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崇拜周公旦。

孔子從沒有自詡為聖人，在他心目中，聖者應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這些傑出的政治領袖。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表明孔子對《周禮》的讚美和服膺。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表明孔子對周公的崇敬和思念。在孔子看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寬仁恭儉，忠恕誠愨，仁德動天，無遠弗屆，其立人立國之思想，萬世不易。孔子生活在諸侯紛爭、殺伐四起、民生凋敝、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他孜孜不倦地傳承道統，夢想恢復周禮，光大古代文化，匡正世風。

孔子一生最敬仰的人應該是老子，老子是孔子的老師，孔子曾經兩次問禮於老子，跟隨孔子的弟子問孔子如何評價老子，孔子說：獸我知道他能跑，鳥我知道他能飛，獸可用網捕，鳥可用箭射。魚可以用鉤吊；至於龍乘風雲翱翔，我不知道怎麼用什麼可對付它？老子變化高深莫測就像龍啊！可見老孔子對老子學問的崇拜。

答案中最靠譜的應該是周公旦，至於認為是老子，不是特別嚴謹

《韓詩外傳》載：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孔子確實問學於老子，也很尊重和敬佩老子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本段描述源於司馬遷的《老子韓非列傳》，是否是孔子本人所述，存疑，我們幾乎沒有在孔子本人的敘述中找到任何其對於老子類似如此的評價，是為孤證。即使這句話，孔子的確說過，也完全不足以證明孔子最景仰老子，孔子歷來不吝溢美之詞來讚美偉大的君子和他佩服的前人，太多，伊尹，管仲、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翻開《論語》不可勝數。不過，網文大多有孔子最敬佩老子的說法，可能互相傳播，以訛傳訛。

孔子本人最為代表的思想結晶當然是《論語》，如果我們要追尋孔子本人的思緒，《論語》既是起點也應該是重點。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以上都是《論語》中孔子對周禮，周公的推崇，尤其最後一句，不復夢周公，猶能表現其心志。

另外，我也提供一個其他答案供大家思考。

眾所周知，儒家動輒好言三代之治，堯舜禹禪讓公推，後世可望而不可及，以至於，清末大儒稱華盛頓所開啟公選公推之治正是遺失千年的“三代之治”，

“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乎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

開啟三代之治的正是堯

孔子是這樣評價堯的：“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這句話，可謂隆重之至，楊樹達嫡孫，楊伯峻的堂侄，楊逢彬先生如此譯此句，個人認為最好：堯作為一個君主，真的是偉大啊！崇高啊！只有天最高遠無際，只有堯能夠效法天，他的恩惠真是浩蕩無涯啊，化育百姓，他們習焉不察，所以百姓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功績實在太崇高了，他的禮儀制度也真夠美好了！

我們知道，孔子最讚賞的是君主南面垂拱而治，孔子並不贊成君主頻繁的行使權力，而是主張君主化身榜樣，公其天下，而舜開啟的正是這個偉大的三代之治。

由此我認為，孔子最為景仰的人是堯。

孔夫子被後世千千萬萬人視為儒教教主，被尊為孔聖人，一生以遵從周禮為傲。

但實際上，孔老夫子也存在著一位崇拜的偶像。他的這位偶像，不是周人精神領袖周文王姬昌，也不是西周“國父”周武王姬發，而是主導周人二次東征的“國叔”姬旦，後人尊稱其為周公旦。

為什麼孔夫子會以姬旦作為偶像，而不是周文王或是周武王呢？

《尚書大傳》中總結姬旦一生的“革命”功績，就說他“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行，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這就是姬旦執政七年的煌煌業績！姬旦前三年力挽狂瀾於既倒，平定中原之亂，徹底摧毀了殷人復辟的希望；第四年主導實施封建制（分封制），使得周王國快速地溫穩定了天下；第五年營建成周，使周人真正實現了入主中原；第六年制禮樂，制禮以明尊卑次序，作樂以感化教民，奠定了周人文化立國的基礎。

在姬旦執政第六年，周王室突然來了一批不速之客。更加奇怪的是，這批客人裡，居然有一多半是翻譯，正客就那麼一兩位。客人每說一句話，各位翻譯輾轉要過幾道彎才能翻譯成姬旦所能聽懂的周語。在賓主雙方雞同鴨講的艱難溝透過程中，姬旦花了好半天功夫，才終於弄明白了客人的來意。

這奇怪的客人是來自於越裳國；而越裳國，據現代人考證，大約是位於今屬印度的阿薩姆邦附近。印度與西安，距途遙遠，相互之間隔著萬水千山。平時，周王國與越裳國可謂八輩子都打不上交道，彼此交流極少，周人勢力也不可能擴張至印度。這次“跨國越境”而來，越裳華人的語言當然不可能讓周人聽懂。所以，越裳華人輾轉請了N多個翻譯，一句句把自己的話翻譯出來，姬旦才能聽懂。這就相當於法華人請了土耳其人把法語翻譯成土耳其語，然後再請伊朗人把土耳其語翻譯成伊朗語，再請印度人翻譯成印度語，最後由通曉印中語言的人再翻譯成中文——這樣的交流過程有多麼困難，可想而知！

越裳人說：“我們的國君身處外國，近年來沒有疾風暴雨，猜想大概是因為中國有了聖人吧，所以派了臣來。”使者跋山涉水而來，特地為周人獻上了越裳國的土特產——白色的野雞，來表達對周王室的仰慕之心。與周人八輩子都打不上交道的“外國”人慕名來歸，可見姬旦禮樂教化已經是大功告成！後人津津樂道的“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其實就是說的姬旦執政時“外國”人進獻野雞之事。

因此，至春秋以後，姬旦被歷代統治者和儒家學者都視為“聖人”，無人可以逾越！儒教的創始人孔老夫子就終身以姬旦為崇拜偶像，在他年老體衰之時，曾經無限悲涼地說出了下面這番話：“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亞聖孟老夫子則封姬旦為“古聖人”，與孔聖人相提並論；漢初大儒賈誼如此評價姬旦：“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以姬旦的生平而言，這些評價一點都不過分。

對現代人而言，周公所制禮樂制度，畢竟是距離我們太久遠了。周禮再怎麼重要、再怎麼雍容華貴，對現代普通人來說，都是浮雲。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可知道在姬旦執政期間，他確實是做出了突破時代侷限的重大變革。而他所作出的這種變革，讓華人朝著現代文明的方向，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而這一點，對於殷商後裔的孔夫子而言，意義更加重大。

周人對商代祭祀文化做出了革命性的改變，特別是在祭祀用牲制度方面，周人已經不會經常性地以人為牲了。

但是，在首次東征之後，周武王回宗周鎬京祭祖時，仍然使用了大量俘虜和牲畜來祭祀：

“癸丑，薦殷王士白（百）人。

武王……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

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

用牛於天於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逸周書·世俘》）

《世俘》篇中記載周人慶祝勝利的祭祀，小牲羊、豕多達2701頭，牛504頭，人牲至少達100人！這些記載說明，至少在周武王前後，雖然周人殺人祭祀的風氣已遠不如商人隆厚，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沒有徹底擺脫商人的影響，還大量存在著祭祀用牲現象。

但是，在周公製作周禮之後，周人殺人祭祀的情況就極其罕見了。

現代考古發現，在西周雖然還有人殉葬制，但並不普遍，而且多集中於西周早期。從已發掘、有殉人的周代墓葬看，周人所用人殉數量極少，與動輒殺上幾十、上百人陪葬的商人相比，已是天壤之別。到目前為止，考古所發現殉人數量最多的周人墓葬只有四人殉葬，遠遜於商人。至於祭祀用人牲，就更加罕見。西周時代的祭祀人牲案例，僅見於洛陽北窯村一地，屬於新建房屋時的殺殉。由於此地為殷遺民集散地，這其實更有可能是商人所為。所以，從現代考古發掘的眾多遺蹟推斷，有學者判斷在周公製作周禮後，周人已經徹底廢除了人殉人牲制度。（《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較研究》王暉著）

姬旦之所以要取締祭祀用人牲制度，這與他的個人經歷不無關係。

姬旦在二次東征時，就已經從殘酷的現實中學到一點：殺敵人去祭神，神仙肯定不會因此而特別保佑你；相反，這樣做還會起到負面作用，激發起敵人內心裡的強大仇恨力量，讓他們反抗得更加堅決。實踐是最好的老師，正是因為在實踐中遭遇了太多血的教訓，所以姬旦才會力主廢除人殉人牲制度。也許，很多現代華人先祖，就是因為周公廢除人牲制度而存活下來，得以繁衍後代。這，當然是人類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巨大進步！

孔夫子的祖先能夠存活下來而且繁殖後代，更是應該感謝周公——這就是孔老夫子終身崇拜周公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年，不過是漫長人生中的短短一瞬。絕大多數人的人生七年，都是在渾渾噩噩狀態下，莫名其妙地就這麼過去了。可就在這短短七年時間裡，姬旦卻完成了這麼多艱鉅而宏偉的功業，夯實了周王國八百年社稷的基礎。人的一生，如果能擁有像姬旦一樣高效率、高產出的工作模式，足以讓任何人都羨慕、嫉妒、恨！所以，後人雖然都不願承認他是王，卻至少得尊稱他一聲“周公”！

自然是周公了。孔子的抱負就是恢復“周禮”。周禮就是周公所定之禮。

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聖”和儒學先驅。

孔子一生克己復禮！而周的典基人是周文王。復周禮不會不敬文王！因此，毛主席在給郭沫若的詩中說:莫從子厚返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