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曾經寫道：“再也沒有什麼途徑，比聯合起來一致對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離、惶恐不安的民族緊密聯絡在一起”。把法國想象成他們卑鄙可恥的敵人，成了英華人為他們自己構想一個身份的途徑。
英華人，一個想象和利益的共同體
琳達·科利
當那個名叫亞歷山德琳娜· 維多利亞的18歲女孩在1837年6月從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護的背景中掙脫出來，成為大不列顛、愛爾蘭和海外帝國的女王時，她最初的行動之一，便是批准大衛·威爾基爵士為王室的首席畫家。……維多利亞發現威爾基盡心盡責地試著不加逢迎地為皇室作畫，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繪製的史詩畫面，沒有一幅可以與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歷史畫作的效果相媲美，這幅畫就是《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
當1822年這幅畫在皇家學院第一次展出的時候，引起了一場轟動。成千上萬的男女排隊幾小時等著去看這幅畫，人流從早到晚簇擁著它，為此在它前面設定了專門的圍欄來保護它的安全。即使是在今日，它仍然是一幅特別大膽創新的作品，同樣也是一幅有著多重內涵的作品。其日期，藝術家告訴我們，是1815年6月22日，星期四，當時剛剛公佈了宣告英國與聯軍在滑鐵盧取得勝利的第一份官方公報。其畫面是切爾西一條早已被拆除的名叫猶太人路的街道，街道兩旁排列著古老低矮的酒館、廉價的出租屋、典當行和舊衣店，但依然靠近切爾西的醫院，從17世紀末開始，這醫院就是傷殘和退伍士兵之家。畫面上擠滿了士兵、退伍軍人、婦女和衣著襤褸的工人等各色人等，顯示了他們對於這一訊息的反應。一個蘇格蘭高地人用風笛演奏起慶祝的曲調， 而婦女們正被拉起來開始舞蹈。 一位軍士把他的嬰孩託舉向空中，而這個孩子被這些色彩和噪音鼓譟得非常興奮。他的伴侶停下來整理他的頭髮，她的手臂靜靜地舉在頭頂，彷彿在若有所思地聽著對這場戰役的記述。在大門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賣牡蠣的人，正在她撬開一個牡蠣的時候停下了手，露齒而笑，彷彿她的想象在火光四射。女孩們揮舞著手絹，男人們竭力探出窗外聆聽這條訊息。在每一個地方，都有音樂、笑聲、豐盛的啤酒、歡快的情調、濃厚的興致和遠遠更意味深長的某種東西。《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大衛·威爾基
在這幅完全想象的畫面中， 清楚顯示的是在大量英華人中存在的一種超越了階級、種族 、職業、性別和年齡界限的愛國主義。但是威爾基在當時發表的這幅畫的基調，顯示了他想傳達某種超越這些的東西。事實上，《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是一個人對英國特性之多樣性及其根源的一種非常精確的闡釋。那位帶來這條勝利喜訊的騎兵來自一個威爾士團；圍繞在他周圍計程車兵包括蘇格蘭人、英格蘭人、一個愛爾蘭人甚至一個黑人軍樂手。那位看著密密麻麻印刷的公報頁大聲朗讀的切爾西侍從，是一名參加過1759年魁北克戰役的老兵。懸掛在這排酒館上面的客棧招牌，見證了更多的戰役，更多的戰爭。有叫“約克公爵”的招牌，紀念的是英國與革命法國的戰爭。有叫“雪靴”的招牌，是美國獨立戰爭的一件遺物。甚至還有一個紀念格蘭貝侯爵的招牌，他是1746年克洛登戰役和七年戰爭中的英雄。威爾基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強調的是，是把這些不同的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反反覆覆的戰爭經歷。與一個危險和敵對的異己之間的衝突，掩蓋了內部的分歧，並培育了某種團結，使得他，一個蘇格蘭人，能夠繪製一幅倫敦街頭的慶祝畫面，慶祝的是一個英裔愛爾蘭人，威靈頓公爵亞瑟·韋爾斯利所取得的一場勝利。這幅畫主張和宣佈，戰爭，是英國得以形成的基礎。
正如本書努力想要表明的那樣，事實確實如此，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戰爭在1707年之後英國國家建立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尤其如果沒有宗教的影響，其效果永遠都不可能有如此的強烈。正是它們對新教共同的信仰，使得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第一次融合在一起，並延續至今，不管它們在文化有著多麼大的差異。正是新教的幫助，使得在1689年之後英國與法國接二連三的戰爭從國家形成的角度而言如此的重要。一個強大和不斷造成威脅的法國，成了常常縈繞在腦海的天主教異己的象徵，英華人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之後就被教導著對其心存恐懼。與它面對面，激勵著他們在為生存、勝利和利益而鬥爭的時候，掩藏了他們內部的分歧。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曾經寫道：“再也沒有什麼途徑，比聯合起來一致對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離、惶恐不安的民族緊密聯絡在一起”。把法國想象成他們卑鄙可恥的敵人，成了英華人，尤其是那些更為貧窮和更少有特權的人們，為他們自己構想一個相反的和討人喜歡的身份的途徑。法國深陷在迷信當中，因此，英國，與之相反，必須享有真正的宗教。法國受到一隻臃腫軍隊和絕對君主的壓榨，因此，英華人顯然是自由的。法華人用木靴來踐踏生命，而英華人，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那樣，穿著柔軟的皮鞋，因此，顯然更為富裕。
《加萊門》，威廉·荷加斯，這是一幅矮化法華人形象的畫作
關於法華人之劣根性和英華人之優越性的許多假想都是錯的，但這無關緊要。英華人堅持這些以便賦予他們自己價值，並作為令自己安心的一種方式，在困難的時候，他們總能抽到生活中的好籤。遲至1940年代的時候，林肯郡格拉漢姆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羅伯茨的衛理公會派雜貨商還會這樣來表達他的意見，即法華人作為一個民族“從頭到腳都是墮落腐敗的"。作為一個白手起家爬上其所在市鎮之市議員席位的人，他本能地感到有必要以輕蔑的方式提到宿敵，以便沉浸於他自己那惹人注目的清教徒道德、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和忠於職守等更加偉大的信仰。透過詆譭法國，他吹噓了英國的美德，從而推及他自己的美德。肯定有人會感到好奇，他這種不正眼看待海峽對岸那個民族的方式，到底有多少傳遞給了他那極度嚴肅和令人崇敬的大女兒，即將來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
正如這個例子所顯示的那樣，那種讓如此多英華人把他們自己看作一個與眾不同和被選中之民族的新教徒式世界觀，在滑鐵盧戰役之後，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透過之後也同樣如此。對於大多數維多利亞時期的人而言，作為無數次成功戰爭之果實的龐大的海外帝國，是大不列顛幸運宿命最終和結論性的證據。他們相信，上帝把帝國託付給了英華人，是為了更加深入地把福音信仰向全世界傳播，以證明他們這些新教徒是上帝選民的身份。這種驕傲自滿持久穩固。直到20世紀，與那些明顯異於他們之民族的接觸和對他們的統治，滋養了英華人與眾不同的優越感。他們可以與那些他們僅僅一知半解，但通常以某種方式被看作下等的社會比較他們的法律，他們對待婦女的方式，他們的財富、權力、政治穩定性和宗教。帝國鞏固了英華人的神恩，以及被蘇格蘭社會學家克爾哈迪稱作“大英民族不屈不撓的勇氣和精神"的那種東西。
因此，在這種廣義的意義上，新教信仰居於英國國家身份的核心地位，這一點可以理解。宗教是歐洲之內和之外的絕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凝聚力。例如，瑞典和荷蘭把他們最初的自我界定建立在新教信仰之上，其程度與大不列顛相當，還有稍後新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也同樣如此。早在16世紀，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話，正是東正教教會的推動，才使其甚至最貧窮的居民也對“神聖俄國”產生了某種依戀。而近代之初的法國男女，似乎也因為他們居於主導地位的天主教信仰而感到團結一致和與眾不同，即使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需要學習如何讀寫法語。在這裡，也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早在鐵路、普遍教育、先進的出版網路和民主政治這些形式的現代化肇始之前很久，正是宗教首先把農民變成了愛國者。
詹姆斯·吉爾雷大革命期間所作的矮化拿破崙形象的諷刺畫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其他因素在國家構建中所起的作用無關緊要。大不列顛作為一個緊湊島嶼，早在18世紀初就被各種因素連線在一起，這些因素包括一個相對發達的運河和道路系統，其境內繁榮興盛的，比歐洲其他民族國家都要早的多的自由貿易，其新聞報紙和期刊出版成熟較早而且無所不在，以及這樣的事實，即英格蘭和蘇格蘭是18世紀歐洲城市化最迅速的地區：所有這些經濟條件無疑都對這個本質上人為創造的國家走向團結和進一步團結做出了貢獻。住在城裡或者城邊，能夠接觸到一些印刷出版物，尤其是那些被國家的國內外貿易網路網羅其中的男女，似乎總是位列最忙碌和最可靠的愛國者的行列。他們可以並不一定滿意那些在倫敦掌權的人，但他們對國家的安全仍然會盡一份力，並且對國家面臨的危險非常敏感。因此，英華人的經濟特徵有助於他們的凝聚，但還是這個島嶼在泛新教信仰及其與一個天主教國家接二連三的戰爭這兩方面的一致性，對於賦予其被尤金·韋伯稱作“一種真正的政治人格"的東西貢獻最多。
他們在1707年之後反覆經歷的新教戰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了各式各樣的英華人，儘管他們幾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迫去作出反應和改變。就漢諾威王朝的國王們而言，法國的威脅，至少在最初，危及他們王朝的存亡，緩慢且不規則地導致了一種更加自覺的愛國式、甚至平民化的皇家風格的出現。儘管直到喬治三世即位而且君主對政治干預下降之後，一種真正成功的民族主義的君主政體形式才被設計出來。王室對於王國每個地方的造訪，精心編排和與之同時進行、鼓勵所有階層和兩性都積極參與的王室慶典，一種王室對英國文化惹人注目的贊助獎勵：所有這些在輸掉與美洲殖民地的戰爭之後並面臨與革命和拿破崙法國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戰爭之時，都變得前所未有的高調明顯。
一個更加真實可靠的英國統治階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也是在戰爭需要的強力支援下形成的。把這個島嶼作為一個整體，從中（以及從跨過愛爾蘭海的那個島嶼）徵集稅收和炮灰的日益增長的需要，迫使那些最初在倫敦壟斷民政權力的英格蘭精英接受了一定數量的蘇格蘭、盎格魯一愛爾蘭和威爾士的議員進人他們的行列。此外，作為與法國的戰爭之結果的具有伸縮性的帝國，也越來越依賴於那些不是英格蘭人的英華人來加以統治、開發和利用——這一依賴一直延續到20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統治者和野心家參與為帝國服務或者為倫敦所用，他們與他們的英格蘭同僚進行社交和通婚變得越來越平常。儘管這可能有投靠英格蘭價值觀的意味，但這些曾經的凱爾特局外人的行為，可以被恰如其分的解讀為獲得了作為英華人所將帶來的實在好處。
《節制地享受儉樸的膳食》，詹姆斯·吉爾雷，畫中人物為喬治三世
規模空前巨大和反覆進行的戰爭，也在這樣的意義上改造著英國的統治者，即它迫使他們向下層民眾要求得更多。在1700年以前，統治者通常都希望男女民眾整潔有序、服從和最重要的是，在面對權威等級比他們高的人時消極被動。積極的公民權被看作是有錢人和男人的特權。“更加貧窮和卑微的人們"，阿爾伯瑪爾公爵在1670年代用非常傲慢的口氣寫道，可能“除了關心瑣碎小事之外，對國民整體毫無興趣"。與法國接二連三的戰爭顯示了這種輕蔑的態度越來越行不通。更高和更加嚴酷的戰時稅，在英國普通民眾中間培育了政治意識，1760年之後在美洲殖民地居民中間發生的情形也同樣如此。而反覆出現的法國入侵英國本土的威脅意味著，相較以前的若干世紀，積極的忠誠通常在更大規模上和更低社會等級中被煽動起來。在1793年之後，甚至一些女人也被號召在戰爭努力、籌錢、為士兵組織軍需物資中扮演角色，在愛國慶典和激勵他們的同胞前去戰鬥時盡一份力。在面對權威時只是順從已經不夠了：現在各式各樣的國民都必須成為英華人才行。
正如本書試圖表明的那樣，數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英華人的確從被動了解國家往前邁進了一步，變成為了國家利益而積極熱心的參與者。但他們這樣做大體上並不僅僅只是因為愛國主義是上層所要求的，而且還因為他們希望以某種方式從中受益。男人和女人們成為英國愛國者是為了提升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或者出於被國家或者帝國僱傭的野心，或者因為他們相信一個更加廣闊的大英帝國將有利於他們的商貿，或者出於擔心法國取勝之後將會損害他們的安全和生計，或者出於尋找刺激並從單調無聊生活中逃脫，或者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在宗教方面的身份認同危如累卵，或者，在有些情形當中，因為作為一個積極的愛國者似乎是贏得完全公民權的重要一步，是更加接近選民並在國家運作中具有發言權的一種途徑。最後這一群人並沒有搞錯。英國在滑鐵盧戰役之後20年裡政治變化的比率顯示，大眾參與戰爭的努力與擴大政治權利和參與度之間是有聯絡的——雖然是一種複雜的聯絡。實際上，可能會有人感到奇怪，在1830年代之後，大不列顛相對緩慢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應當歸因於，直到 1914年之前都沒有重大戰爭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維多利亞時期從來沒有需要召集普通英華人來保衛國家政府的迫切需要，這一現實意味著他們的統治者可以更加輕易地忽視他們的需要？看上去可能是這樣。
有一點非常清楚的是，在這一段時期的大不列顛，愛國主義，以及在某種意義上與國家的身份認同，可能具有許多根源，理性和非理性的反應也一樣多。如果我們要理解英國的歷史一一以及實際上英國的現在，那麼承認愛國主義和國家情感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非常重要。這麼多歷史學家寫了那麼多和那麼出色的關於18世紀，以及19 世紀英國的暴動、詹姆斯黨人、激進主義以及階級衝突的各種表現形式的作品，可能有時顯得似乎某種形式的抗議構成了大眾政治行為的全部；即只有透過對抗行動，統治精英之外的男女才得以推進他們對於認可、改革和更廣泛公民權的要求。然而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的特徵是，來自中產和工人階級的男女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其採取支援政府的形式，與採取反抗的同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成為一名愛國者是一項政治行動，而且常常是一項多面和動態的行動。我們不能再把愛國主義與簡單的保守主義混淆，或者用對盲目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那種譴責和藐視的提及將其扼殺。就像其他任何一項人類活動一樣，歷史上的愛國主義需要靈活、 敏感而且首先，需要富有想象力的重現。這一時期各式各樣的男女有時都能找到恰當和強有力的理由來把自己的身份當作英華人，當然，承認這一點並不是說所有的男女都是這樣。也並不是說，那些支援國家反對外來攻擊的人們，也同樣一成不變、毫不批判地支援國內的現有秩序。也不是說，這一點需要強調一下，在1707年之後日益增長的對於英國的感覺，代替和排擠了其他的忠誠。尤其是在英國更為鄉村和偏遠的地方，在蘇格蘭高地，在威爾士中部，在康沃爾郡、東英吉利亞和英格蘭北部大部分地區，濃厚的地方主義仍然是其生活準則，如果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強烈的徵兵侵擾之前，至少在鐵路開通之前是如此。“村裡沒有郵局”，憤怒的理查德·科布登於1850年代在蘇塞克斯的海雪特（一個不到 400人的教區，離倫敦大約50英里）寫道：
每天早上，一個老人，年紀大約70歲左右，走到中赫斯特去取信。他每送一封信件就收取一便士……他用來給全村人取信的郵包平均每天裝的信件是兩到三封，其中包括報紙。進入這個教區的唯一的報紙，是兩份《貝爾每週郵報》，一份主要由呆滯慵懶的農夫資助的相當古老的託利派貿易保護主義報紙。
19世紀生活在像海雪特這種地方的英華人遠遠超乎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數量，他們生活的世界很小，大部分時間都被習俗、貧窮、無知和冷漠所隔絕。
本文為《英華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節選，譯者周玉鵬，標題為編者所加，註釋從略。作者琳達·科利，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皇家文學學會成員，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長於英國史、帝國史和民族主義問題研究。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曾經寫道：“再也沒有什麼途徑，比聯合起來一致對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離、惶恐不安的民族緊密聯絡在一起”。把法國想象成他們卑鄙可恥的敵人，成了英華人為他們自己構想一個身份的途徑。
英華人，一個想象和利益的共同體
琳達·科利
當那個名叫亞歷山德琳娜· 維多利亞的18歲女孩在1837年6月從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護的背景中掙脫出來，成為大不列顛、愛爾蘭和海外帝國的女王時，她最初的行動之一，便是批准大衛·威爾基爵士為王室的首席畫家。……維多利亞發現威爾基盡心盡責地試著不加逢迎地為皇室作畫，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繪製的史詩畫面，沒有一幅可以與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歷史畫作的效果相媲美，這幅畫就是《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
英華人，一個想象和利益的共同體
琳達·科利
當那個名叫亞歷山德琳娜· 維多利亞的18歲女孩在1837年6月從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護的背景中掙脫出來，成為大不列顛、愛爾蘭和海外帝國的女王時，她最初的行動之一，便是批准大衛·威爾基爵士為王室的首席畫家。……維多利亞發現威爾基盡心盡責地試著不加逢迎地為皇室作畫，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繪製的史詩畫面，沒有一幅可以與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歷史畫作的效果相媲美，這幅畫就是《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
當1822年這幅畫在皇家學院第一次展出的時候，引起了一場轟動。成千上萬的男女排隊幾小時等著去看這幅畫，人流從早到晚簇擁著它，為此在它前面設定了專門的圍欄來保護它的安全。即使是在今日，它仍然是一幅特別大膽創新的作品，同樣也是一幅有著多重內涵的作品。其日期，藝術家告訴我們，是1815年6月22日，星期四，當時剛剛公佈了宣告英國與聯軍在滑鐵盧取得勝利的第一份官方公報。其畫面是切爾西一條早已被拆除的名叫猶太人路的街道，街道兩旁排列著古老低矮的酒館、廉價的出租屋、典當行和舊衣店，但依然靠近切爾西的醫院，從17世紀末開始，這醫院就是傷殘和退伍士兵之家。畫面上擠滿了士兵、退伍軍人、婦女和衣著襤褸的工人等各色人等，顯示了他們對於這一訊息的反應。一個蘇格蘭高地人用風笛演奏起慶祝的曲調， 而婦女們正被拉起來開始舞蹈。 一位軍士把他的嬰孩託舉向空中，而這個孩子被這些色彩和噪音鼓譟得非常興奮。他的伴侶停下來整理他的頭髮，她的手臂靜靜地舉在頭頂，彷彿在若有所思地聽著對這場戰役的記述。在大門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賣牡蠣的人，正在她撬開一個牡蠣的時候停下了手，露齒而笑，彷彿她的想象在火光四射。女孩們揮舞著手絹，男人們竭力探出窗外聆聽這條訊息。在每一個地方，都有音樂、笑聲、豐盛的啤酒、歡快的情調、濃厚的興致和遠遠更意味深長的某種東西。《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大衛·威爾基
在這幅完全想象的畫面中， 清楚顯示的是在大量英華人中存在的一種超越了階級、種族 、職業、性別和年齡界限的愛國主義。但是威爾基在當時發表的這幅畫的基調，顯示了他想傳達某種超越這些的東西。事實上，《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是一個人對英國特性之多樣性及其根源的一種非常精確的闡釋。那位帶來這條勝利喜訊的騎兵來自一個威爾士團；圍繞在他周圍計程車兵包括蘇格蘭人、英格蘭人、一個愛爾蘭人甚至一個黑人軍樂手。那位看著密密麻麻印刷的公報頁大聲朗讀的切爾西侍從，是一名參加過1759年魁北克戰役的老兵。懸掛在這排酒館上面的客棧招牌，見證了更多的戰役，更多的戰爭。有叫“約克公爵”的招牌，紀念的是英國與革命法國的戰爭。有叫“雪靴”的招牌，是美國獨立戰爭的一件遺物。甚至還有一個紀念格蘭貝侯爵的招牌，他是1746年克洛登戰役和七年戰爭中的英雄。威爾基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強調的是，是把這些不同的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反反覆覆的戰爭經歷。與一個危險和敵對的異己之間的衝突，掩蓋了內部的分歧，並培育了某種團結，使得他，一個蘇格蘭人，能夠繪製一幅倫敦街頭的慶祝畫面，慶祝的是一個英裔愛爾蘭人，威靈頓公爵亞瑟·韋爾斯利所取得的一場勝利。這幅畫主張和宣佈，戰爭，是英國得以形成的基礎。
正如本書努力想要表明的那樣，事實確實如此，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戰爭在1707年之後英國國家建立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尤其如果沒有宗教的影響，其效果永遠都不可能有如此的強烈。正是它們對新教共同的信仰，使得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第一次融合在一起，並延續至今，不管它們在文化有著多麼大的差異。正是新教的幫助，使得在1689年之後英國與法國接二連三的戰爭從國家形成的角度而言如此的重要。一個強大和不斷造成威脅的法國，成了常常縈繞在腦海的天主教異己的象徵，英華人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之後就被教導著對其心存恐懼。與它面對面，激勵著他們在為生存、勝利和利益而鬥爭的時候，掩藏了他們內部的分歧。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曾經寫道：“再也沒有什麼途徑，比聯合起來一致對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離、惶恐不安的民族緊密聯絡在一起”。把法國想象成他們卑鄙可恥的敵人，成了英華人，尤其是那些更為貧窮和更少有特權的人們，為他們自己構想一個相反的和討人喜歡的身份的途徑。法國深陷在迷信當中，因此，英國，與之相反，必須享有真正的宗教。法國受到一隻臃腫軍隊和絕對君主的壓榨，因此，英華人顯然是自由的。法華人用木靴來踐踏生命，而英華人，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那樣，穿著柔軟的皮鞋，因此，顯然更為富裕。
《加萊門》，威廉·荷加斯，這是一幅矮化法華人形象的畫作
關於法華人之劣根性和英華人之優越性的許多假想都是錯的，但這無關緊要。英華人堅持這些以便賦予他們自己價值，並作為令自己安心的一種方式，在困難的時候，他們總能抽到生活中的好籤。遲至1940年代的時候，林肯郡格拉漢姆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羅伯茨的衛理公會派雜貨商還會這樣來表達他的意見，即法華人作為一個民族“從頭到腳都是墮落腐敗的"。作為一個白手起家爬上其所在市鎮之市議員席位的人，他本能地感到有必要以輕蔑的方式提到宿敵，以便沉浸於他自己那惹人注目的清教徒道德、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和忠於職守等更加偉大的信仰。透過詆譭法國，他吹噓了英國的美德，從而推及他自己的美德。肯定有人會感到好奇，他這種不正眼看待海峽對岸那個民族的方式，到底有多少傳遞給了他那極度嚴肅和令人崇敬的大女兒，即將來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
正如這個例子所顯示的那樣，那種讓如此多英華人把他們自己看作一個與眾不同和被選中之民族的新教徒式世界觀，在滑鐵盧戰役之後，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透過之後也同樣如此。對於大多數維多利亞時期的人而言，作為無數次成功戰爭之果實的龐大的海外帝國，是大不列顛幸運宿命最終和結論性的證據。他們相信，上帝把帝國託付給了英華人，是為了更加深入地把福音信仰向全世界傳播，以證明他們這些新教徒是上帝選民的身份。這種驕傲自滿持久穩固。直到20世紀，與那些明顯異於他們之民族的接觸和對他們的統治，滋養了英華人與眾不同的優越感。他們可以與那些他們僅僅一知半解，但通常以某種方式被看作下等的社會比較他們的法律，他們對待婦女的方式，他們的財富、權力、政治穩定性和宗教。帝國鞏固了英華人的神恩，以及被蘇格蘭社會學家克爾哈迪稱作“大英民族不屈不撓的勇氣和精神"的那種東西。
因此，在這種廣義的意義上，新教信仰居於英國國家身份的核心地位，這一點可以理解。宗教是歐洲之內和之外的絕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凝聚力。例如，瑞典和荷蘭把他們最初的自我界定建立在新教信仰之上，其程度與大不列顛相當，還有稍後新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也同樣如此。早在16世紀，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話，正是東正教教會的推動，才使其甚至最貧窮的居民也對“神聖俄國”產生了某種依戀。而近代之初的法國男女，似乎也因為他們居於主導地位的天主教信仰而感到團結一致和與眾不同，即使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還需要學習如何讀寫法語。在這裡，也和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早在鐵路、普遍教育、先進的出版網路和民主政治這些形式的現代化肇始之前很久，正是宗教首先把農民變成了愛國者。
詹姆斯·吉爾雷大革命期間所作的矮化拿破崙形象的諷刺畫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其他因素在國家構建中所起的作用無關緊要。大不列顛作為一個緊湊島嶼，早在18世紀初就被各種因素連線在一起，這些因素包括一個相對發達的運河和道路系統，其境內繁榮興盛的，比歐洲其他民族國家都要早的多的自由貿易，其新聞報紙和期刊出版成熟較早而且無所不在，以及這樣的事實，即英格蘭和蘇格蘭是18世紀歐洲城市化最迅速的地區：所有這些經濟條件無疑都對這個本質上人為創造的國家走向團結和進一步團結做出了貢獻。住在城裡或者城邊，能夠接觸到一些印刷出版物，尤其是那些被國家的國內外貿易網路網羅其中的男女，似乎總是位列最忙碌和最可靠的愛國者的行列。他們可以並不一定滿意那些在倫敦掌權的人，但他們對國家的安全仍然會盡一份力，並且對國家面臨的危險非常敏感。因此，英華人的經濟特徵有助於他們的凝聚，但還是這個島嶼在泛新教信仰及其與一個天主教國家接二連三的戰爭這兩方面的一致性，對於賦予其被尤金·韋伯稱作“一種真正的政治人格"的東西貢獻最多。
他們在1707年之後反覆經歷的新教戰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了各式各樣的英華人，儘管他們幾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迫去作出反應和改變。就漢諾威王朝的國王們而言，法國的威脅，至少在最初，危及他們王朝的存亡，緩慢且不規則地導致了一種更加自覺的愛國式、甚至平民化的皇家風格的出現。儘管直到喬治三世即位而且君主對政治干預下降之後，一種真正成功的民族主義的君主政體形式才被設計出來。王室對於王國每個地方的造訪，精心編排和與之同時進行、鼓勵所有階層和兩性都積極參與的王室慶典，一種王室對英國文化惹人注目的贊助獎勵：所有這些在輸掉與美洲殖民地的戰爭之後並面臨與革命和拿破崙法國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戰爭之時，都變得前所未有的高調明顯。
一個更加真實可靠的英國統治階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也是在戰爭需要的強力支援下形成的。把這個島嶼作為一個整體，從中（以及從跨過愛爾蘭海的那個島嶼）徵集稅收和炮灰的日益增長的需要，迫使那些最初在倫敦壟斷民政權力的英格蘭精英接受了一定數量的蘇格蘭、盎格魯一愛爾蘭和威爾士的議員進人他們的行列。此外，作為與法國的戰爭之結果的具有伸縮性的帝國，也越來越依賴於那些不是英格蘭人的英華人來加以統治、開發和利用——這一依賴一直延續到20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統治者和野心家參與為帝國服務或者為倫敦所用，他們與他們的英格蘭同僚進行社交和通婚變得越來越平常。儘管這可能有投靠英格蘭價值觀的意味，但這些曾經的凱爾特局外人的行為，可以被恰如其分的解讀為獲得了作為英華人所將帶來的實在好處。
《節制地享受儉樸的膳食》，詹姆斯·吉爾雷，畫中人物為喬治三世
規模空前巨大和反覆進行的戰爭，也在這樣的意義上改造著英國的統治者，即它迫使他們向下層民眾要求得更多。在1700年以前，統治者通常都希望男女民眾整潔有序、服從和最重要的是，在面對權威等級比他們高的人時消極被動。積極的公民權被看作是有錢人和男人的特權。“更加貧窮和卑微的人們"，阿爾伯瑪爾公爵在1670年代用非常傲慢的口氣寫道，可能“除了關心瑣碎小事之外，對國民整體毫無興趣"。與法國接二連三的戰爭顯示了這種輕蔑的態度越來越行不通。更高和更加嚴酷的戰時稅，在英國普通民眾中間培育了政治意識，1760年之後在美洲殖民地居民中間發生的情形也同樣如此。而反覆出現的法國入侵英國本土的威脅意味著，相較以前的若干世紀，積極的忠誠通常在更大規模上和更低社會等級中被煽動起來。在1793年之後，甚至一些女人也被號召在戰爭努力、籌錢、為士兵組織軍需物資中扮演角色，在愛國慶典和激勵他們的同胞前去戰鬥時盡一份力。在面對權威時只是順從已經不夠了：現在各式各樣的國民都必須成為英華人才行。
正如本書試圖表明的那樣，數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英華人的確從被動了解國家往前邁進了一步，變成為了國家利益而積極熱心的參與者。但他們這樣做大體上並不僅僅只是因為愛國主義是上層所要求的，而且還因為他們希望以某種方式從中受益。男人和女人們成為英國愛國者是為了提升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或者出於被國家或者帝國僱傭的野心，或者因為他們相信一個更加廣闊的大英帝國將有利於他們的商貿，或者出於擔心法國取勝之後將會損害他們的安全和生計，或者出於尋找刺激並從單調無聊生活中逃脫，或者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在宗教方面的身份認同危如累卵，或者，在有些情形當中，因為作為一個積極的愛國者似乎是贏得完全公民權的重要一步，是更加接近選民並在國家運作中具有發言權的一種途徑。最後這一群人並沒有搞錯。英國在滑鐵盧戰役之後20年裡政治變化的比率顯示，大眾參與戰爭的努力與擴大政治權利和參與度之間是有聯絡的——雖然是一種複雜的聯絡。實際上，可能會有人感到奇怪，在1830年代之後，大不列顛相對緩慢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應當歸因於，直到 1914年之前都沒有重大戰爭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維多利亞時期從來沒有需要召集普通英華人來保衛國家政府的迫切需要，這一現實意味著他們的統治者可以更加輕易地忽視他們的需要？看上去可能是這樣。
有一點非常清楚的是，在這一段時期的大不列顛，愛國主義，以及在某種意義上與國家的身份認同，可能具有許多根源，理性和非理性的反應也一樣多。如果我們要理解英國的歷史一一以及實際上英國的現在，那麼承認愛國主義和國家情感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非常重要。這麼多歷史學家寫了那麼多和那麼出色的關於18世紀，以及19 世紀英國的暴動、詹姆斯黨人、激進主義以及階級衝突的各種表現形式的作品，可能有時顯得似乎某種形式的抗議構成了大眾政治行為的全部；即只有透過對抗行動，統治精英之外的男女才得以推進他們對於認可、改革和更廣泛公民權的要求。然而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的特徵是，來自中產和工人階級的男女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其採取支援政府的形式，與採取反抗的同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成為一名愛國者是一項政治行動，而且常常是一項多面和動態的行動。我們不能再把愛國主義與簡單的保守主義混淆，或者用對盲目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那種譴責和藐視的提及將其扼殺。就像其他任何一項人類活動一樣，歷史上的愛國主義需要靈活、 敏感而且首先，需要富有想象力的重現。這一時期各式各樣的男女有時都能找到恰當和強有力的理由來把自己的身份當作英華人，當然，承認這一點並不是說所有的男女都是這樣。也並不是說，那些支援國家反對外來攻擊的人們，也同樣一成不變、毫不批判地支援國內的現有秩序。也不是說，這一點需要強調一下，在1707年之後日益增長的對於英國的感覺，代替和排擠了其他的忠誠。尤其是在英國更為鄉村和偏遠的地方，在蘇格蘭高地，在威爾士中部，在康沃爾郡、東英吉利亞和英格蘭北部大部分地區，濃厚的地方主義仍然是其生活準則，如果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強烈的徵兵侵擾之前，至少在鐵路開通之前是如此。“村裡沒有郵局”，憤怒的理查德·科布登於1850年代在蘇塞克斯的海雪特（一個不到 400人的教區，離倫敦大約50英里）寫道：
每天早上，一個老人，年紀大約70歲左右，走到中赫斯特去取信。他每送一封信件就收取一便士……他用來給全村人取信的郵包平均每天裝的信件是兩到三封，其中包括報紙。進入這個教區的唯一的報紙，是兩份《貝爾每週郵報》，一份主要由呆滯慵懶的農夫資助的相當古老的託利派貿易保護主義報紙。
19世紀生活在像海雪特這種地方的英華人遠遠超乎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數量，他們生活的世界很小，大部分時間都被習俗、貧窮、無知和冷漠所隔絕。
本文為《英華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節選，譯者周玉鵬，標題為編者所加，註釋從略。作者琳達·科利，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皇家文學學會成員，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長於英國史、帝國史和民族主義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