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胡惟庸之死被稱為“胡惟庸案”，又稱“胡黨之獄”，簡稱“胡獄”，是“洪武四大案”之一，而在“郭桓案”“胡惟庸案”“藍玉案”和“空印案”這四大案之中，“胡惟庸案”牽涉面最廣，殺人最多，除了胡惟庸被誅九族之外，案件還牽涉到李善長、宋濂、陸仲亨等開國功臣，朱元璋還以胡惟庸通倭罪名大肆殺戮，前後誅殺的人員多達三萬多人。

“胡惟庸案”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專權暴道、殺戮功臣的典型案例，是中國古代皇帝為維護專制皇權而採取的暴虐政治措施，是古代政治冤情擴大化的典型事例，是古代帝王殘暴政治手段的最露骨的表現。

朱元璋除掉胡惟庸之後，立即取消了左右丞相之位，廢除中書省，將中書省的政務交由六部分理，而令六部直接歸皇帝統領。接著，設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作為顧問、秘書。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後，結束了中國的丞相制度，加強了專制皇權。胡惟庸成了中國古代最後一位丞相。

顯然，“胡惟庸案”及其隨後的撤相政策改變了傳統的政治結構和朝廷的治理方式，對明朝乃至中國後期的封建政治生態產生了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胡惟庸（劇照）

那麼，“胡惟庸案”是怎麼產生的呢？它對明朝後來的政治生態和國運興衰有什麼影響呢？

胡惟庸（？—1380年）是濠州定遠（今屬安徽）人，與李善長同鄉，與張昶是摯友。龍鳳元年（1355年），胡惟庸在和州加入了朱元璋陣營。歷任元帥府奏差、寧國主簿、知縣、吉安通判、湖廣僉事等職。吳元年（1367年），被召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洪武六年（1373年），經同鄉姻親、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李善長的推薦，被朱元璋命為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自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中書左丞楊憲被朱元璋殺了之後，胡惟庸就因為有才能、善理政而得到了朱元璋的寵信，胡惟庸極力奉承朱元璋，在朱元璋面前處事十分謹慎，但是，他執掌中書省之後，逐漸專權，從各方面肆意擅政。

比如，他獨自把持生殺廢黜大權，朝臣的一些奏章，他經常不呈報朱元璋而獨自決斷，他經常先審閱各部及地方的奏章，審閱之後，如發現對他不利或告發他的，便扣下不上呈，堵塞了皇帝的視聽。

再如，他把持官員的升遷大權，致使各處熱衷功名之徒，或失去職位的文臣武夫，競相奔走於胡府，賄送金帛、名馬、珍寶等。他利用其所掌握的人事權，肆意受賄，貪贓枉法，斂財聚寶，權力熏天。

又如，因朱元璋的大謀士劉基上書皇帝，認為胡惟庸不宜為相，胡惟庸便懷恨在心，當劉基生重病時，胡惟庸趁奉旨帶醫生去為劉基看病時，對劉基下毒，致使劉基在不久之後便去世了。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奸詐行為深惡痛絕，胡惟庸便設計想收買徐達的守門人福壽，圖謀殘害徐達，還好福壽忠誠，揭發了胡惟庸的陰謀，徐達才免於受害。

胡惟庸任相七年，極力打擊朝中異己，肆意培植朝中朋黨，特別是培育淮西集團的朋黨勢力。淮西集團原是支援朱元璋征戰天下、建立明王朝的核心力量，它崛起於元末割據之際，形成於明朝肇建之中，在長達十餘年的發展過程中，淮西將臣曾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功績卓著，淮西集團中的不少人後來成為大明王朝的開國元勳，而李善長、徐達成了淮西集團的領袖人物。但是，朝明建立之後，淮西集團不但與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也逐漸與朱姓皇室產生了矛盾。

胡惟庸是淮西集團的領袖李善長推薦為相的，他後來成了淮西集團新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胡惟庸依靠淮西集團勢力在朝中專橫霸道，排除異己；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利用他的相權，壯大淮西集團的勢力，使淮西朋黨勢力不斷膨脹。

從朱元璋立朝開始，李善長為首的淮西朋黨的勢力就比劉基為首的浙東黨勢力大，儘管淮西、浙東兩集團的成員都一樣盡力輔佐朱元璋征戰天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是，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對淮西黨更重視，比如，在謀略方面對朱元璋立朝有重大貢獻的劉基，因為屬浙東黨，在朱元璋開國大封功臣時，他只是被封為誠意伯，歲祿只有240石；而屬於淮西黨的李善長則被封為南韓公，歲祿4000石。其差別是非常明顯的。

胡惟庸任左丞相的後期，淮西集團的朋黨勢力大肆膨脹，達到了頂峰狀態，朝中由胡惟庸把持朝政，而功臣元勳中有李善長在發揮重大影響，加上胡惟庸擅權攬政，在朝中獨斷專行、橫行霸道，甚至干擾了朱元璋的皇權專制，對皇權構成了威脅。於是，而當朱元璋感到威脅時，胡惟庸也就危險了，這就是“胡惟庸案”的癥結之所在。

有哪一個嗜權如命的皇帝能容許朝中權臣獨斷專行？何況是深諳帝王權謀、殺伐十分果斷的朱元璋，他能允許胡惟庸所掌控的相權造成皇權旁落嗎？

朱元璋與胡惟庸（劇照）

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名副其實的丞相，在他之後，中國封建王朝的“丞相”職位就消失了。胡惟庸是明王朝最有權力的丞相，是利用漢朝丞相制度的權力優勢挑戰皇權的一位權臣，他的死以及他死後丞相制度的消失對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生態產生巨大影響，而他作為丞相挑戰皇權是他的死的根本原因，他專權擅政是事實。只是，關於“胡惟庸案”的卻有著不同的說法，關於胡惟庸是造反還是過度專權歷史的記載並不清晰，存在著很大矛盾，所以對胡惟庸的評價也有所不同。

胡惟庸是造反還只是專權，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胡惟庸請皇帝到他舊宅中觀賞醴泉，但被認為是設局謀，這是一個撲朔迷離的故事。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稱說在他的舊宅的古井裡湧出醴泉，被認為是祥瑞之兆，他藉此想奉承朱元璋，上呈報告，邀請朱元璋到他的舊宅中去觀賞。朱元璋很高興，欣然前往。可是，當朱元璋走至西華門時，太監雲奇突然緊拉住馬韁，緊張得說不出話，雲奇指著胡府舊宅方向。朱元璋感到事很蹊蹺，心生疑慮，於是，他立即返回。後來，他令人登上宮城觀看，隨即發現胡惟庸舊宅上空有塵土飄起，恐府中藏有兵將。朱元璋認為胡惟庸是以觀泉為由，想引他至胡府中，弒君謀反。隨後，朱元璋十分憤怒，立即採取行動，他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令御林軍入胡府逮捕了胡惟庸，並連同左御史大夫陳寧等一起斬殺了，還誅滅其九族。胡惟庸被誅殺之後，後來還牽連了胡惟庸的一大批友好、黨羽和下屬，成了明初的一大案。

可是，這一說法存在著很大的疑問：其一，經歷史學家考證，正史書中並沒有關於太監拉韁繩從而阻止朱元璋進入胡家這一事件的記載，更沒有太監雲奇這樣一個人，所以，疑是史書作者捏造的；其二，胡惟庸要謀反，一定是很隱秘的計劃，一定會籌劃得很周全，不會讓埋伏計程車兵引起塵土而暴露目標的，再說，朱元璋是一個極有警惕心的皇帝，在他決定到胡府去之前，一定會事先派人至胡府去探明實情，不會貿然決定前往胡府的，半路折回的說法太牽強了。其三，即便是真有胡惟庸邀請朱元璋到他舊宅中觀泉之事，但憑看到塵土飄起便斷定胡惟庸謀反也很難令人信服。所以，這一說法撲朔迷離，並不能以此來斷定胡惟庸謀反。

第二種說法是：培植黨羽，心懷異志，通倭寇，圖謀造反。

胡惟庸一直利用各種機會培植黨羽，有一次，吉安侯陸仲亨從陝西歸來，擅自乘坐驛車，有人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責其擅驛車，認為戰亂剛過，驛站馬匹難得，若皆如吉安侯私用車馬，民眾就得賣兒女來賦稅了。於是，責令吉安侯至代縣捕賊，以抵罪過。另一次，平涼侯費聚奉命安撫蘇州軍民，但他整日裡沉溺於酒色，朱元璋得報後勃然大怒，責令其前往西北招降蒙古兵，但他卻無功而返，受到朱元璋的嚴厲斥責。這兩位侯爺心裡十分害怕，胡惟庸便暗中乘機威逼利誘他們，秘密與其交往，並趁飲酒時與其密談，暗示他們胡惟庸正做著非法之事，暗中指令他們悄悄收集兵馬。這表明胡惟庸有異心，正在做準備。

此外，胡惟庸曾與左御史大夫陳寧在中書省中閱覽天下兵馬簿籍，暗令都督毛驤將衛士劉遇賢和亡命之徒魏文進收為心腹，暗示他們將來能用得著他們。還有，胡惟庸唆使李善長之弟、胡惟庸女婿李佑之父、太僕寺丞李存義，去秘密遊說李善長，拉他一起謀事。李善長起初拒絕合作，之後便默許了。

更有甚者，胡惟庸籌劃著暗中派明州衛指揮林賢去招引倭寇，與其約定日期相會，又想派元舊臣封績致書元朝，向元朝嗣君表示願意稱臣，其請其出兵呼應。胡惟庸正謀劃這些事時，胡惟庸之子坐馬車急馳過市，墜落而死。胡惟庸私自處死駕車人，朱元璋大怒，命胡惟庸償命，胡惟庸請求賠金帛給駕車人家屬，朱元璋不準。胡惟庸擔心被處死，於是，他便與左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人圖謀起事，並密告四方親信臣僚，做好準備。

不久，占城國來進貢，胡惟庸秘密接待，不上報朱元璋，被宦官得知，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斥責中書省官員，惟庸和汪廣洋叩頭謝罪，但他們把罪責歸咎於禮部，禮部大臣推給中書省。朱元璋震怒不已，下旨逮捕了涉事大臣，追問主要責任者。汪廣洋及其妾陳氏被賜死。此時，暴露了王廣洋私佔陳知縣女兒為妾，當時，被沒入官的女子，只給功臣家，文臣竟私佔，實乃大罪。朱元璋下令有司調查，查後發現，胡惟庸及六部一些屬官皆涉事，於是，他們皆被判罪。次年，御史中丞塗節、商暠皆告發胡惟庸籌劃謀反的陰謀，朱元璋龍顏大怒，下令廷臣嚴審胡惟庸等人，事涉陳寧、塗節等，廷臣認為，塗節本參預籌謀，見事將敗露，才退而上告，亦該殺。於是，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皆並斬殺，胡惟庸被滅其族。

胡惟庸畫像

案情牽涉到李善長是由太僕寺丞李存義引起的，李存義是李善長之弟，又是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之父，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有人告發李存義父子實為胡惟庸的黨羽，朱元璋當然很清楚李存義父子與胡惟庸的關係，但是，因為考慮到李善長的關係，他卻下詔李存義父子免死，將他們安置在崇明，不過，對此皇恩，李善長沒有向皇帝表示任何謝意。因此，朱元璋開始很恨李善長。

李善長是功勳老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已七十多歲，年紀太大了，他已沒有精力約束其部下，丁斌為擴造李家府邸，便從信國公湯和那裡借衛士三百人，湯和悄悄向上密報，之後，京城百姓受株連被髮配邊疆，李善長知道後，多次請求朱元璋赦免丁斌等，朱元璋反而更憤怒，他將丁斌治罪，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中做過事，被審之後，供出李存義等曾與胡惟庸交往密切，朱元璋下令將李存義父子逮捕審訊，他們的供出了胡惟庸籌謀造反時曾派李存義勸說李善長的事：

雖然李善長開始極力拒絕和訓斥，但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楊文裕去勸說，許若事成之後以淮西之地封其為王，李善長心有所動。後胡惟庸親自去勸說，李善長仍沒有同意。但在，後經李存義再三勸說，李善長才嘆氣表示，他已老了，他死後，請李存義等好自為之。

不久，還有人告發李善長知悉胡惟庸私通沙漠使者封績的事匿而不報。此後，御史們上奏彈劾李善長，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等也告發李善長，皆言其與胡惟庸之間互相賄贈，經常秘密私語。

種種跡象表明，李善長雖為皇親國戚，知叛逆陰謀而不報，騎牆觀望，圖謀不軌，實乃大逆不道。恰逢當時有人稱星相變化預示災禍將起，此被解讀為因李善長引起的，於是，朱元璋下旨將李善長及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餘人一併斬首。

李善長被牽連之後，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人皆受胡惟庸牽連，被處死。不久，連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也被牽連，其後代被治罪。朱元璋親自下詔，以《昭示奸黨三錄》佈告天下。

“胡惟庸案”及李善長之死因在史書上的記載多有矛盾之處，關於胡惟庸是否真有謀反行動，明代史學家鄭曉、王世貞等皆持否定態度，明末清初的錢謙益等也對造反之說提出質疑。當代明史學家吳晗專門寫了《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分析證明“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

李善長（劇照）

其實，胡惟庸是否真的造反，李善長是否知情不報或者暗中默許，在當時並非案情的重點，關鍵在於，淮西集團的朋黨勢力膨脹得太厲害了，胡惟庸是這種勢力在朝中的代表，而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領袖人物，淮西集團已經威脅到了皇室權力的穩固，胡惟庸的相權已經對朱元璋的皇權構成了威脅，並對其進行挑戰，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為維護皇權而手段十分殘忍的朱元璋，豈能再讓胡惟庸繼續存在，豈能李善長穩坐淮西黨老大的位置而安閒快樂度晚年，不把他們清除，朱元璋的皇權就不穩固，朱元璋自己以及他的子孫就會有危險。所以，“胡惟庸案”即便真的是冤案，那也是朱元璋所需要的“謀反案”，是朱元璋清掃淮西朋黨，除掉胡惟庸、李善長的一個極好的藉口，朱元璋的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隨之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

明朝初期，設定中書省和左右丞相，但是，朱元璋作為獨裁皇帝，不能容忍丞相專權，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後，相權被廢除，朱元璋直接掌控六部，大權獨攬。但是，皇帝面臨著十分繁雜的政治事務，難以事事應付，於是，在廢相同一年，朱元璋便任命幾位老成儒者為“四輔官”，第二年，又任用一些新進士和翰林學士，幫助處理文案事務，成內閣制度的萌芽。

朱棣奪權後，在皇宮的東閣設了辦事機構，從翰林院挑選年輕官員任文秘，朱棣讓其參議國家事務，學士們後來成了參議的智謀人員，初步形成內閣。

朱高熾登基後，提高內閣學士的行政地位，閣權增大，朱瞻基即位後，內閣制度基本定型，內閣大學士政治地位提高，已高於各部尚書，其重要標誌便是掌握“票擬權”。各種奏章在呈遞皇帝批示之前，需由閣臣先行審閱，並代擬批答旨意，而後貼於奏章，呈給皇帝裁決。“票擬”制度代表著內閣的權力，閣臣可以依自己的想法“票擬”。嘉靖時期，內閣形成了首輔制，內閣首輔雖沒有宰相之名，但實已擁有權相地位，如萬曆年間的張居正、高拱，權力已不遜於丞相。

可是，內閣首輔權力的增大也開始出現弊病，為了防止內閣變成“丞相府”，需要有對其牽制、制約的力量，於是，便催生了內、外庭制度，而內廷司禮監和宦官權力的加強又帶來了種種特權機構，比如廠、衛權力的擴大，司禮監主事太監的超強權力，後宮與太監專權，外戚干政等等。

太監的權力因丞相制的廢除和內閣權力的增大而得到加強，明朝屢屢出現了太監專權的狀況，比如，英宗朱祁鎮時期的王振，武宗朱厚照時期的劉瑾，熹宗朱由校時期的魏忠賢等，都是權力熏天的太監，他們擅權納賄，結黨營私，殘害異己，敗壞朝綱，橫徵暴斂，濫施酷刑，對明王朝的侵害非常大。

此外，內閣制的強化還造成重文臣而輕武將，於是，導致了明朝很典型的“黨爭”危害，朝中大臣結黨營私，爭鬥不已，閣臣們又與“閹黨”拼鬥，黨爭不斷，內耗不止，導致了王朝衰敗。

顯然，這皆是造成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胡惟庸之後再無丞相。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後一位丞相，明洪武十三年正月十一，明太祖朱元璋借清除丞相胡惟庸之機，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將中書省和丞相的權力分屬給六部，相對提高了六部的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從此相權、君權合一，加強了中央集權。在中國歷史上丞相這一個延續了千年的官職從此被取消。

朱元璋廢丞相制度,獨攬大權於一身.其實質是為了加強君權,但實際上“相權“依然存在,只是存在於六部的相關大臣手中.之後,朱棣設內閣,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對於朱元璋、朱棣這樣勤政的皇帝來說，重要的是穩住好不容易的打下來的江山，所以權力最好只集中於自身一人，但這樣卻大大增加了皇帝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強度。沒有明太祖勤勞的明朝皇帝們，無一不一而再再而三恢復一些假的中書省出來。

前期是內閣，內閣大臣參與皇帝的決策，是給皇帝提意見幫忙的，但是後期漸漸的內閣權利越來越大，導致皇帝的決策權收到越來越大的制約。標誌性事件就是明嘉靖帝，連給自己親爹正名這件事都不能自己決定，和大臣們相持不下，鬧的不可收拾。

到明朝後期，這些中書省的首腦不再是普通的官員，而是太監。比如司禮監就權力極大，分享掌印、秉筆批紅等等可以說應該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權力。司禮監干預明王朝中央決策的制定，實際上是另一箇中書省。當然，太監畢竟比丞相受到更多的約束。任用太監與設立丞相之間，明朝皇帝們聰明地選擇了前者。

縱觀整個明朝，廢除丞相後，只有朱元璋和朱棣兩個人做到了君權集於一身，有效發揮了君權的作用，後期的明朝皇帝要麼是受制於內閣大臣，要麼是大權旁落與太監集團，導致明朝後期的政治體系越來越不合理，甚至出現了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現象，可以說，廢除丞相對明朝的國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題主想問的是

丞相的取消對於明朝政治制度的影響？

還是想問以胡惟庸為代理人的淮西集團的覆滅對明朝國運的影響？

胡惟庸的官職是左丞相，是輔佐太祖，統領百官的一個職位。

這樣的職位歷史上比較有名的既有伊尹、蕭何、諸葛亮這樣的國之柱石，也有李斯、霍光、曹操這樣的國之蛀蟲。

丞相這個名稱也隨著歷史的變遷，各不相同。有時候叫太宰，有時候叫卿士（鄭莊公），有時候叫相國，有時候叫宰相，真正作為一個官職穩定下來是元朝設立中書省，置丞相。

丞相的人數也不是固定的，有時候1個人，多數時候兩個人，“黃帝置六相”就有點誇張，但是秦明兩朝都是設立相國1位，丞相2位作為助手。

所以我的結論是丞相的取消對於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影響，但是不足以影響國運。

現在來看胡惟庸案還是有諸多疑點無法解釋。

洪武十二年，作為左丞相的胡惟庸竟然協同右丞相汪廣洋，隱匿不報越南來朝一事，被發現後又歸責於禮部，之後汪廣洋被殺。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兒子因為一場交通事故死亡，胡惟庸遷怒於車伕，指使手下將車伕活活打死。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塗節自首上報胡惟庸和陳寧謀反。太祖以雷霆手段將胡惟庸下獄，胡惟庸對叛逆之事供認不諱，後被夷九族。

太祖隨後取消丞相一職，丞相職權分給六部，並設立祖制，以後子孫不得再設丞相一職，大臣有建議設立丞相的，處重刑！

至此，丞相一職徹底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直至民國開始設立總理一職。

胡惟庸於情於理都不會造反，而與其說是胡惟庸的丞相當的太過跋扈專斷，毋寧說是太祖無法容忍他的帝國裡竟然存在丞相這樣的分權之人。

胡惟庸案，太祖收回了相權；

空印案和郭桓案，太祖整頓了吏治；

藍玉案，太祖收回了軍權。

這個以淮右布衣自稱，高喊天下於我何加焉的男人，用了31年，將權力牢牢的抓在了自己的手裡，妄圖給子孫留下一個鐵通的萬世江山。

卻不成想從正德開始，經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啟之後，傳至崇禎，君權甚至被東林黨所挾持，所謂的九五至尊卻需要閹人來幫忙平衡權利。

太祖泉下有知，肯定心中充滿了憤懣和不甘！

西漢亡於外戚和宦官，東漢亡於宦官和豪閥，唐朝亡於宦官和藩鎮割據，宋朝亡於文官專權。

而明朝差點亡於宦官專政（明英宗和王振），最終亡於文官專政，軍人無權。

在明朝中昏君遍地的情況下，明朝還能得享國祚近三百年，不得不說和洪武、永樂兩位皇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有莫大的關係！

胡惟庸，是鳳陽定遠人，是朱元璋的老鄉，屬於淮西勳貴集團。淮西勳貴集團開始是以丞相李善長為核心的。李善長退休之後，轉為以胡惟庸為核心。胡惟庸早年是在朱元璋攻佔和州時前來投奔的，然後從朱元璋手下的一名小吏開始做起，兢兢業業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到了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時正式升為丞相。

胡惟庸成為丞相之後整整四年，中書省只有他一個丞相，加上胡惟庸個人權力慾非常強，因此在朝廷內部拉幫結派，不斷的擴大自己所屬淮西勳貴集團的利益。而且在處理國家政務的時候，他很多事情都不奏報朱元璋，多數時候都自行處理，甚至大臣上奏給朱元璋的奏摺他都會先私下拆開，如果是對自己集團不利的，就全部打壓不報。

其實朱元璋一直就想廢除中書省這個機構，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還是元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時，朱元璋稱吳王，沿襲元制設定百官，並在新設立的中書省中以李善長為中書省右丞相，徐達為中書省左丞相，後來又改以李善長為中書省左丞相（以左為尊，正丞相）。

等朱元璋將元順帝趕到漠北統一天下之後，朱元璋開始改革原來的行政機構體制。首先是取消了元朝的路級建制，建立了承宣佈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揮使司三司互相牽制，加強中央集權。

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梳理好之後，回過頭來，朱元璋的皇權和的胡惟庸為代表的相權之間，衝突開始日趨激化。中書省總理吏、戶、兵、刑、禮、工六部事宜，以中書省左丞相為最高長官，大權獨攬權力極大。身為中書省左丞相的胡惟庸排斥異己擴充套件勢力，淮西勳貴集團已經嚴重威脅到朱元璋的皇權統治。

起初以劉基為代表的浙東派集團還能和淮西勳貴集團相抗衡。但是由於朝中淮西勳貴的勢力比較強大，劉基屢次遭到排擠。直到被胡惟庸在一次誣陷劉基之後，劉基被迫告老還鄉，不久就積鬱成疾而病死。劉基一死朝中再無可以和淮西勳貴分庭抗禮的人了，浙東派也因此實力大減，以胡惟庸為代表的淮西勳貴一時之間權勢熏天。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胡惟庸稱其舊宅的井裡湧出醴泉，非常祥瑞，所以邀請朱元璋前來自家宅邸進行觀賞。當朱元璋應邀前往時，有位太監出來阻止並提醒朱元璋千萬不要前往胡惟庸宅邸。朱元璋覺得情況有異，於是登上宮城城門，往胡惟庸家裡望去，發現胡惟庸家裡塵土飛揚，特別是在牆道、過道上隱隱約約好像藏有很多士兵。於是朱元璋大怒，以謀反的罪名，當天逮捕胡惟庸並處死。

因為胡惟庸謀反的案件，受到株連而死的人有三萬餘人，被誅殺或已死而被追奪封爵的功臣就總計有二十一名侯爵。一大批功勳舊臣高官們陸續受到牽連，或被殺或被捕。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又將已經77歲高齡的南韓公李善長及全家七十餘口處死，淮西勳貴從此衰敗。而朱元璋也藉此取消了中書省這一機構，丞相之位也被革除。胡惟庸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名丞相。隨後朱元璋要求六部長官直接對皇帝負責，實行六部治國，並且要求不許後代再設丞相一職，到了明成祖的時候就形成了明朝的內閣制度。

胡惟庸案之後，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又發起“藍玉案”，大將藍玉及被株連的一萬五千餘人被殺，朱元璋大殺功臣重重的打擊了功臣勳貴集團，從此沒人再敢僭越皇權了。

朱元璋由胡惟庸案起，大殺功臣，又把長期駐守北方的大將藍玉給殺了，大力剷除功臣宿將。其實在洪武初年，朱元璋總結前代教訓，認為唐宋之所以滅亡，就是缺少親藩屏衛，於是採取分封諸子的策略，扶植親王鎮守重鎮保衛皇室。可是朱元璋萬萬沒想到，在他死後才不到五年，在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靖難打敗了皇太孫朱允炆（史稱建文帝），並且隨後遷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