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邁士1901年出生於華盛頓，1934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10月被基督會派往南京，擔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37年9月，其夫人帶著兩個孩子前往牯嶺的美國學校，史邁士本人留在南京教書。南京大屠殺期間，他積極從事安全區的建立和難民救助活動，擔任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秘書、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委員。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史邁士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和原理，調查南京及周邊地區的戰爭損害情況，最終編著成《南京戰禍寫真》一書。該書成為最早揭露日軍暴行的有力證據。1938年7月，史邁士離開南京，後與妻子和女兒一同前往四川成都，在西遷的金陵大學中繼續任教。日軍佔領南京前夕，史邁士將妻女安置在牯嶺，本人拒絕撤離。
日軍進攻南京之時，留寧的外籍僑民並未料到日軍會在南京進行大屠殺。這和日方當時的宣傳有關。日軍曾派遣飛機散發傳單，宣稱“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也這樣說，“日軍對於抗日分子雖然苛酷無情，但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宏和善的態度”。如此帶有迷惑性的軍事宣傳讓當時包括史邁士在內的很多外籍僑民單純地認為日軍不會對留寧的平民造成傷害，更不會製造大屠殺，並相信“日軍有意不轟炸安全區”，希圖日軍透過和平的方式接管整個南京城的執行。
但隨著日軍兇殘面目的逐漸暴露，南京局勢的逐漸危殆，史邁士還是堅持留寧，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我們剛剛在死刑執行令上簽名”，表示“無論什麼情況發生”都將待在南京。
左起：福斯特、米爾斯、拉貝、史邁士
一、認清現實，積極救濟
在安全區執行過程中，史邁士作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積極從事與日方交涉、清理安全區內的武裝士兵和組織紅十字會的相關工作，並向日方提供恢復南京正常秩序的合理建議。他多次與福田、田中、福井等日本駐京外交人員交涉，竭力解救被日本士兵圍困的中國難民。他還參與了與日軍高階將領的會晤等活動，希望透過與日本軍隊上層人士的接觸，推進日軍內部管理機制的完善，從而對日本士兵的暴行予以揭露和懲治。
其次，詳細記錄下了大屠殺過程中的日軍暴行。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星期，他“幾乎每天都要發出兩封抗議信”，通常其中一封由他和拉貝親自交給日本大使館，另一封則由信使寄出。這些抗議信旨在抗議日本士兵搶劫、縱火、強姦等暴行，併為安全區爭取更多的權益，如在安全區收容所設定崗哨，保護安全區難民的生命安全，爭取糧食運輸，保障難民的糧食供給等。南京大屠殺期間，史邁士共給日本大使館寫了69封信以示抗議，有些信由安全區委員會主席拉貝簽字，但大多數由史邁士簽發。
有關這些抗議信的內容，主要來自安全區成員和南京家庭的親身經歷。威爾遜在他的日記中提到，“史邁士做了大量的官方記錄，並根據人們的所見所聞編寫了許多案例，我所講述的我的親身經歷的事例也被寫進了他的材料”。
除了他人敘述，還有史邁士的親身經歷，12月20日，史邁士在南京城南親眼目睹日軍毀掠南京的景象。當天日軍有組織地從店鋪拿走物品裝進軍用卡車，然後放火焚燒房屋。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日軍燒燬了城裡四分之三的店鋪（主要是大商店，只剩下一些小店，但也被洗劫一空）。更有一次在緊要關頭，史邁士挺身而出，制止日本士兵的暴行。12月20日下午2時30分，史邁士等人在接2名婦女送往大學的途中，一名修理工報告說日本人發現了他家的2名婦女，正準備強姦她們。史邁士等人立馬前往朝平倉巷13號，發現門房有3名日本士兵和那2名婦女，2名婦女的身上已經沒有衣服。他們要求日本士兵離開這所房子，後又用菲奇的車將這2名婦女送到大學。
二、抗議暴行。據理力爭
面對史邁士等人提出的暴行證據，日方福井等人確切表示將“盡力設法，時局不久渴望好轉”。可事實是，“他們也無法控制軍人，軍人也無法控制士兵，據說有17個憲兵已經到達南京，將協助恢復秩序”17個憲兵控制5萬人的日本軍隊，簡直是痴人說夢！在暴力面前，日本當局從未給予書面答覆，只在口頭上偶爾表示不負責任的承認而已，甚至是以默許和縱容的態度致使暴力升級。但是南京安全區外籍僑民的抗議和交涉活動，一定程度上給日方施加了壓力，抑制了日軍的為所欲為。
史邁士記錄的這些真實報告後來體現在東京審判起訴方的總結中：“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都向駐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遞交以個人身份寫的報告，該委員會幾乎每天都向日本領事館和在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的代表遞交書面的報告，詳細地通報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內的殘暴行徑。這些報告包括了從1937年12月16日到1938年2月2日的425起案例。”此外，史邁士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一篇又一篇地給美國的機構和雜誌寄文章”，為全世界提供南京大屠殺的準確報道。正是由於史邁士等人的抗議和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曉，侵華日軍的猙獰面目得以暴露。
（東京審判）
除了上述抗議活動外，史邁士在安全區的日常工作是與貝德士、米爾斯、菲奇等人在安全區巡視。起初史邁士、米爾斯、費吳生、威爾遜、貝德士、林查理、邁凱倫等人合住在卜凱的房子，後輪換在大學收容所中值夜，保護那裡的難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免受日軍侵害。史邁士等人從12月14日以來，一直在女子文理學院大門邊的一間屋子裡支床過夜，保護那裡的3000名婦女和兒童，一直到1938年2月份。麥卡倫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到了他們工作之辛苦，“我們每個人都幹雙份的活。我們很難坐下來從容進餐，每隔5分鐘左右總會有人呼叫求援：要麼是為阻止卡車被搶，更經常的是從日本兵那裡搶救婦女，我們往往匆忙嚥下食物便跑出去，難得一起進餐，天黑以後我們不敢獨自外出，總是兩三人結伴而行”，由此可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日常工作強度之大，他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保護難民避免日軍侵害。
三、不畏艱險，實地調查
1938年春，根據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安排，史邁士率領大約20個學生，對南京及周邊地區戰爭損害情況進行調查，並開展對剩餘物資和各類難民需要的估算，表現出高度的前瞻性與國際正義感。史邁士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此前就曾參與兩次災害的調查，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此外貝茨等安全區成員也參與其中，主要致力於城裡和毗鄰鄉村的一些非常必要的經濟調查。
史邁士站在人道主義的角度進行這項戰爭調查工作，其目的是“向關心該地區和其他地區救濟事業的有關人員提供情報”，並對戰爭給民眾帶來的慘禍表示關注。在這份報告中，“幾乎沒有用‘華人’、‘日本人’這樣的字眼，只簡單把‘人’看做是農民、婦女、兒童等。”這樣超越國籍的立場有助於保證調查的真實性和公平性。調查報告主體為三部分，一是市區調查，包括人口、戰爭傷亡、就業與收入、留居南京家庭之損失，房屋與財產損失。二是農村調查，包括農業損失、冬糧與春種（子）、戰爭與人、戰爭影響、城鄉比較等。三是救濟需要與救濟專案產生的效果。此外，第四部分是附錄，第五部分是圖表，第六部分為地圖。史邁士透過抽樣調查的方法收集資料，又對結果進行核實和比較，以求得出真實有效的調查結果。調查從1938年3月8日開始，至6月15日截止，前後花費三個多月的時間，最後編著成英文著作《南京地區戰爭損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中文譯本定名為《南京戰禍寫真》，於1938年6月由南京救濟委員會出版。
在書中史邁士真實記錄了南京以來的種種損失，調查報告推算，南京平民被殺數字為12000人，“其中九成與軍事行動無關，包括許多女人、兒童和老人”。此外，“廣大鄉村有40%的農家房屋被焚，農具與家畜損失近半，每7家有一人被殺。”這些資料表明當時大多數難民遭受了來自日軍的暴行。
當然，由於戰爭環境的束縛，日本軍方和傀儡政府限制調查人員使用現存資料進行核對，我們很難期望史邁士等人能全面調查南京地區的損失，正如史邁士在調查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有理由認為，由於害怕佔領軍的報復，關於日軍造成的死亡與暴行的報告偏低”，但是他們仍用學術規範要求自己的工作，兢兢業業的完成調查任務。章開沅也提到，“其主要貢獻不在於對戰爭損失總和的統計或估計，而在於對造成損失原因的反覆分析，這對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掩蓋其滔天罪行的各種謊言極為有力。”《南京戰禍寫真》是有關南京地區戰爭損失狀況最早公佈的調查報告，成為揭露日軍在寧暴行的有力證據。
戰爭期間，日本一方面對外進行虛假宣傳，另一方面企圖透過武力遏制公正真實的報告，極力掩蓋其犯下的罪行。《南京戰禍寫真》和相關書籍的問世，實在是對其陰謀最有利的反擊和證明。1947年2月6日下午2時，南京宣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勵志社對戰犯谷壽夫開始為期3天的公審，80多名證人出庭陳述谷壽夫等部日軍在南京期間所犯下的暴行，史邁士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和戰爭損害調查的主持編纂者就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的事實蒞庭作證。
作為一名美華人，史邁士的舉動體現了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很多外華人一樣，他們在日軍入侵南京前期，或是為了履行傳教士的神聖職責，或是為了保護本國在華財產或者是企業、教會的利益而選擇留下來，但是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日本人大肆毀掠僑民住宅，“壓根不聽什麼人道的懇求”。像史邁士這樣的安全區成員站在對戰爭譴責和痛恨的立場上，對中國難民進行人道主義救助。很多外籍人員更是無償的從事救助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魏特琳曾這樣評價安全區的成員，“他們為眾多華人的利益奉獻了所有的時間和精力，而他們自己的房子卻遭到了搶劫”。外國友人由於有西方國籍做庇護，能夠在日軍的魔爪下倖免於難，而參與這項工作的華人則更多是冒著生命危險，有些人在工作時遇難。據史邁士記載，金大附中的難民劉文斌多次制止日兵騷擾婦女，又拒絕為日本人效命，被日軍擊斃。
史邁士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記錄並向外界揭露日軍暴行，他和安全區其他外國僑民對南京的深厚情感和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為華人銘記。
參考文獻：
1、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4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
2、楊夏鳴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7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4、《南京戰禍寫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章開沅：《章開沅文集》第7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史邁士1901年出生於華盛頓，1934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10月被基督會派往南京，擔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37年9月，其夫人帶著兩個孩子前往牯嶺的美國學校，史邁士本人留在南京教書。南京大屠殺期間，他積極從事安全區的建立和難民救助活動，擔任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秘書、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委員。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史邁士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和原理，調查南京及周邊地區的戰爭損害情況，最終編著成《南京戰禍寫真》一書。該書成為最早揭露日軍暴行的有力證據。1938年7月，史邁士離開南京，後與妻子和女兒一同前往四川成都，在西遷的金陵大學中繼續任教。日軍佔領南京前夕，史邁士將妻女安置在牯嶺，本人拒絕撤離。
日軍進攻南京之時，留寧的外籍僑民並未料到日軍會在南京進行大屠殺。這和日方當時的宣傳有關。日軍曾派遣飛機散發傳單，宣稱“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也這樣說，“日軍對於抗日分子雖然苛酷無情，但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宏和善的態度”。如此帶有迷惑性的軍事宣傳讓當時包括史邁士在內的很多外籍僑民單純地認為日軍不會對留寧的平民造成傷害，更不會製造大屠殺，並相信“日軍有意不轟炸安全區”，希圖日軍透過和平的方式接管整個南京城的執行。
但隨著日軍兇殘面目的逐漸暴露，南京局勢的逐漸危殆，史邁士還是堅持留寧，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我們剛剛在死刑執行令上簽名”，表示“無論什麼情況發生”都將待在南京。
左起：福斯特、米爾斯、拉貝、史邁士
一、認清現實，積極救濟
在安全區執行過程中，史邁士作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積極從事與日方交涉、清理安全區內的武裝士兵和組織紅十字會的相關工作，並向日方提供恢復南京正常秩序的合理建議。他多次與福田、田中、福井等日本駐京外交人員交涉，竭力解救被日本士兵圍困的中國難民。他還參與了與日軍高階將領的會晤等活動，希望透過與日本軍隊上層人士的接觸，推進日軍內部管理機制的完善，從而對日本士兵的暴行予以揭露和懲治。
其次，詳細記錄下了大屠殺過程中的日軍暴行。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最初六星期，他“幾乎每天都要發出兩封抗議信”，通常其中一封由他和拉貝親自交給日本大使館，另一封則由信使寄出。這些抗議信旨在抗議日本士兵搶劫、縱火、強姦等暴行，併為安全區爭取更多的權益，如在安全區收容所設定崗哨，保護安全區難民的生命安全，爭取糧食運輸，保障難民的糧食供給等。南京大屠殺期間，史邁士共給日本大使館寫了69封信以示抗議，有些信由安全區委員會主席拉貝簽字，但大多數由史邁士簽發。
有關這些抗議信的內容，主要來自安全區成員和南京家庭的親身經歷。威爾遜在他的日記中提到，“史邁士做了大量的官方記錄，並根據人們的所見所聞編寫了許多案例，我所講述的我的親身經歷的事例也被寫進了他的材料”。
除了他人敘述，還有史邁士的親身經歷，12月20日，史邁士在南京城南親眼目睹日軍毀掠南京的景象。當天日軍有組織地從店鋪拿走物品裝進軍用卡車，然後放火焚燒房屋。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日軍燒燬了城裡四分之三的店鋪（主要是大商店，只剩下一些小店，但也被洗劫一空）。更有一次在緊要關頭，史邁士挺身而出，制止日本士兵的暴行。12月20日下午2時30分，史邁士等人在接2名婦女送往大學的途中，一名修理工報告說日本人發現了他家的2名婦女，正準備強姦她們。史邁士等人立馬前往朝平倉巷13號，發現門房有3名日本士兵和那2名婦女，2名婦女的身上已經沒有衣服。他們要求日本士兵離開這所房子，後又用菲奇的車將這2名婦女送到大學。
二、抗議暴行。據理力爭
面對史邁士等人提出的暴行證據，日方福井等人確切表示將“盡力設法，時局不久渴望好轉”。可事實是，“他們也無法控制軍人，軍人也無法控制士兵，據說有17個憲兵已經到達南京，將協助恢復秩序”17個憲兵控制5萬人的日本軍隊，簡直是痴人說夢！在暴力面前，日本當局從未給予書面答覆，只在口頭上偶爾表示不負責任的承認而已，甚至是以默許和縱容的態度致使暴力升級。但是南京安全區外籍僑民的抗議和交涉活動，一定程度上給日方施加了壓力，抑制了日軍的為所欲為。
史邁士記錄的這些真實報告後來體現在東京審判起訴方的總結中：“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都向駐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遞交以個人身份寫的報告，該委員會幾乎每天都向日本領事館和在南京的日本外交機構的代表遞交書面的報告，詳細地通報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內的殘暴行徑。這些報告包括了從1937年12月16日到1938年2月2日的425起案例。”此外，史邁士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一篇又一篇地給美國的機構和雜誌寄文章”，為全世界提供南京大屠殺的準確報道。正是由於史邁士等人的抗議和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曉，侵華日軍的猙獰面目得以暴露。
（東京審判）
除了上述抗議活動外，史邁士在安全區的日常工作是與貝德士、米爾斯、菲奇等人在安全區巡視。起初史邁士、米爾斯、費吳生、威爾遜、貝德士、林查理、邁凱倫等人合住在卜凱的房子，後輪換在大學收容所中值夜，保護那裡的難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免受日軍侵害。史邁士等人從12月14日以來，一直在女子文理學院大門邊的一間屋子裡支床過夜，保護那裡的3000名婦女和兒童，一直到1938年2月份。麥卡倫在給妻子的信中提到了他們工作之辛苦，“我們每個人都幹雙份的活。我們很難坐下來從容進餐，每隔5分鐘左右總會有人呼叫求援：要麼是為阻止卡車被搶，更經常的是從日本兵那裡搶救婦女，我們往往匆忙嚥下食物便跑出去，難得一起進餐，天黑以後我們不敢獨自外出，總是兩三人結伴而行”，由此可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日常工作強度之大，他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保護難民避免日軍侵害。
三、不畏艱險，實地調查
1938年春，根據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安排，史邁士率領大約20個學生，對南京及周邊地區戰爭損害情況進行調查，並開展對剩餘物資和各類難民需要的估算，表現出高度的前瞻性與國際正義感。史邁士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此前就曾參與兩次災害的調查，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此外貝茨等安全區成員也參與其中，主要致力於城裡和毗鄰鄉村的一些非常必要的經濟調查。
史邁士站在人道主義的角度進行這項戰爭調查工作，其目的是“向關心該地區和其他地區救濟事業的有關人員提供情報”，並對戰爭給民眾帶來的慘禍表示關注。在這份報告中，“幾乎沒有用‘華人’、‘日本人’這樣的字眼，只簡單把‘人’看做是農民、婦女、兒童等。”這樣超越國籍的立場有助於保證調查的真實性和公平性。調查報告主體為三部分，一是市區調查，包括人口、戰爭傷亡、就業與收入、留居南京家庭之損失，房屋與財產損失。二是農村調查，包括農業損失、冬糧與春種（子）、戰爭與人、戰爭影響、城鄉比較等。三是救濟需要與救濟專案產生的效果。此外，第四部分是附錄，第五部分是圖表，第六部分為地圖。史邁士透過抽樣調查的方法收集資料，又對結果進行核實和比較，以求得出真實有效的調查結果。調查從1938年3月8日開始，至6月15日截止，前後花費三個多月的時間，最後編著成英文著作《南京地區戰爭損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中文譯本定名為《南京戰禍寫真》，於1938年6月由南京救濟委員會出版。
在書中史邁士真實記錄了南京以來的種種損失，調查報告推算，南京平民被殺數字為12000人，“其中九成與軍事行動無關，包括許多女人、兒童和老人”。此外，“廣大鄉村有40%的農家房屋被焚，農具與家畜損失近半，每7家有一人被殺。”這些資料表明當時大多數難民遭受了來自日軍的暴行。
當然，由於戰爭環境的束縛，日本軍方和傀儡政府限制調查人員使用現存資料進行核對，我們很難期望史邁士等人能全面調查南京地區的損失，正如史邁士在調查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有理由認為，由於害怕佔領軍的報復，關於日軍造成的死亡與暴行的報告偏低”，但是他們仍用學術規範要求自己的工作，兢兢業業的完成調查任務。章開沅也提到，“其主要貢獻不在於對戰爭損失總和的統計或估計，而在於對造成損失原因的反覆分析，這對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掩蓋其滔天罪行的各種謊言極為有力。”《南京戰禍寫真》是有關南京地區戰爭損失狀況最早公佈的調查報告，成為揭露日軍在寧暴行的有力證據。
戰爭期間，日本一方面對外進行虛假宣傳，另一方面企圖透過武力遏制公正真實的報告，極力掩蓋其犯下的罪行。《南京戰禍寫真》和相關書籍的問世，實在是對其陰謀最有利的反擊和證明。1947年2月6日下午2時，南京宣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勵志社對戰犯谷壽夫開始為期3天的公審，80多名證人出庭陳述谷壽夫等部日軍在南京期間所犯下的暴行，史邁士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和戰爭損害調查的主持編纂者就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的事實蒞庭作證。
作為一名美華人，史邁士的舉動體現了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很多外華人一樣，他們在日軍入侵南京前期，或是為了履行傳教士的神聖職責，或是為了保護本國在華財產或者是企業、教會的利益而選擇留下來，但是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日本人大肆毀掠僑民住宅，“壓根不聽什麼人道的懇求”。像史邁士這樣的安全區成員站在對戰爭譴責和痛恨的立場上，對中國難民進行人道主義救助。很多外籍人員更是無償的從事救助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魏特琳曾這樣評價安全區的成員，“他們為眾多華人的利益奉獻了所有的時間和精力，而他們自己的房子卻遭到了搶劫”。外國友人由於有西方國籍做庇護，能夠在日軍的魔爪下倖免於難，而參與這項工作的華人則更多是冒著生命危險，有些人在工作時遇難。據史邁士記載，金大附中的難民劉文斌多次制止日兵騷擾婦女，又拒絕為日本人效命，被日軍擊斃。
史邁士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記錄並向外界揭露日軍暴行，他和安全區其他外國僑民對南京的深厚情感和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為華人銘記。
參考文獻：
1、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4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
2、楊夏鳴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7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4、《南京戰禍寫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章開沅：《章開沅文集》第7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