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要搞清楚幾個歷史小常識問題：一為何有管仲？二為什麼是齊國？三富足等於什麼意義？

一，管仲的名稱是官職而已，即是管理（殷商子系）的仲叔；要知道並非單指某個人物的傳記，這是要注意區分的細節事情。例如周朝初年就有了“管叔”的名字，它實際上就是後來殷商子系的“管叔”來源之處。相當於現在一個省長級別的人物，而且不亞於在當時乃東部君主之儲君，即是齊國的第二把手相國的位置也。

二，既然是東君著意華年，自然而然就要為東部的“齊國”服務吧？關鍵需要明白一個當時的理念：淪落了的殷室後繼儲君是要先修身，再“齊家”，然後才有資格——追求治國平天下的“晉國升遷”過程。故而，這裡的齊家其實就是指，某個家支人物血緣統治後繼上位，達到了齊國搞活“經過濟南”的“經濟”基礎吧？不然絕對過不了“公認的爵享”，也不會受到周室統治下的認可云云。

三，說到這裡，自然而然就明白齊國雖褊小，為什麼需要追求富足了吧？如果不富足就意味著，管仲相位桓衡公認未能達到“齊家”的地步，如此一來又怎樣繼續升遷到“紅利樓臺”之秦相職位呢?因為，此個後殷時期的“梁州山夫世家”，乃是那些祖祖輩輩支援朝政的“黃價梁山美好夢想”，所以，顯然做到了東君位置的管仲需要極大的努力付出吧？

四，在回答問題的方法之前，不外於講清楚根本問題在哪裡？既然管仲的職責是搞活經過濟南的“經濟”，理所當然要附和周室以鉗制性“易經”統一治理天下，並且不得使殷室後繼脫離自己的“道德制約”；不然的話，它的原始信仰就會重複走前殷純追逐資本發展，而不講如何道德與法治的“商業朝代”社會吧？

至於為什麼周室非要使用“周易”作為統一治理天下的律典，不用細說也就明白了——原始的資本主義苗頭，如果沒有原始的“政治”去抑制它的自由發展，後世純利益發展的態勢，必然通通都落入——私人利益獨佔——國家經濟誰的袋口裡面？

凡是有良知的公羊春秋世家，是絕不會做出必為子孫憂的“禍根”來，這就是原始經濟與政治關係不懈的鬥爭吧？其實就是人類原始社會一路發展走來，一直困擾人類思維意識又最基本的問題：即是純粹利益與講求道德的辯證關係，也就後世發展得越來越複雜化，即所謂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學的來源啊！

如此容易理解後來的孟子，為何又要重複走管仲的老路，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變化無常，這才符合社會不斷進步的過程而已。

管仲（公元前725年一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安徹穎上人。早年與鮑叔牙經商。夷吾生的相貌魁梧，精神俊爽。有天經地緯之才，濟世匡民之路。襄公諸兒即位，長子曰糾，次子曰小白，雖眥庶出，俱己成立。欲立傅輔導之。夷吾同召忽為公子糾之傅，鮑叔牙為公子小白之傅。後在爭奪王位的鬥爭中，公子糾召忽被殺，夷吾被囚。鮑叔牙為夷吾保舉，桓公不計前嫌，赦免了夷吾。

一，桓公向夷吾問治國。

桓公曰，齊，千乘之國，先僖公威服諸候，號為小霸。自先襄公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滅亡。今日君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以使其民。則紀剛立而國勢振矣。桓公曰，如何而能使民？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必先愛民，而後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家，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聊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也。比愛民之道也。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常為士，農之常為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業，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既安矣，兵甲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當制贖刑，量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分別入金，疑罪則宥之。桓公曰，甲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為錢，煮海為鹽，利通天下。桓公曰，財用既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君若正卒伍，修甲兵，臣來見其勝也。君若強兵，莫若隱其名修其實。臣請作內政而寄之於軍令焉。。。。。。桓公曰，兵勢既強，可以徵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周室禾屏，鄰國未附，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莫若尊周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重為皮市以聘問，而勿受其資，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又使人以皮幣好玩，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弒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天下諸侯，皆相率而朝於齊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周，使修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管夷吾與桓公語三日三夜，字字磯珠，不知倦。

他日，桓公又問與夷吾曰，寡人不幸好田，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為而害霸？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賢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用復以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禮在國，高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所有施行，一憑仲父裁決。

齊國在夷吾的治理下，兵精精是，百姓皆知禮義。南伐楚，北征燕，定竹山，三次衣裳大會，六次兵車之會，威震諸侯，一匡天下，一時成為春秋五霸。然而，對於管夷吾的卓越功勳，孟子為什麼不屑一顧呢？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有了說明。

二，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論管仲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己矣。或問乎曾四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四蹵然曰，吾先子之所謂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四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四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目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治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譯文，公孫丑問孟子道，老師您如果在齊國當政，能夠重建管仲，晏子的功業嗎？孟子說，你真是個齊華人啊，光知道管仲，晏子。曾有人問曾西，您與子路相比，哪個更賢能呢？曾西不安地說，就連我己故的父親都敬畏他，我怎能和他相比？那人又問，那麼你跟管仲相比，誰更賢能些？曾西很惱怒地說，你怎麼競拿我與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王那麼專一的信任，執政那麼長久，可是功業又是那麼微不足道，你怎麼競拿我與管仲相比？孟子又說，連曾西都不屑與他相比，你競以為我願意與他相比？公孫丑接著問到，管仲幫助君王成就霸業，晏子使君王名聲顯赫，他們難道不值得仿效嗎？孟子說，齊國取得天下，易如反掌。公孫丑說，照您這麼說，我就更不懂了，憑周文王這麼高的德性，又活了百歲才去世，尚且不能使仁德遍及天下，要靠周武王，周公繼承遺業，才能使仁德遍及天下，成就大業，現在你把安定天下，說的那麼容易，難道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嗎？。。。。。。按然孟子的觀點，當時沒有一寸土地不是紂王的，沒有一個百姓不是紂王的，文王在這種情況下，在只有百里的土地內堅持創業，是很不容易的，而齊國有千里土地，管仲權力那麼專一，執政那麼久，只要施仁政，統一諸侯國易如反掌，而管仲雖成就君王霸業，沒能統一各國，所以，孟子看不起他。

他們兩個人都是有巨大成就的思想者，且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平滅天下之亂，讓家國百姓歸於安寧。所不同者，管仲實現了自己理想，孔子沒有。

雖然孔子說：“苟有用我（執政）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是，孔子五十二歲時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可三年後被迫出走魯國的時候，魯國不但沒有出現大治景象，反而桎梏了國民的思想、拖滯了經濟發展，使這個曾稱霸春秋時代的魯國一蹶不振，在整個戰國時代再難稱雄。故有人說：孔子治殘了魯國。

而回觀管仲，他三十八歲出任齊國宰相，治齊四十年，不但建立了完備且成熟的思想體系，使本來貧弱的齊國民富國強，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還透過北戰山戎、尊王攘夷等手段，成功安定了天下的混亂局面，更阻止了外族的入侵，保護了華夏文明。對此，孔子也不無讚許地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即：要是沒有管仲相齊國而安天下，華夏文明就會因外族入侵而滅絕，我們就會退化成披頭散髮、反穿衣服的野蠻人了。

既然管仲這麼成功，為什麼後人不崇管仲而尊孔子呢？為什麼千百年來他一直被歷史刻意淡化呢？

原因只有一個，管仲不是完人，他才智雖高，卻行有“微瑕”。

就做人而言，首先孔子就輕視管仲，認為管仲在齊國任宰相期間，接受了齊桓公饋賞的三處家產仍不知足，還大肆囤積財產，生活不知節儉，用人不知一個官員可兼任多職以節約開支，甚至還與國君比排場--國君用屏風擋在門外，管仲也用屏風擋在門外；國君宴飲來訪之國君，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臺，管仲宴飲也有那樣的土臺。所以孔子評管仲曰：管仲不知節儉、不懂禮數，如果管仲這樣做也算懂禮之人，那還有誰不知禮呢？當然，這只是孔子的一面之詞，在“諸侯封疆而有國，大夫封邑而有家”的先秦時代，真實的管仲，奢而不腐。管仲之所以這麼做，其實背後藏著做人做事的大智慧，具體內因，筆者會在後續的文章中單獨解析。

就做學術而論，與“處處較真卻脫離實際”的空談理論家相比，管仲“直指人性且過於實用”的學術風格也是一種“瑕疵”。因為從封建王朝統治者的角度考量，不論是管仲其人，還是《管子》其書，內中所蘊藏的經世治人大智慧，一旦有人掌握，便會成為阻礙其統治，甚至推翻其封建統治的“大毒瘤”，所以歷代王朝自然要對其刻意雪藏。至於為什麼是雪藏而不是銷燬？原因也很簡單，就是統治者要理世治人，也必須要從管仲和《管子》中吸收營養。

史書往往由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寫就，他們只羨水上蓮，不崇泥中藕。評價歷史人物時總不自覺的隔一層有色眼鏡，甚至會夾雜嫉妒、利益等人性陰暗的成分，所以在他們眼中，孔孟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是恆對，老莊的“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才是恆好，完全不考慮人性中最本能的“臨事方知一死難”現象。而以這種脫離實際的學術思維看，管仲自然有很多瑕疵。當然，照此標準度量，世上恐怕亦無完人。

盲目地在一點一滴上較真，是做不成大事的。對比管仲與先秦諸子，雖然管仲在後人心目中的名望雖不如老子、孔子高，但他無疑仍是最出色的一位。因為諸如韓非、墨翟，甚至孟軻、莊周等，他們基本上都是遊說列國，透過販賣學術博取一定知名度的文化浪人，只有管仲將學術作了成功的實踐，且獲得了善終。也正因此，《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以管仲為例，並引申對比了一些先賢說：“古之將相，疵咎實多……然子夏（漢代宰相）無虧於名儒，浚衝（竹林七賢之一）不塵乎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