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可假設。想說的是周朝亡了，它的封國隨之徹底消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代之而起全新的大漢王朝逐步全面郡縣制社會，廢了封建制為中國大一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天道倘好，共和照人。

扶蘇即使能夠做皇帝，也不會比漢武帝做的好。

扶蘇能夠這麼輕易的就被趙高等人矇騙，可見其政治能力不過如此。自己身處邊疆手握重兵，即使秦始皇真的要他自殺，他也是可以放手一搏的，凡事都要去爭取，也才有機會改變的。他竟然連爭取都不去爭取，直接刎頸自殺了。

做大事，首先第一要務就是讓自己好好的活著，如果你連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在面臨絕境的時候，不能絕地反擊，而是聽天由命。扶蘇也不適合做皇帝，皇帝需要的是殺伐決斷，英明睿智，處亂不驚，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秦之滅亡，是氣數已盡，就是秦孝公贏渠梁復生也未必能力挽狂瀾。

扶蘇無法和漢武帝劉徹相比，根本不是一個等級的，劉徹也根本看不上扶蘇。

扶蘇和劉徹即位後，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

從整體情況來看。秦始皇死時，秦國的戰爭依然還沒有結束。北方有蒙恬鎮守著匈奴，南方還有趙佗在攻打百越。扶蘇即位後，首要解決的是戰爭是否停止。

如果停止戰爭，北方兵團和南方兵團要怎麼安置，是就地鎮守，還是遣散回國？就地鎮守有可能出現割據，所以，很大程度上會遣散大部分人回家種地，恢復生產。畢竟連年的戰爭，整個帝國需要休整和補給。

劉徹時期則完全相反，漢帝國經過文景之治，漢初的凋敝狀態已經恢復了大半。作為漢朝心腹大患北方的匈奴，屢屢侵擾，這成了劉徹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所以，在執政之後，國內的人員和資源都相對充備，這才有能力和匈奴進行戰爭。

其次，從政治層面看。

扶蘇即位後，信奉儒家學說的他會逐步削減秦法。法家支持者李斯的位置也會被蒙恬所取代。其他六國的舊貴族有可能會利用扶蘇的仁而暗中支援某些官員，出現各種政治集團。注意，即便是扶蘇信奉儒家，也不會出現獨尊儒術的局面。

劉徹即位後，他的祖母竇太后是漢帝國實際控制者。劉徹真正掌權後，為了加強統治，採取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儒術，已經變了味道，裡面加入了君權神授的思想。這才是劉徹獨尊儒術的主要原因。

第三，秦朝初建，需要的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帝王來穩固政權。劉徹時期，需要的是一位大膽突破的帝王。恰恰扶蘇和劉徹就是這樣的人。但遺憾的是，扶蘇和劉徹的命運不同。

第四，秦國當時還在修建秦始皇陵，阿房宮，修馳道和直道，修長城。這些建築應該不會停止，因為扶蘇是一個孝順的人。同時，這些建築都必須得修。所以，還是會有人要服徭役。

性格決定命運，時勢造就英雄。扶蘇的性格仁懦，守成有餘，突破不足。漢武帝劉徹喜歡冒險喜歡刺激。這就像是一個看著自己家富起來的孩子和一個一生下來就含著金鑰匙的孩子一樣。

綜上，這兩個人無法進行比較。如果一定要比較，扶蘇也許會好一些吧。

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因為儒生多說了幾句有關朝政的幾句話，李斯認為儒生敢於直言朝政，那是因為儒生讀書太多，中了書中的毒，便感於直言。因此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於是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扶蘇性格耿直，直言不諱勸諫秦始皇不要焚書坑儒。但是秦始皇沒聽，把扶蘇貶到蒙恬軍中效力。後來我們都知道秦始皇死了扶蘇被趙高胡亥等人害死。

從以上的史料，可以得知扶蘇很耿直，很勇武，很仁義。至於為政才幹，因為他的資料實在太少，不得而知。大膽的假設一下，如果他做皇帝肯定比胡亥好，至少他父親的弊政和殘暴不會繼承，會與民修養生息。但是他孝順，秦始皇最大的弊政，就是勞民傷財，讓七十萬囚徒修建驪山陵墓，就以他能相信趙高使者的話，這個暴政他一定不能變，不能變的話，陳勝吳廣的起義照常爆發。

雖然扶蘇是個好人，但是好人做不了皇帝。皇帝是不講情面的，太講情面沒辦法治理天下。扶蘇容易感情用事，沒有主意，會被大臣利用。而且太過仁慈，你見過歷史上哪個皇帝不心狠手辣。

漢武帝不一樣，他很像秦始皇，他當皇帝不容易，經歷過鬥爭，面對匈奴的挑釁，他果斷的任用衛清霍去病，擊潰匈奴。他很有帝王手段，獨斷猜忌，曾毫不留情地把司馬遷閹割了！扶蘇是這樣的人麼？他遇到司馬遷耿直進言，他一定會心慈手軟。

歷史上沒有一個皇帝是心慈手軟的，比如那位賢明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殺兄弒弟。尉遲敬德因為是功臣，在酒會上肆無忌憚，喝醉了打人。李世民對他說我以前讀書時，覺得漢高祖劉邦殺掉那麼多功臣感覺可惜，覺得漢高祖不應該這麼幹。那時候我暗暗下決心，以後當了皇帝，一定不要這麼幹。但是今天看到你這樣，我覺得劉邦做的對。

後來尉遲敬德謹言慎行，不再犯了。

所以好人當不了皇帝。

漢武帝是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他的歷史貢獻之大，歷史地位之高，也唯有秦始皇、唐太宗、朱元璋等寥寥數人可與之相比。而秦朝在秦始皇死後，已經是大廈將傾，即使廣受後世同情和讚譽的皇長子扶蘇即位，也很難力挽狂瀾，拯救帝國，更勿論建立如同漢武帝一般的蓋世功勳了。

首先，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完全不愛惜民力，令久歷戰亂的天下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而是徵發上百萬人，南北征伐，並推行各種大型工程，如修築萬里長城、驪山陵墓，並廣修宮室無數，沉重的賦稅和徭役，已經令天下百姓“苦秦久矣”。

親近儒生、信奉儒家學說的扶蘇，看到了帝國潛在的巨大危機，屢次提出諫言，秦始皇根本沒有意識到這點，父子二人產生巨大的政見分歧，導致了扶蘇被放逐到蒙恬的長城軍團。

如果按照“五大不在邊”的古訓，這甚至就代表著秦始皇已經將扶蘇排除在皇位繼承人之外。

從最新出土的漢代文獻《趙正書》來看，推翻了《史記》關於秦始皇死時，所謂“沙丘之變”的記載。原來秦始皇死前，接受了丞相李斯、御史大夫馮去疾等親信近臣的提議，同意讓幼子胡亥即位，只因為一個庸碌的弱勢君主上臺，他生前各項既定政策也會被延續下去。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殺其兄夫（扶）胥（蘇）、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隸臣高以為郎中令。】——《趙正書》

而假如立扶蘇為帝，一生心血草創的大秦帝國的各項制度，都可能被自有主張的扶蘇推翻，那始皇帝又豈能容忍和甘心？

對李斯、趙高等秦始皇身邊的親信近臣而言，也只有胡亥即位，他們的利益和身家性命，才能得到足夠保障。而換了是扶蘇成為二世皇帝的話，必然意味著秦朝國政的改弦更張，朝堂人事激烈的大洗牌。他們這些之前積極執行秦始皇帝各項政策的大臣，都將化作扶蘇一黨新貴們腳踩的泥土煙塵。

像李斯這樣幼年審問老鼠，做官坑死同學，一心求功名爵祿的人，是絕不甘心將丞相之位讓給蒙毅或蒙恬，自己當真老老實實回老家，每天牽著黃犬出門打獵的。——他死到臨頭之前，也就那麼一說。

因此，扶蘇要繼承皇位，就必然要戰勝李斯、趙高等朝堂“既得利益者”的竭力反抗，甚至要依靠蒙恬的長城軍團，揮軍南下兵臨咸陽，打一場中等規模的內戰。內戰勝利後，扶蘇登上皇位，也勢必要剷除丞相李斯、御史大夫馮去疾、將軍馮劫這些重臣及其黨羽，讓朝堂傷筋動骨，折損慘重。

秦始皇直到死前，還從容地到處巡視，沒有意識關東六國故地已經是個大火藥桶，只需幾點火星就一點即燃，引發足以令整個大秦帝國崩潰的大爆炸。歷史上秦二世胡亥即位不到一年，陳勝吳廣就起兵了，又過三個月，關東六國舊地皆反，周文的幾十萬起義軍一度殺進函谷關。

那麼同樣短短不到一年時間，扶蘇就能對帝國潛藏的危機有深刻的認識，並能迅速採取果斷措施，扭轉乾坤力挽狂瀾麼？

顯而易見，秦始皇多年的高壓統治，勞役民力太過，焚書令和不行分封制，又完全不給士人集團出路，即使換了扶蘇是皇帝，留給他改革弊政，安撫民心的時間實在太短!關東六國舊地一樣會反。二世皇帝扶蘇，將不得不以一個已經內鬥得傷筋動骨的朝廷，一個虛弱空洞的統治集團，去迎擊如火一般蔓延的各地叛軍。

鉅鹿之戰，章邯和王離的四十萬秦軍主力，打不過項羽的五萬決死之士。那麼換了是蒙恬來領軍，這一戰就能打贏麼？比起絕地反擊大破周文，奔襲急攻擊殺項梁的章邯，倚仗大軍打跑遠未到鼎盛期的匈奴人的蒙恬，並沒有體現任何更高一籌的軍事才能，又怎會是項羽、韓信、劉邦等眾多陸續脫穎而出的軍事天才的敵手？

從軍事角度，收回帝國在各地軍力，先保關中本土不失，積蓄力量，靜觀各地新諸侯矛盾激發，互相爭鬥，再從容收拾河山，似乎是個好主意。

可惜從政治角度，對一個已經宣佈為大一統帝國的王朝來說，那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即使扶蘇頭腦清醒，一意堅持，也肯定會被不知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眼前的全體秦人當成敗家子和賣國賊。

同時，秦軍節節敗退，丟失關東大片土地的失敗責任，也必須要有人負責承擔，哪怕都強行推給前丞相李斯這個死鬼，那麼也就等同於推給了政見主張和李斯完全一致的先帝始皇帝。扶蘇同樣會被士民百官在內心深處視為“大不孝”。

那麼歷史上胡亥那樣眾叛親離的下場，就可能等著他。

即使扶蘇把朝野的各種反對聲音強行壓服，等到項羽劉邦帶領的幾十萬六國復仇大軍相繼叩關，積蓄了數百年對“虎狼之秦”的刻骨仇恨，扶蘇當真就能爭取到一個比秦王子嬰更好的結果麼？

至於延續統一的大秦王朝，建立比擬漢武帝的功勳？只好說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