強行分成高低貴賤，形成森嚴的等級社會，領導人也進入私有壟斷階段，並以血統關係繼承。

之所以用“野蠻”這個詞，是因為那時候對領導人私有傳承，還沒形成思想認同體系，而是靠法律強行規定。換句話說，人們接受“家天下”不是精神認同，而是法律強制。

所以，那個階段也不是“奴性思想”階段。

4.帝制結構下的領導者——最愚民的精神鴉片

從帝制結構代替封建結構，尤其是新儒學“君權神授”的思想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文化之後，既強化了“家天下”的政治結構，又逐步催生了皇權神化的類宗教思想。從此，人們的思想向奴性化方向一路奔走。

這其中，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隋唐的科舉制，宋朝的程朱理學和清朝的文字獄，是推動奴性思想的四大推手。

透過上述分析可知，所謂“奴性思維”產生其實很晚，也不是社會發展自然之物，而是受政治結構影響，被人為製造的產物。

1.漢武帝獨尊儒術

首先這個“儒術”是指董仲舒加工過的“新儒學”，並非孔子原汁原味的儒學。孔子所強調的尊君是對等的，即君主受到尊崇的條件是他要對人民有愛，這裡面沒有一絲“奴性”的影子。

董仲舒的“新儒學”，第一次將君權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以天命加以神化。皇帝從人到神的變化，事實上將皇帝塑造成了人民的精神信仰，從而為奴化思想奠定了基礎。

周朝創造的“家天下”，讓天下成為皇權的私有財產，“新儒學”的神化，又讓皇權以宗教的形式神化，二者合力，促使奴化思想開始發芽。

2.隋唐的科舉制

從民主的角度，科舉制徹底摧毀了特權階級的生存土壤，使得寒門仕子也有機會參與政治，這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步。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科舉制的誕生，卻又進一步推動了皇權獨裁。

千萬別以為，科舉制是為了底層平民，它誕生之初的動力，來自於皇權與門閥集團的政治鬥爭，是皇權徹底斬斷門閥士族集團生存的根，而精心設計的選拔制度。所以，科舉制的進步，其實源於皇權獨裁的需求。

科舉制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掣肘皇權的唯一政治勢力沒了，從此，皇權越來越獨裁。獨裁的結果，必然導致人民的思想奴性化。

3.宋朝的程朱理學

獨尊儒術和科舉制是皇權主動的行為，程朱理學則是平民“自覺的矮化過程”，對奴性思想的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

程朱理學重拾儒家尊卑思想，將它應用於社會身份的尊卑塑造，強調男人對女人的至高無上，父親對兒子的至高無上，皇帝對臣子的至高無上，即所謂的“三綱五常”。

程朱理學的惡果，就是讓民眾失去了自由思考的空間，自覺地給自己套上了精神枷鎖，奴性思想呼之欲出。

4.清朝的文字獄

滿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獨裁的一個王朝，他們大量吸取漢文化中，對滿清統治有益的部分，繼續推進皇權獨裁，對民眾實施奴性思想教育，其中尤以文字獄最為典型。

清朝的文字獄是一次反人類行徑，也是對法律系統的公然踐踏，是皇權遏制民眾思想的武器，一度發展到極其荒唐的地步。

從此，大清天下，除了皇帝，所有臣民以自稱“奴”為榮，把皇帝視為神靈，視為精神信仰。其毒害之深，滿清滅亡後，大量百姓拒絕剪辮子，為滿清哀悼痛哭，甚至鬧出張勳復辟一類的醜劇。

透過以上系統分析可見，人類結構最初的狀態是“公有”，不具備奴性思想的條件。“家天下”自周朝就已經完全確立，所謂“奴性思想”產生則是宋以後的事，並不是“奴性思想”催生“家天下”，而是“家天下”的政治結構，在皇權獨裁化程序中，催生了“奴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