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正史的列傳部分，所記述的大多都是高官名將之輩，一介四品官能躋身列傳之中可謂是鳳毛麟角。然而明代，不僅有這麼一位四品官被記在了《明史》中，更是以其超乎尋常的影響力左右了整個朝代的興衰。

明史

這個人叫顧憲成，中進士後擔任戶部主事。剛上任沒多久，就趕上一手遮天的張居正身染重病。百官都紛紛為其祈福去禍。然而剛剛走上仕途的顧憲成卻拒絕趕這個時髦。好心的同事當他是年輕人有點衝，在禱詞末尾幫他署名。顧憲成立馬把紙搶過來，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了。大家都覺得這小子這麼和張居正嗆，等張首輔病好了估計就完了。

張居正

然而張居正終於一病不起一命嗚呼，顧憲成也就逃過一劫。但他還是天不怕地不怕，在著名的萬曆十五年裡，他就上書對首輔申時行的和稀泥政策進行批駁。申時行身體很硬朗，一時半會兒死不了，因而顧憲成就被貶到地方去了。

申時行

然而顧憲成並不只是骨頭硬，辦事也很利索。沒幾年他就因為在政績考核中排名第一而被調回京城擔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專門負責考核績效。這是個相當肥的差使。而顧憲成依然不改本色，雖然不是言官，可他還是喜歡上書。

顧憲成

此時有關國本之爭已經成了萬曆和群臣們的主要矛盾，萬曆打算並封包括皇長子和皇三子在內的三位皇子為王。精明的顧憲成立刻意識到，這一招表面上是要拔高皇長子的地位，實際上卻更可能是在為皇三子成為太子做準備。

這一次顧憲成沒有選擇與大家反著來，他上書給皇帝，從祖制、時局、爭國本始末等多方面備陳利害。他又給首輔王錫爵寫信，與其反覆辯論其中的曲直，最終，“三王並封”計劃流產，顧憲成成了士人眼中的英雄。而實際上士人憲成遠不止一個英雄這麼簡單。

王錫爵

不久，京察如期而至。吏部尚書和考功司負責人（郎中）把內閣成員所培植的黨羽全部拿下。而這種做法的背後居然全部是顧憲成的意思。而後顧憲成升為文選司郎中，專門負責選拔人才。但在其任上，他所推舉之人總是和內閣心之所屬反著來，讓內閣大為震怒。

就連本部尚書換人，顧憲成都敢把首輔的意見頂回去。不僅如此，那個錯失吏部尚書的倒黴蛋想要入閣，顧憲成都偏不給他入。王錫爵毛了，直接請皇帝特批，結果顧憲成親自面聖，那傢伙還是沒進得了內閣。

如果說顧憲成的靠山是皇帝，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是他連皇帝都敢對著幹。王錫爵退休後，顧憲成負責將備選入閣名單列出來，結果顧憲成首推的就是以前天天跟皇帝對著幹的王家屏。這下子皇帝也不忍他了，直接讓他回家抱孩子去。

王家屏

對於絕大部分官員來說，離開官場就意味著其歷史使命的結束。而對於顧憲成來說，他的歷史使命卻才剛剛開始。

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顧憲成自小就信奉王之“無善無噁心之體”的學說。在他回家以後，他決定找個地方講學，傳播王守仁的思想。在當地父母官的幫助下，顧憲成找到一處古代書院的舊址，開始談經論道，人稱涇陽先生。

王守仁

這個書院還有個特點，就是靠近大樹林，常能聽見風雨之聲。再結合書院中學生們的朗朗讀書聲，便有人為這座書院題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幅對聯大家應該都熟悉

是的，這座書院就是東林書院，在其中學習、講學之人後來在進入官場時都團結一致，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來奮鬥。這個理想顧憲成曾在講學中公開表示過：“京官不知道輔佐皇帝，地方官不知撫卹人民，退休官不知維護世道安寧。這不是君子該有的表現，諸君努力，讓我們一起改造這個現狀！”

東林書院

為了這個理想，東林人團結在一起，與一切不和他們站在一起的官員鬥爭。他們的力量如此強大，最後把那些抱殘守缺的人全部趕到了一個太監身邊。隨後，東林勢力也遭到血腥的屠戮。即使後來被平反，也只有和行將就木的明王朝一起退出歷史的舞臺。

顧憲成以一介布衣之身，幾乎達到了權傾朝野、操縱局勢的局面，這堪稱是明朝三百年甚至華夏幾千年歷史絕無僅有的。而他的東林書院以及後來演變出來的東林黨，其發展軌跡也逐漸脫離了他的預想，這也許是顧憲成始料未及的。

說起顧憲成，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熟悉，但是他為東林書院題寫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可謂家喻戶曉。顧憲成是東林書院的創始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字叔時，江蘇無錫人，人稱“東林先生”。顧憲成出身於名門望族，家族曾富甲一方，但是顧憲成父親這一輩時卻家道中落，只能以做小本生意來維持生計。不過顧憲成的父親並不致力於培養他的經商之道，而是在顧憲成很小的時候便將他送到私塾讀書，學習四書五經以及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從此顧憲成步入了名士之路。

顧憲成像

正如他所題寫的這幅對聯一樣，顧憲成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十分積極，萬曆八年（1580年）他中了進士後曾任戶部主事。不過顧憲成初入官場時便鋒芒畢露，敢於諫言，因而得罪了朝中的當權派，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顧憲成因得罪鄭貴妃而遭削籍，從此返歸故里，與其弟顧允成一起講學。不過顧憲成歸隱之後，仍然不忘關心朝政，一邊講學一邊議政，據記載他還曾多次與內閣次輔申時行寫信，與其討論朝政，並想讓申時行負起“匡救時時”之責。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顧憲成在無錫同人堂講學，引起了很多人慕名前來求教，顧憲成因此決定興建書院，以廣泛傳播學識。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在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援下，顧憲成重建了東林書院。

顧憲成畫像

作為創設人，顧憲成對東林書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主持訂立了書院的講學章程，對講學原理、方法、制度等各方面作了詳細的闡述，將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規範化。其次顧憲成在東林書院內推廣其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宣揚學術與政治間的聯絡，鼓勵讀書人將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終極理想。再次，透過東林書院產生了一批懷著救世思想的讀書人，他們積極參與到民間社會的建設中，有的參與到了上層政治中去，一度讓當時的朝政呈現出一派開化風氣。可以說，在顧憲成的帶領下，東林書院不僅成為了明末的學術旗幟，也引領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

顧憲成石刻像

萬曆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死於家鄉，天啟初年（1621年），明熹宗贈其太常卿，但在魏忠賢的干預下，天啟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令削去顧憲成的封號，一直到了崇禎二年（1629年）顧憲成獲得平反，被贈吏部右侍郎，諡號端文。

參考文獻：

張憲博：《顧憲成贈諡、從祀文廟成敗探析》，《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張朝霞：《“東林先生”顧憲成的政治謀略》，《蘭臺世界》2014年第22期。

荊智芸：《明末大儒顧憲成與東林書院發展考略》，《蘭臺世界》2014年第18期。

顧憲成的一生堪稱是完美的，單單從德行評價，他可以稱的上當時聖人。然而，如果格局放大一點，就會發現歷史給他的卻並不是全是美名。

當顧憲成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聚攏了一大批道德上的儒家君子時，可能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將來的這批人將成為影響明朝命運的政治派別。更令他失算的是，當年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也成了東林黨人用來打擊對手的道德大旗。

1.壯志凌雲

1550年，顧憲成在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涇裡（今無錫市張涇）降生了。早年，顧憲成的家族也算江南望族，但後來家道中落，父親顧學開只得開了一家豆腐作坊維持生計。然而龐大的望族中落以後，眾多家人吃飯的問題就會變得難以解決，一張一張的嘴代表的是一兩一兩的銀子，顧學開的收入難以支付家族龐大的開銷，於是只能經常要向朋友、鄰居借錢以維持生活。

顧憲成很小的時候就很聰明，六歲讀私塾，八歲讀《論語》、九歲讀《孟子》，十歲讀《尚書》，十一歲讀韓愈的文章。飽讀詩書的他卻又懷有強烈的求知慾，顧憲成常常挑燈夜讀，甚至在小的時候就寫下了一副激勵自己的對聯：

讀得孔書才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

顧憲成讀書並不拘泥於一家一說，也不厚古薄今，他視野開闊，博覽群書，甚至於涉獵了大量宋代名仕的佳作，例如周敦頤的《太極圖書》、程顥的《識仁篇》、張載的《西銘》以及朱熹、陸九淵、邵雍、王陽明的學說等等。通讀百家學說使得顧憲成見識不凡，因此也就喜歡和人縱論天下大事，說道動情處：“抗手掀髯長太息”（抬起手摸鬍子，長長地嘆息）。

後來，顧憲成拜張淇為師，張琪曾經在唐荊川、薛方山之門遊學，此人一聲不喜歡章句之學，不沉迷古人遺訓，反而喜愛追求自己的心得，這與王陽明的心學有些類似。張琪教授的知識對顧憲成日後的治學影響很大，不過顧憲成並不認可王陽明的心學，認為它“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他本人更欣賞朱子學說，卻也對朱子的“退而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持不同看法。

萬曆四年（1576），顧憲成參加鄉試，取得鄉試第一的成績，高中解元。

萬曆八年（1580），顧憲成赴京參加會試，高中進士，被錄取在二甲第二名。得中進士，授戶部主事。

2.不畏強權

顧憲成剛剛進入官場就和魏允中、劉廷蘭等人士一同批評當時如日中天的內閣首輔張局長。

張居正得知後，很是不滿，對申時行說：“貴門生有三元會，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

又過兩年，到了萬曆十年，大學士張居正生病，舉國上下惶惶然，眾多達官顯貴之人紛紛為張局長上香祈禱，或著寫祈禱文章。只有顧憲成冷眼旁觀，同僚代他簽名，他拿筆抹去自己的姓名，年張居正死後，顧憲成任吏部主事。

這樣特立獨行的風格，使得顧憲成難以適應當時的官場。萬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

應混濁的官場。萬曆十五年，京察開始。

所謂京察，是明朝對在京官員的一種考核制度。明朝的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逢丁亥年進行，京外官員每三年考核一次。考察由吏部與督察院共同主持。

五品以下的官員由有司考察（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之類的官），如果官員不稱職的就會進行相應的處罰，四品以上的官員自己陳述，最後由皇帝定奪獎罰。

從制度本身上來看不失為一個較為完善的監察制度，但這項制度的效用需要在開明的時代，否則就會很容易變味，失去原有的意義，最後演變為朝堂之上各派別的互相攻擊、互相揭短的鬧劇。

這一年的二月，京察開始，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將工部尚書何起鳴列入“拾遺”的名單中，如果將京察看做為對官員的考察，那麼“拾遺”便是指對”京察“的質疑，是指原有的京察考核有遺漏，並不準確，需要重新再議。此舉無疑觸及了何尚書的利益，於是何起鳴透過宮中的關係反參了辛自修一本。御史高維嵩等人氣不過，上疏彈劾何起鳴。然而當時的萬曆皇帝並不相信御史高維嵩等人的言論，責備高維嵩，說“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將高等人調出京外，此後又有一批官員上書為高抱不平，也遭到處罰。

而顧憲成此時也自然是上書直言，他的立場按理來說是比較公允的，顧憲成主張風波的當事人各打五十大板，每個人都要找找自己的毛病，此舉無形之中是在批評萬曆皇帝有所過失。

毫無疑問，當萬曆皇帝看完顧憲成的奏摺後大為生氣，要求要求內閣擬票重重處理顧憲成和一起上疏為高維嵩鳴冤的王德新。首輔申時行剛剛開始的時候還想護著顧憲成，票擬為罰俸，也就是扣除薪水，後來萬曆皇帝覺得處罰太輕，親自拍板，顧憲成連降三級，被貶為桂陽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