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處在社會底層人人們來說，他們的要求就是能吃飽飯就好。沒有別的什麼要求，所以當時也是非常好騙的一群人，而只要有一個人領頭，但凡說出什麼好處，這些人們講會聽從他們的話，他們一起順波逐流，也就是現在的隨大流，所以拒絕奉明延正朔可能就只是少數人而已，其他的 都是跟風

（一）先說中國的“遺民”現象

大家看，但凡古代王朝亡國，總有一些“不肯降”的遺民（當然，這樣的人，總在少數，而且以知識分子居多）。

最早的遺民是商遺民，最有名的是伯夷、叔齊兩位，他們餓死不食周粟，連周武王這樣的聖人都無法感化他倆。當時還沒有“奉正朔”一說，但這倆兄弟的作為，就是不奉大周的正朔。

（雖然伯夷叔齊本是商的逃臣，商朝也是因為暴苛而亡國，但他們保持了對商的愚忠，在商亡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

其實，國亡而不降新朝的例子，在歷代並不多見，只到宋亡之後，遺民現象忽然一下子如井噴一樣出現，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這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南宋道學的興起，二是南宋為元所滅，標誌是中國（全境，而不是淮河以北的北方）第一次為“蠻夷”盡吞，古代聖賢擔心的“以夷變夏”終於變成了現實。所以南宋亡國特別慘烈，許多士人始終以“宋人”自居，而不肯承認是大元的子民；他們還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和歷史創作，以懷念故國。

然而有意思的是，當元朝在立國90年後滅亡時，又出現“當元亡時，守土臣仗節死者甚眾”的現象，其中不少是漢族士人；更有意思的是，元代這個被稱為“韃虜王朝”的朝代，卻是中國思想史上理學的一大興盛期。

然後，明朝亡時，有不降清的“明遺民”；清再亡時，又有不剪辮子的“清遺民”。明之亡宛如宋亡，清之亡又類如元亡，歷史似在迴圈重複……總之，一代亡時，總有一部分人繼續保持對前朝的忠誠，他們學伯夷叔齊，維持“氣節”不變，不肯效力效命於新朝，採取不同程度的不合作，甚至是反抗運動。

（宋、明亡後，都長期存在一個較大的遺民群體。圖為明遺民黃宗羲）

（二）再辨別正朔、正統與族群的關係

此題問元亡時“為什麼會有漢族人拒絕奉明廷正朔”？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首先，“漢族”和“民族”是近代才有的詞彙，古代有漢人，卻無漢族一說；其次，元代族群分類，有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南人，其中的“漢人”不等同於漢族，“漢人”甚至也不是中國南方人，而是原金國統治區域（中原、河北、山東等地）的廣大民眾。他們不是南宋人，是金朝的故民（金亡於1234年，南宋亡於1276年，金人即漢人，比宋人即南人多做了42年元臣！）。

所謂“奉正朔”，簡單說，就是不服不臣，不用某個王朝朝的年號。一般來說，“不奉正朔”主要是指國與國的關係，如小國向大國稱臣，在其境內使用大國的年號紀年，便是“奉其正朔”，否則便是“不奉正朔”。而一些遺民，在私底下不用新朝年號（這種情況下，他們使用干支紀年，而避用新君新朝年號；也有極個別的人，還會在私底下繼續採用已亡的年號），也可稱為“不奉正朔”。問題中所稱的不奉正朔的“漢族人”，應當指那些堅持為元朝守土作戰或在元亡後隨之北奔的漢人官員們。

其實，這些漢官不奉明的正朔，與他們的種族（不管是漢人還是蒙古人）無關，他們秉持的是忠君思想，即道學強調的“一臣不事二主，一女不事二夫”的“義”。在他們眼裡，元帝才是正統天子和朝廷，而不管是朱元璋還是陳友諒、張士誠等等，皆為叛逆亂臣。他們是大元的忠臣，豈可降於亂臣賊子？這是他們不降的主要原因，屬於臣子之節和大義的範疇。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出於新朝政治的需要，大力表彰這些元朝忠臣的氣節，在許多地方為戰死者立祠紀念。他本人也將明朝建立之始定於元順帝棄都北奔的洪武元年（1368年），而之前仍以元朝為正統，他也承認自己曾為元朝的“布衣”。

（元朝江淮行省左丞餘闕，在元末堅守安慶戰死，陳友諒感其義，贖其屍而葬之，朱元璋立其祠廟，皆為表彰其忠義）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正朔”是基於“正統”的政治觀念，而非民族或種族觀念。

正統的觀念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時期就已逐步形成。在當時，立國中原的華夏天子便是天下正統，從周、秦、漢、魏、晉以來，“中國王朝”一脈相承，其間雖然發生過“爭正統”的情況（如魏蜀吳三國），但所爭皆是漢人王朝。但當西晉滅亡後，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蠻夷、胡人紛紛建政，乃至一統中國北方（如鮮卑人的北魏、氐人的前秦），這時的正統，就開始融入多種族的成分，好比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就被很大一部分人承認為正統王朝（也有人認為漢人建立的南朝才是正統）。

但到蒙元一統天下後，承不承認元朝是正統王朝——也就是它是不是中國——就關係到中國兩千年的正統是繼承還是斷裂的問題。元代的知識分子們，透過持續的理論建設，不斷確認，元朝就是繼承金、宋的正統王朝；元朝也透過種種政治建設，以強化“大元即中國”的觀念。

事實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他就自稱大明是繼承自元朝，以強化其正統性和合法性。

正統觀強調的是“天下一家”，普天之下的臣民皆團結在正統天子周圍，我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元明清”，就是一個傳承有序的正統中國王朝序列。承認誰為正統，即奉其正朔，尊其為君，當盡臣節。好比高麗國（北韓國的前身），原為元朝的藩屬，奉元的正朔，後來它迫於明朝的壓力，便改而奉明的正朔，也便背棄了元朝。它尊的便是中國的新天子。

可見，奉正朔主要體現的是對王朝正統的認同，雖然在政治鬥爭中未免會打出一些種族性的口號，如朱元璋北伐，旗號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然而族群觀念在當時並不佔據主要思想，比如明軍大將常遇春很可能就是個回回（色目人），但這並不妨礙他率師“驅逐韃虜”。

這很正常，因為明初好些政策還不如元朝。尤其是朱元璋憤恨江南人為張士誠奮戰，對江南執行尤其苛酷的政策和措施，而江南一向是士人薈萃之鄉，當然對朱元璋不滿意，更懷念元朝的生活。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消滅了文化先進發達的宋朝，確實對華夏文明造成了巨大傷害，但是主要集中在六朝以來的政治文明被禍害得蕩然無存，以及在社會上某些領域引入部族奴隸制度等方面，此外則具有重視貿易，心態開放等優點。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因為是一個和尚、乞丐出身，對高雅的東西搞不懂，也就覺得沒必要，其文化政策十分專制，並且對文化人十分惡毒，明代詩人中明初的有名的“吳中四傑”（包括劉伯溫）竟然全被朱元璋害死，明初文化成就幾乎等於零。

朱元璋微服私訪，發現張士誠滅亡後，因為其施政甚寬，江南人依舊稱之為張王，大為惱火，於是對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徵收極重的苛捐雜稅，以圖報復。另外，朱元璋為了讓各地人口均勻，不顧人民反對，進行幾十萬人規模的大遷民，遷徙過程中拳打腳踢，百般虐待，其中最多的就是江南富庶地方的人，把他們遷到窮地方去當農民，甚至不准他們回鄉祭祖。

這種種倒行逆施、喪心病狂的搞法，當然得不到江南士大夫的心，他們吃過見過，當然知道哪怕在元朝也比現在活得愜意得多，自然就思念元朝，甘為蒙古人王朝的遺民了。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諷刺的一幕，明朝從此也確實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使華夏文明變得無望、劣化。

朱元璋是造反出身，說好聽就是起義，難聽說是匪兵，文化人看不上。

還有，朱元璋除了是漢人，而為人和政策真的一點沒有漢人皇帝和漢人王朝的仁德開明。各種殺戮各種短視阻礙社會進步。

當年很多文人看不上朱元璋。不合作的文人被朱元璋徵召，輕的出逃海外，重的自殘自殺。

原因很簡單，現在我們熟知的民族觀念，只是1900年以後才被華人逐漸知道的，真正被華人熟知是在“抗戰”時期。過去我們雖然有“漢人”這個稱呼，但是，因為我們評價古人是否是我們自己人，主要是靠“文化”而非“血緣”。由此，就有了“你是個破落戶，不尊儒家文化”“妄殺”等等，不遵從儒家文化。

同時，過去對於華人來說家族觀念（比如頭髮和衣服比某個朝代重要、我們姓某的名譽和財富比某個朝代重要，朝代可以變家族榮譽和利益不能變）、階級觀念（你是個造反的逆賊）比國家觀念更重要。

再者，蒙古帝國、元朝初期的“四種人”現象在元朝中後期，因為，實行“漢化政策”，例如科舉、大規模漢族官員進入，再加上元朝的經濟政策本來就比較和緩（例如商業稅比明朝還優惠，明朝三十稅一，元朝最高三十稅一，最低六十稅一）等原因。

蔡子英

元朝滅亡後跟隨元惠宗（即元順帝）北逃（北巡、北退，愛用什麼詞兒無所謂）時，有大量漢人跟隨，其中有高官、有普通文人和富人。同時，東北、陝甘、雲南等元朝勢力仍在，朱元璋統治地區也有許多漢族武裝忠心元朝。

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直接點名陝西“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

以蔡子英、王逢、丁鶴年、戴良為首的許多漢人，雖然沒有跟隨元惠宗離開中原，但都堅決不受朱元璋邀請入館。除了戴良最後死與朱元璋有關外都被朱元璋善待，特別是蔡子英，因為思念元惠宗，朱元璋特別關照明朝軍隊，讓他北去去投元惠宗。戴良的死是因罵朱元璋被抓，因忠孝準備釋放但還是死了。

戴良

例如《明祖實錄》中記載的漢人武裝就有：

洪武六年月“捕獲其黨人哈剌張送京師斬之”，很顯然，哈拉張是漢人。

七年“元四大王之黨僉院馬伯僧等三十六人悉誅之”

“太原都衛捕送故元四大王黨與副樞馬勝等一十四人及所掠婦女十餘人至京 上命斬勝等以婦女送還各家仍命吉安侯陸亨等緝捕太行山潛通四大王之人未幾獲男女一萬四百人送京師”

像這類情況非常多。

不管它是漢族人皇帝還是外族人皇帝，能讓百姓過好日子的就是好皇帝！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是百姓供養的寄生蟲，它吃你時可不認你是同族異族，有時同族人當皇帝比外族人當皇帝還兇殘心黑！

首先請不要拿清朝人畫的朱元璋的畫像來誤導人。不要告訴我說被當成四等人喪失初夜權的華人會喜歡元朝。朱元璋對老百姓比元朝不知好了多少倍，實行的是低稅收，這正是朱元璋本身出身貧困深刻理解特別體恤百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復中國正統是朱元璋的最高政治口號與理想。那些不奉明朝的很簡單他們是元朝即得利益者，是蒙元暴政的得益人，就如同清朝的包衣漢奸們，他們並不把自己當漢人，那些受元朝破害的同胞與其毫無關係，他們更多是把自己當成蒙古人而已，以元朝的思維看世界，這就是典型的走狗理論，稱這種人自古有個稱呼叫認賊作父。

其實不難理解的。將元朝奉為正朔，完全符合《春秋》中“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的準則。這句話什麼意思？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用中原的王道禮法，我們就當他們是華人；如果華人用以夷狄的習俗，那我們就不把他當華人。這裡的“中國”指的是中原。

可以看出，古代華人對於華夷之辯的胸襟，是非常開闊的，評價一個王朝不以種族而以文化，這是中華民族先進的地方。元朝入主中國，一開始雖然有崖山之戰十萬軍民投海，但元朝最終倒向了中國化，所以漢族知識分子也以正朔對待。

古代新朝的正朔是需要一個合法性來源的。比如曹丕建立曹魏，就需要漢獻帝的禪位，這就是一個合法性來源。之後晉、宋齊梁陳、隋唐宋，都是透過前朝末代皇帝的禪位得來的，這就是得國正。明朝與元朝之間沒有繼承關係，是起義而來的，有些人不願意承認明朝的正朔也就不奇怪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一百多年了，清狗還想復辟嗎？老朱家在歷代王朝中是有擔待的，開始國都南京估計就是為了鎮壓江南，未曾想後代天子鎮北，最後亡於財政破產，亡國之時，江南的大地主們卻一毛不撥，最後被滿清抄家破門，可笑。

節選《元史 忠烈傳》部分為元朝殉節的知識分子的忠義之言。

韓因——“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裡，而甘從逆賊驅使耶！

卞琛——“中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

吳德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

顏瑜——“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爾寫旗從逆乎！”

曹彥可——“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

張桓——“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

李齊——“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

丁好禮——“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

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人為元朝殉節都是秉持儒家的“君臣大義”，畢竟“忠君愛國”是君主專制王朝的主流。而從人性來說，改朝換代必然有這幾種人：趨炎附勢的；盡忠死節的；歸隱山林的。不過元朝在這方面卻很有意思。

元朝滅亡後，一部分官員隨著元惠宗北上，一部分人選擇死節，一部分人選擇歸隱做了遺民，一部分人選擇依附新朝。而大部分知識分子，即便是歸附新朝的，他們也無不懷念元朝寬容的社會氛圍。而對於他們所謂的“光復中原”的明朝，也毫無感覺，僅僅以“開國”一筆帶過，這一點錢穆這個爛貨就抱怨過。

還有一點，明初朱元璋殘暴嗜殺，捕風捉影的文字獄殺得人頭滾滾，很多知識分子寧願自殘也不願做明朝的官。結果朱元璋又下了一道無比殘忍的命令——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王所用者，誅其身滅其家——這跟縱容宋朝遺民用“九儒十丐”來抹黑汙衊的元朝相比，真是巨大的倒退。所以，這又使得很多選擇歸隱的元朝遺民選擇自殺殉節。中國歷史上不缺乏遺民，但是像元朝遺民這樣為故國死節的還真不多。

所以，明初知識分子懷念元朝、不奉明朝正朔就是很正常的了。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明朝是個倒退；對於遺民來說，他們以“君臣大義”的標準效忠元朝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