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曆王時期，政治衰敗。他任用榮夷公為卿，實行“專利”。，專天地百物之利為王所有，將山川林木漁獵之利統歸王室，並且加重了對民眾的剝削。這就嚴重損害了正在興起的中、小貴族和廣大平民階層的利益。造成“下民胥怨，財力單竭”的局面，引起華人的強烈不滿。民眾指責厲王的暴虐行徑時，“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華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當時，周王朝的有識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皆憂心忡忡並進諫厲王。召穆公曾經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壅讀作yōng），傷人必多”的道理來勸厲王廣開言路。但是厲王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規勸，繼續施行殘暴的政策。

第一個被華人轟下臺的君主

公元前842年，廣大的華人和部分官員、貴族以及士兵進行暴動，襲擊厲王。厲王於倉皇間逃往彘(今山西霍縣)，太子靜隱匿於召公家被華人包圍，召公交出己子以代太子，這才使太子靜得免。華人暴動是一次有廣泛社會階層參加的行動，是對厲王暴虐統治的致命打擊。厲王躲避在彘邑，一直不敢返回都城。在這種情況下，朝政由衛國諸侯名和者管理，史稱“共和行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所說厲王奔彘後，“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指的就是共和行政。共伯和曾經被稱為“惠君”“聖人”，其諡號為“睿聖”，可見他擁有很高的威望。共伯和憑藉豐富的政治經驗，為穩定政局做出了重要貢獻。共和十四年(前828)，“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共伯和既能力挽狂瀾，又能順應當時貴族間濃厚的宗法觀念，及時讓出權位，所以說他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人物。

周宣王親歷了華人暴動的社會風暴，直到繼位以後，他還心有餘悸地說：“蹙蹙四方（蹙讀作cù） ，大從(縱)不靜，嗚呼！懼餘小子溷湛於艱（溷讀作hùn ）。”懾於華人的威力。宣王諄諄告誠官員們"勿壅（壅讀作yōng）律庶民貯。毋敢龔橐（讀作tuó）乃侮鰥（讀作guān）寡”，“毋敢湎（讀作miǎn）於酒”宣王施政的重點是改變厲王對民眾的高壓政策，以求得周王朝的鞏固。宣王時期征討獫狁（讀作xiǎn yǔn）的戰爭取得很大勝利，“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一直攻打到今甘肅平涼一帶。宜王時還多次向南征伐。

《詩經.采芑》（芑讀作qǐ）篇頌揚宣王的大將方叔率3000輛戰車和大量軍隊討伐蠻荊，彝銘中還有他率領“左右虎臣正(徵)淮夷”的記載。宣王曾經親率南仲、尹吉甫、程伯林父等大臣往徵徐方。《詩經.常武》說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對於江漢地區的征伐是由召伯虎率軍進行的，也取得不少勝利。

為了對付西戎，周宣王曾經命秦族首領秦仲為大夫。秦仲被西戎殺死後，宣王發援兵7000人助秦仲之子，終於打敗了西戎。這些戰爭的勝利，使得周朝頗有一番中興景象。但是宣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並且有所發展。宣王不修藉田之禮，說明藉田制度正在瓦解。《國語.周語》上說：“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試圖以此來補充軍隊，結果引起大臣們的反對。宣王末年，對外戰爭接連失利。隨者著宣王逝去，其“中興”業績也就成了過眼煙雲。

一、共和行政，史學界大多數讓同是“共伯和篡位”。

(一）事件背景

西周末年，周曆王常年對外戰爭，實施專利政策（直接管轄略嫌林湖澤）專制殘暴，任用奸侫大臣，又防民之口（後有成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使民不得言，激起華人憤怒，華人發動暴動，厲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執政，所以稱“共和”。共和14年，周厲王在彘地死去，太子靜繼位，號為周宣王。

（二）史界還原

周厲王積蓄力量，加強君主威權，打壓既得利益權貴，最終失敗外逃。

（三）證據

1、《呂氏春秋》提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能，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魯連子》也提到“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共和使諸侯奉王子靜為宣王。”由此可見，厲王暴，而共伯和仁賢，其中利害，各位看官心知肚明，後共伯和奉王子靜為宣王，可謂獨斷朝綱。

2、《竹書紀年》也有共伯和篡位記載。後有證據證明共伯和在厲王初為王時進王室，後被重用為三公之一，居太師之位近三十年，可見信任有加，權勢威望如日中天。

3、國民暴亂，那民眾武器從何處來，又怎麼突破禁軍護衛直搗王城，可見，如果說沒有內外勾連，沒有資訊的及時傳遞，這種精確打擊是不可能實現的，那誰又能做到如此規模的串連呢，只能是威望權勢無比的共伯和，那反過來，如果共伯和堅決護衛厲王，那肯定也是能夠做到的。

由此可見，是共伯和聯合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共同反對厲王的集權改革，而利用民眾的奪權事件。只不過歷史已被層層掩蓋，真相永遠在下面。

二、宣王中興

（一）周宣王繼位後，有鑑於厲王的專制政策，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頓朝政，大大提高了王室威信；

（二）軍事上，藉助諸侯之力，西戎、徐國、楚國等，使國力得到短暫恢復；但在姜戎時，軍隊幾乎喪失殆盡，宣王也險被俘。

（三）周宣王一再徵兵，造成農奴逃亡，農業受損嚴重。

（四）晚年深居宮中，貪圖享樂。

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增加了國民負擔；晚年的獨斷專行更加劇了矛盾，所以到其子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後，西周敗落之象盡顯。因此宣王中興也只是前期矛盾緩和的短暫現象而已，並沒有緩解西周國勢衰落根本趨勢，也不能避免階級矛盾、王權與官僚矛盾激化，避免亡國的命運。

國家之大，好戰必亡；國家之大，忘戰必危，古人誠不欺我。

共和執政

中國歷史有明確紀年的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之“共和”元年。這一年（公元前841年），西周鎬京的“華人”因不堪厲王的暴政，舉行了暴動。結果是厲王被趕到彘（今山西霍縣），天子大權由他人執掌，直到共和十四年周宣王即位。然而，關於“‘共和’年間執掌國政者是誰”這個問題，歷來就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周公、召公，一說是共伯和。

這一說法源於《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意思是兩公和衷共濟，代周王行政，採納司馬遷說法的古代著名學者不少，如韋昭（《國語解》）、杜預（《左傳注》）、司馬光（《稽古錄》）、李贄（《史納評要》）等。

現代史學家們的觀點仍分為兩派，採納《史記》說法的人認為，當時“華人”起而暴動，僅限於反抗與厲王過度的暴政，本意並非要推翻文武以來的王統，只指望有較為仁賢的我統治者來代替厲王。當時周公是宗周（周朝有兩座都城，西部的鎬京稱為宗周，東部的洛邑稱為成周。）的第一家貴族，召公是第二家貴族，並且曾勸諫阻止厲王暴虐弭謗。

周、召二公得到華人擁戴是很自然的事，貴族共和在當時來說不失為一種適合情勢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據史料記載，共伯和是衛釐侯之子，厲王出奔時，釐侯尚在位，共伯和還只是侯國的一個世子，年歲亦小。在春秋時期，世卿權重，尚不敢於諸侯之位，共伯作為一個侯國的一個世子，在嫡長繼承製極端嚴格的西周，豈能輕易一躍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書多記載共伯和有賢名。但正是這位甚有賢名的共伯和，同時犯下了殺兄和奪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風足影，以訛傳訛。

這一說法源於《竹書紀年》：“共伯和幹（奪）王位 。”意思是共伯和取得執政資格。採納《竹書紀年》中說法的學者也不少，如酈道元（《水經注》）、蘇澈（《古史》）、羅泌（《路史》）、顧炎武（《日知錄》）、梁玉繩（《史記志疑》）等。

現代採納《竹書紀年》的學者認為，共伯和是海內皆知好行仗義之人，因而在厲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動盪之際，“諸侯奉和以行天下事”（《魯連子》），很合乎當時人的意願，當時他雖然還是世子，但仍然可以“幹王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有厲王被逐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語，杜預注“間”為“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雖然沒有明說“釋位間政”的人是誰，但可推斷必然是在外的諸侯。孟康注《漢書》雲“共伯，入為三公者也”也可作為證明。

進而言之，據《國語》描寫共伯和事蹟與《史記》年表為平王十三年，推算共伯和在20歲及以上。大凡有過人才智者，必定不待壯年後才有所為，何意斷言身為世子的共伯和年僅二十，就不能“幹王位”？

當時國勢顛蕩，急切需要一位能控制局勢又的民心的人，卿士們雖顧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讓共伯和干政的可能。從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來否定他曾經干政，也是有失偏頗的，歷史上每一件新的進步無不表現為了對於某種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陳舊事物的日漸衰弱，以及對人們習慣崇奉秩序的叛逆。純粹的道德化標準不能作為解釋與衡量歷史是否進步的最高標準，更何況是在討論取代暴虐的周厲王這個具體問題上。

周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厲王死後，召公把太子靜奉為天子，即周宣王。

宣王中興就是周宣王面對內憂外患的動盪局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呈現出經濟短暫興旺的景象。

首先是在政治上，他表明不搞壟斷，有事與大臣共同商議，《毛公鼎》上記載“周宣王釋出的政令要有毛公的簽字才有效”；她申令各級官吏不要欺壓百姓，不可貪財，不準酗酒，以扭轉官府中腐敗的作風。

其次是在經濟上，取消了厲王時期的專利政策（專利政策指一切土地、山林、河塘為王室所有。），放寬了對山林川澤的控制。

最後是在法制上，宣佈“不藉千畝”，廢除籍田典禮。這是在周王室的區域內廢除奴隸制和籍田制。籍田制是讓奴隸耕種皇室和奴隸主貴族土地的一種制度。奴隸們沒有自由還要受到“田畯”（田畯：管理奴隸耕種的官）的鞭打和監督，田地裡收穫的所有果實，全部歸奴隸主貴族所有。廢除籍田制，是把貴族、王室的公田分給奴隸們，讓他們去耕種，然後王室收取一定成果。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還緩和了厲王時形成的緊張的階級矛盾。

宣王憑藉暫時得到恢復的國力，開始對外征戰，北伐玁狁、西戎，南征荊蠻、淮夷，出現“中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