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老百姓就把忠臣良將和姦臣逆賊對立起來，但是誰是忠臣良將？誰是奸臣逆賊呢？這就看你的標註是什麼。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唱到：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為什麼是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是大多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的就是忠臣良將。

一

首先我們來看什麼 是良臣和忠臣。

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有一次，唐太宗與魏徵交談。魏徵對唐太宗說："希望陛下使我成為良臣，不要使我成為忠臣。"太宗感到奇怪，煞有介事地問："忠臣、良臣有什麼不同嗎？"魏徵說："良臣，是說象后稷、契、皋陶那樣的人；忠臣，是說象龍逢、比干那樣的人。良臣使自己獲得美好的名聲，使國君得到顯赫的稱號，子孫世代相傳，幸福與祿位無窮無盡。忠臣則使自己遭受殺身之禍，使國君陷於深重的罪惡之中，國破家亡，空有一個忠臣的名聲。以此而言，相差太遠了！ "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良臣，就要根據皇帝的性格和能力，採用合適的辦法，來彌補皇帝的短處。用皇帝能接受的方式讓皇帝明白做事最正確的方法。如果你是忠臣，就要不管不顧皇帝的臉面和想法，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強烈表達自己的觀點。

兩者的區別在於，做良臣要有妥協讓步，團結皇帝和大多數大臣，想方設法把事情做成。做忠臣，就是不妥協不讓步，必須按我說的去做，否則我不幹。

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良臣為了國家可以犧牲放棄個人利益和名聲，忠臣則為了個人名聲可以放棄國家利益。

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王陽明心學是如何體現這一切的。

王陽明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叫知行合一。

這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就難。

知行合一具體說就是，你不僅要知道當前國家存在哪些問題，你還知道用哪些人用什麼辦法能解決掉這些問題，並且讓兩者完美的結合起來。

作為王陽明的再傳弟子徐階用自己的行為體現了這個觀點。

嘉靖皇帝是個很自私的皇帝，他不喜歡處理政務，又要掌控一切。歷任內閣大臣都是他的提線木偶，要完全聽他的指揮。他要花多少錢，就要花多少錢。他要怎麼做，就要怎麼做。完全不管民眾的死活。

嚴嵩正是看準了嘉靖的這一特點，才成功上位，並且在這個位置上二十年不倒。

徐階明白，要想讓明朝政治回到正常軌道上，就要打倒嚴嵩，架空嘉靖。

而嘉靖是嚴嵩的後臺老闆和保護傘，就是說打倒嚴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麼辦？

徐階明白要打倒壞人，要比壞人還壞。於是他就放棄個尊嚴，開始拍嚴嵩和嘉靖的馬屁，甚至和嚴家結成親家。

過了幾年，徐階在嘉靖心目中的地位高過了嚴嵩，也就是說機會來了。

其它大臣們認為以嚴黨陷害忠臣貪汙腐化的名義處死嚴黨成員，但徐階知道這些事都是嘉靖在背後支援嚴黨乾的。如果說這些事是壞事，那嘉靖就是最大的壞人。嘉靖是自負的人，不會認錯，不會認錯就不會殺嚴黨。

於是徐階重新寫了案卷，說嚴黨私交外臣，勾結倭寇，圖謀造反。其實這些都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不這樣打不倒嚴黨。

嘉靖是個多疑的主，最恨有人搶他的江山，看完案卷，二話不說，就滅了嚴黨。

有人說，這是以非正義的方式打倒了敵人。但敵人是皇帝時的時候，你就沒有選擇。

在徐階之前，有不少大臣因彈劾嚴黨被殺，這些人只能叫忠臣，只有徐階才叫良臣。

三

其實在春秋時期，春秋左傳就有說忠臣的缺問和問題。

天下國家之事，敗於小人者十一，敗於君子者十九，蓋小人之骨柔，其氣餒，其願欲易售，其營壘亦易破;惟君子之才品自不同，而業己為眾所惟，其自負也常亢而不肯下，於是為深刻，為褊淺，為執拗，不能捨己從人，以佐國家之急。 天下國家的大事，敗在小人之手的十分之一，而敗在君子之手的則十分之九。 原因就在於小人沒有骨氣，且氣餒，他的主觀意願也容易出賣，他的建造的思想壁壘也容易攻破； 然而君子的才學和品質不同，而一旦形成思維，受到誰多人的推崇，他自己也常常自負的不肯隨意向別人屈服。 於是就一會兒深刻，一會兒褊淺，一會兒執拗。總之不能夠捨去自己的意願聽從別人，從而無法急國家之所急，想國家之所想，為國出力。

比如明朝末期，那些大臣們不是壞人，基本還算忠臣。

李自成大軍打到了北京附近時，崇禎想遷都南京。那些大臣們就以這樣那樣的名義不讓遷都，說這樣做太丟人。

再者，崇禎想和後金談判休戰，專心鎮壓流民起義，大臣們也是紛紛反對，說什麼我堂堂大明，怎麼能和野蠻低等的少數民族議和。

這些大臣就是所謂的忠臣，只為自己的名聲考慮，不為國家著想。

如果是良臣，就應該以國家利益為上，幫帝國解決問題。而不是整天糾結這些大道理。

因此熊逸先生說，中國文人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天天在糾結於是非對錯，而真正的問題在於處理成敗得失。

也可以說，忠臣都是好名之人，書呆子，就喜歡談是非對錯；相反一個良臣則要關注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益，也就是成敗得失。

中國古代的帝王，無論是昏君還是明君，都希望自己的臣子是忠臣，忠心是第一條件，才能是次要的，而忠臣和良臣之爭，從古至今從未停歇。

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兩人對於良臣和忠臣的討論可以說已經直達本質，良臣一定是雙贏，自己得美名，也為皇帝帶來明君的稱號，後世人對於這對君臣也是交口陳贊，而忠臣則雖為國盡忠，但卻空有其名，國家淪喪，讓君上落得一個殘害忠良的惡名。這是魏徵眼中的良臣和忠臣，也是符合皇帝的價值觀的。

皇帝們都認為良臣一定要是忠臣，為我所用，忠於我，不忠於我的雖有才但就是奸臣，而對於皇帝來說，良臣要有，因為治理國家需要良臣，而忠臣也要有，雖然不一定能夠治理好國家，忠心耿耿的標杆是皇帝所要的。

站在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良臣是不應該是死忠，良臣應該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老百姓的。比如於謙，他就是現代意義上的良臣，明英宗被擄走了，那就在立一個明代宗，但要保證國家和人民的安危，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受侵犯，在明英宗眼裡，于謙是個良臣，卻不是忠臣，所以于謙必須死。而在我們看來，于謙是大大的忠臣，也是大大良臣，因為他忠於自己的國家，而非某個皇帝，同時還能治理好國家，保衛好國家。

而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則是典型的忠臣的代表，用一個海瑞肯定治理不好國家，因為他古板而有固執，不懂的變通，但為什麼嘉靖皇帝要用海瑞，那是因為海瑞是忠臣，忠於嘉靖這個皇帝的，嘉靖需要把海瑞樹立為典型，所以才把海瑞放在南京，只有官位而不做實事的位置上。

十朝元老馮道，在古代人看來是馮道肯定不是忠臣，歐陽修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更斥其為“奸臣之尤”。但是以我們現代人看來，馮道既是良臣也是忠臣，良臣是能夠治理好國家，同時為老百姓著想，忠臣則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馮道就屬於魏徵眼裡的良臣。

用王陽明心學的觀點來說，良臣是知行合一的踐行者，只有在其位，才能謀其政，心懷天下和國家，而非某個皇帝，這樣的良臣在古代應該是越多越好，只可惜，皇帝們最先需要的是忠臣，於是文人士大夫都被三綱五常所困，沒有了自己的價值觀，這才是讀書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