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明沒有像大宋那樣刻意的壓制武將。
明朝前期武臣地位是比文臣更加尊貴的，從太祖太宗的太廟配享的大臣來看，除了姚廣孝，都是武將配享太廟。而嘉靖九年，廖道南建議下還罷除了姚廣孝的太廟配享，把姚廣孝從太廟移到了大興隆寺，當然了，後面把劉基又抬入太廟，但是位置也是最末，比不上各位武將。而且劉基不能把他當純粹的的文臣看，雖然他是文臣，但是是開國唯三有爵位的文臣（另外兩個是李善長，汪廣洋）。大明慣例是文臣不封爵位，開國特例，以及後來封爵的文臣都是靠軍功。除了徐有貞靠奪門之變獲武功伯，楊善封興濟伯類似這種特例雖然有，但不久就被革除爵位沒有世襲，基本上就不存在文人封爵的特殊情況了。
嘉靖九年，以廖道南言，罷姚廣孝。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位次六王。
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系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而且這種配享不讓文臣入選的做法更是讓文人不滿，乃至於提出抗議，天啟元年李宗延要求文臣配享太廟都被拒絕，此時距離明初也有200多年，文臣仍然進不得太廟，真的是悲催。
天啟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言：「前代文臣皆有從祀。我朝不宜獨闕。」下禮部議，不行。
而在太祖年間，諡號更是武將特有，文臣不得諡。
國初賜予諡號，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之，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亦鮮矣。
至建文諡王禕，成祖諡胡廣，文臣始有諡。迨世宗則濫及方士，且加四字矣。
除此之外，開國武將大多都和朱元璋有姻親關係，比如寧國公主嫁給了汝南侯梅思祖之從子梅殷，汝寧公主嫁給了吉安侯陸仲亨之子陸質，福清公主嫁給了鳳翔侯張龍之子張麟，壽春公主嫁給了潁國公傅友德之子傅忠，而衛國公鄧愈之女為秦王妃，魏國公徐達三女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宋國公馮勝之女為周王妃，定遠侯王弼之女為楚王妃等等等等，明顯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和開國武將刻意的多加聯姻。
連宣宗都感慨，我大明對武將禮遇甚厚。
上曰：中國家待勳臣禮意尤厚，太祖皇帝開國功臣，太宗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者給全俸養之。置武學，教之書史。稍長，俾習武藝。俟其成人，然後任以事，著為令典。
嘉靖年間文臣鄭曉也感慨太祖對武臣之厚重於歷朝歷代。
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煙二十四人;宋昭勳崇德十人，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太祖之廟庭侑享，則以血食褒揚，其報答最重，其禮儀最隆矣。
國家為武將養兒子，免費提供教育還世襲爵位，還壓制武將？不可能的，而以文制武的說法在明朝不太合理，應該改為文武相制，這實際上也不是太祖定下官制，而是後面逐漸演變而來的。
雖然太祖考慮到大都督府權勢過重將其一分為五變為五軍都督府，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兵權過於集中，但是給了兵部可趁之機，暗地裡謀取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到了永樂年間使得五軍都督府變成了一個空殼。
(明初)凡天下將士， 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見者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在中央五軍都督府作為一個重要的軍事機構權力盡喪，這也就罷了，從永樂開始，在軍事權力上大明真正實現了“三權分立”。
其一就是在各地設定總兵官的同時，一併設定了鎮守內官，而在宣德年間又增加了鎮守，巡撫文臣，這樣一來地方上的軍事體系就形成了“武官，內官，文官”三個部分，為了實現相互制約，避免地方總兵官權力過大。
兵部權力的擴大，五軍都督府的衰敗，內官，文官，武官三權分立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的削弱的武將權力。這也是由於武將權力太大所致，但大明的目的也只是相互制約，也提不上說文臣真正壓制了武將。
在永樂以後。地方三司政府（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完全被新逐漸形成的三堂機構（總兵官，鎮守中官，巡撫文官）所代替，而巡撫則是三堂權力機構的中心，名義上的地方軍政最高長官，在景泰以後逐漸制度化，地方化。這大概就是題主覺得大明以文制武的原因，因為巡撫是要壓總兵官一頭的，但是這兩者之間屬於平級關係，在大明，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不受制約，包括巡撫，他和總兵官，鎮守中官之間也是相互制約，而非他壓制總兵官，總兵官卻毫無反抗之力那種意思。
當然了，兵部總攬兵事，當然是各級武將的爹，你要說拿這個說大明以文制武，那我也沒話說。
至於另一個讓大家爭議的就是總督是否是以文制武的體現，實際上總督和巡撫一樣都是臨時性差遣官職，一開始正統年間就是單純的為了解決軍事問題而在邊疆設定總督，就和巡撫的產生一樣，巡撫就是為了整治各地官吏腐敗問題而出現，最後卻變成了常設官職。說是刻意的以文制武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正統七年開始為了平定麓川讓王驥總督雲南軍務，而後在邊疆地區廣設總督，如宣大總督，薊遼總督等等，都是為了應對正統年間惡劣的軍事情況。到了成化年間，邊境設總督始為定製，並節制總兵官，巡撫，也不是單獨針對總兵官，而是為了更好的應對邊境局勢。而總督和巡撫一樣任用文官屬於慣例，但也有特例，比如正德五年，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武宗不循慣例，不按常理出牌是正常事。
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
所以綜上所述，我認為大明並沒有刻意的有什麼以文制武，相反，雖然從開國初期到後面武將權力不斷削弱，也不是強行說用誰去壓制誰，而是權力的相互制約。並且由於特殊情況的出現，某些臨時性差遣官職地位上升，制度化以後，才顯得武將沒有多少權力。
首先大明沒有像大宋那樣刻意的壓制武將。
明朝前期武臣地位是比文臣更加尊貴的，從太祖太宗的太廟配享的大臣來看，除了姚廣孝，都是武將配享太廟。而嘉靖九年，廖道南建議下還罷除了姚廣孝的太廟配享，把姚廣孝從太廟移到了大興隆寺，當然了，後面把劉基又抬入太廟，但是位置也是最末，比不上各位武將。而且劉基不能把他當純粹的的文臣看，雖然他是文臣，但是是開國唯三有爵位的文臣（另外兩個是李善長，汪廣洋）。大明慣例是文臣不封爵位，開國特例，以及後來封爵的文臣都是靠軍功。除了徐有貞靠奪門之變獲武功伯，楊善封興濟伯類似這種特例雖然有，但不久就被革除爵位沒有世襲，基本上就不存在文人封爵的特殊情況了。
嘉靖九年，以廖道南言，罷姚廣孝。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位次六王。
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系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而且這種配享不讓文臣入選的做法更是讓文人不滿，乃至於提出抗議，天啟元年李宗延要求文臣配享太廟都被拒絕，此時距離明初也有200多年，文臣仍然進不得太廟，真的是悲催。
天啟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言：「前代文臣皆有從祀。我朝不宜獨闕。」下禮部議，不行。
而在太祖年間，諡號更是武將特有，文臣不得諡。
國初賜予諡號，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文臣有之，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亦鮮矣。
至建文諡王禕，成祖諡胡廣，文臣始有諡。迨世宗則濫及方士，且加四字矣。
除此之外，開國武將大多都和朱元璋有姻親關係，比如寧國公主嫁給了汝南侯梅思祖之從子梅殷，汝寧公主嫁給了吉安侯陸仲亨之子陸質，福清公主嫁給了鳳翔侯張龍之子張麟，壽春公主嫁給了潁國公傅友德之子傅忠，而衛國公鄧愈之女為秦王妃，魏國公徐達三女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宋國公馮勝之女為周王妃，定遠侯王弼之女為楚王妃等等等等，明顯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和開國武將刻意的多加聯姻。
連宣宗都感慨，我大明對武將禮遇甚厚。
上曰：中國家待勳臣禮意尤厚，太祖皇帝開國功臣，太宗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者給全俸養之。置武學，教之書史。稍長，俾習武藝。俟其成人，然後任以事，著為令典。
嘉靖年間文臣鄭曉也感慨太祖對武臣之厚重於歷朝歷代。
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煙二十四人;宋昭勳崇德十人，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太祖之廟庭侑享，則以血食褒揚，其報答最重，其禮儀最隆矣。
國家為武將養兒子，免費提供教育還世襲爵位，還壓制武將？不可能的，而以文制武的說法在明朝不太合理，應該改為文武相制，這實際上也不是太祖定下官制，而是後面逐漸演變而來的。
雖然太祖考慮到大都督府權勢過重將其一分為五變為五軍都督府，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兵權過於集中，但是給了兵部可趁之機，暗地裡謀取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到了永樂年間使得五軍都督府變成了一個空殼。
(明初)凡天下將士， 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見者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在中央五軍都督府作為一個重要的軍事機構權力盡喪，這也就罷了，從永樂開始，在軍事權力上大明真正實現了“三權分立”。
其一就是在各地設定總兵官的同時，一併設定了鎮守內官，而在宣德年間又增加了鎮守，巡撫文臣，這樣一來地方上的軍事體系就形成了“武官，內官，文官”三個部分，為了實現相互制約，避免地方總兵官權力過大。
兵部權力的擴大，五軍都督府的衰敗，內官，文官，武官三權分立的形成，都在不同程度上的削弱的武將權力。這也是由於武將權力太大所致，但大明的目的也只是相互制約，也提不上說文臣真正壓制了武將。
在永樂以後。地方三司政府（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完全被新逐漸形成的三堂機構（總兵官，鎮守中官，巡撫文官）所代替，而巡撫則是三堂權力機構的中心，名義上的地方軍政最高長官，在景泰以後逐漸制度化，地方化。這大概就是題主覺得大明以文制武的原因，因為巡撫是要壓總兵官一頭的，但是這兩者之間屬於平級關係，在大明，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不受制約，包括巡撫，他和總兵官，鎮守中官之間也是相互制約，而非他壓制總兵官，總兵官卻毫無反抗之力那種意思。
當然了，兵部總攬兵事，當然是各級武將的爹，你要說拿這個說大明以文制武，那我也沒話說。
至於另一個讓大家爭議的就是總督是否是以文制武的體現，實際上總督和巡撫一樣都是臨時性差遣官職，一開始正統年間就是單純的為了解決軍事問題而在邊疆設定總督，就和巡撫的產生一樣，巡撫就是為了整治各地官吏腐敗問題而出現，最後卻變成了常設官職。說是刻意的以文制武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正統七年開始為了平定麓川讓王驥總督雲南軍務，而後在邊疆地區廣設總督，如宣大總督，薊遼總督等等，都是為了應對正統年間惡劣的軍事情況。到了成化年間，邊境設總督始為定製，並節制總兵官，巡撫，也不是單獨針對總兵官，而是為了更好的應對邊境局勢。而總督和巡撫一樣任用文官屬於慣例，但也有特例，比如正德五年，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武宗不循慣例，不按常理出牌是正常事。
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
所以綜上所述，我認為大明並沒有刻意的有什麼以文制武，相反，雖然從開國初期到後面武將權力不斷削弱，也不是強行說用誰去壓制誰，而是權力的相互制約。並且由於特殊情況的出現，某些臨時性差遣官職地位上升，制度化以後，才顯得武將沒有多少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