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你好，既然有緣碰到了這個問題，那我就當仁不讓來回答一下。

党項族人是有自己的文字的，他們的文字叫西夏文。是不是很耳熟呢？沒錯，就是和宋朝處於同一時期的那個西夏。

說到這裡有必要提一下西夏和党項人的關係：1038年，党項人元昊率党項人建立了“大夏國”，也就是我們後世人統稱的西夏，它是中國宋朝時期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

西夏政權被滅亡之後，雖然建立西夏的党項族人很長一段時間內杳無音信，但後世發現了這個民族的文字――西夏文的存在。

最早發現西夏文是在清朝中晚期，1804年，清朝的學者張澍在涼州的一座寺廟中發現了一塊石碑，這塊石碑已經塵封了數百年，它的一面是漢文，另一面則是一種方正的陌生文字。

張澍在石碑的漢文中發現了這樣一個紀年――天佑民安五年。

“天佑民安”很顯然是一個年號，而且這個年號的時代對石碑另一面的陌生文字的揭秘有重大意義。奇怪的是，無論使用時間或長或短，這個年號從未在正史中出現過，難道這個國家沒有被記入正史嗎？

沒有人知道歷史是怎樣悄悄的告訴這個清朝學士答案的，也許是出於偶然，張澍在翻閱《宋史》的時候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天佑民安元年，六月，夏與宋約定綏州附近國界。

與宋處於同時期，這個“夏”指的自然就是西夏。而石碑上的“天佑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號，從而確定了石碑上的陌生文字是西夏文。這也是西夏文的首次發現。

在涼州這塊石碑被發現的60年之後，西夏文再一次被人們發現。

在中國居庸關雲臺的券洞石壁上有六種文字，英國漢學家偉烈認出了其中的五種，分別為漢文、維吾爾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另一種文字他從沒見過。經過英華人的推測，認為這種文字是女真人的小字，國際學術界對這種文字也一直無從定論。

古代的資訊流通閉塞，無法與今日相提並論，這使得張澍在發現了西夏文後的著作一直沒有流傳開來。在居庸關上的文字被英華人發現的30年之後，法國的學者德維利亞才看到張樹的著作，從而推翻了英華人的推測，確定了中國居庸關的神秘文字是西夏文。

此外，在上世紀初期，俄羅斯的探險家發起過兩次對西夏舊城黑水城遺址的考古行動，發現了大量的西夏文獻，西夏的歷史文化瞬間被人們從歷史的迷霧中找尋出來，党項族人獨有的文字――西夏文也在一時之間被世人所知曉。

党項族發明了西夏文。一個多世紀前，人們對西夏文幾乎一無所知。這種死去的文字存世極少，偶爾有所發現，國內外專家見到也大惑不解，莫名其妙。至今全中國能破解其意的不足10人。

在宋朝時期，中國西北部有一個重要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自稱大夏國，少數民族黨項羌是其主體民族，前期與北宋、遼抗衡，後期與南宋、金鼎立。由於關於西夏的漢文史料極度匱乏，使後世研究西夏史的專家們深感困難。

　　西夏經歷十代帝王，最後亡於蒙古。党項羌在元代被稱為唐兀，屬色目人，經明、清而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文字隨之死亡，文獻典籍漸被湮沒，西夏曆史文化更加模糊不清，後人稱之為神秘的王朝。而破譯“死亡”的西夏文字就成了研究神秘西夏曆史的關鍵所在。

　　神秘文字初露端倪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關下，有一座用漢白玉石砌成的精美雲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臺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門洞寬6米多，可通車馬。這裡是過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雲臺門洞內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鐫刻6種文字，佈列兩壁，形態各異，書法不同。內容為佛經及《造塔功德記》，為元末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曉的有梵文、漢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還有一種文字誰也不知為何種文字。

　　這種未知的文字在1870年被英華人偉烈(A.Wylia)考定是12世紀金朝創制的“女真文字”。12年後，法國學者德維利亞(Deveria)判定此種文字不是女真文，因為它與已知河南開封宴臺碑的女真文不同，懷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過了13年，他再次撰文論述這種文字為西夏文，但仍難決斷。為考證這種未知文字是何文種，英、法學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筆墨官司。

　　其實在此之前，華人早已能識別出西夏文。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學者張澍(字介侯)，於嘉慶甲子年(1804年)在家鄉武威養病。一日與友人共遊清應寺。寺內有碑亭，前後砌磚，封閉已久。當地傳聞，若啟封則有風雹之災。張澍求知心切，請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準允。最後張澍提出如有災禍，願意自己承擔，才被允許。拆開碑亭砌封磚後，見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型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認識，細看則無一字可識。碑的另一面刻有漢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年號，張澍以此斷定碑前所刻不識文字為西夏國字。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通塔碑》。

　　張澍的這一偶然發現不僅使這一重要文物重現於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開始又為世人所知。可以說張澍是第一個明確識別出西夏文字的學者。他把這一重要發現記在《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一文中，於l837年收入《養素堂文集》中刊出。然而張澍的重要發現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英、法學者在反覆討論時，早有張澍的現成答案。法國學者德維利亞直至1898年考證了《涼州碑》後，在《西夏國字研究》一文中，才確認這種文字就是西夏文。而這時上距張澍發現《涼州碑》已近一個世紀。

　　黑水城的重大發現

　　20世紀中國在歷史文獻方面有幾次重大發現，這些發現使人文科學很多重要領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書和大量簡牘的發現。然而還有一項重大發現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那就是上世紀初在西夏黑水城遺址出土的珍貴西夏文書。

　　黑水城遺址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是西夏始建、地處荒漠中的死城，“額濟納”即西夏語“黑水”的意思。神秘的黑水城對近代Explorer有極大的魅力。傳說一位古代黑將軍在這裡英勇守城，並於就義前埋藏了大量金銀珠寶。掘獲珍寶的願望使一些西方Explorer對此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清朝末期政治腐敗，列強入侵，當時不少西方探險隊來到中國。1908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受沙皇指派，率隊來中國北部考察，其主要目標就是黑水城。考察隊在這裡翻找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文獻，寄運回當時的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便離開了黑水城。俄國科學院的專家們儘管還無法認識文獻中的西夏文字，但他們推測出這種文獻可能有巨大的科學價值，並指令考察隊回到黑水城。1909年6月，科茲洛夫又率領考察隊進入黑水城遺址。奇蹟終於出現了。考察隊員打開了西城外的一座佛塔，塔內從上部到基座摞滿了大量的文物、文獻，他們似乎找到了一座古代的博物館和圖書館。這些意外發現的珍寶被運到聖彼得堡，現分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愛爾米塔什博物館。

有，西夏被蒙古滅國之後，部分沒有被屠殺的党項人逃到了今天陝西關中地區。現如今還有很多姓黨和姓賀的陝西人，在其聚集區民風相對強悍，飲食起居也與周圍居民有所不同。

黨姓取祖先党項首個漢字。賀姓取党項人所圖騰的賀蘭山首個漢字，據說党項人也是發源於賀蘭山脈。

文字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西夏党項族肯定有自己的文字。

1038年十月十一日，在興慶府，元昊舉行了登基加冕儀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國。李元昊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即位後著手創制推行党項民族自己的文字。他命大臣野利仁榮參照漢字創制党項文字，編纂成十二卷，史稱“蕃書”，也就是西夏文。

西夏仁宗在位時，大量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問世，印刷業和出版業得到空前發展。其中詩歌集《月月樂詩》，學術著作《聖立義海》，還有西夏文漢文雙解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等，都是仁宗時雕版印刷的。

經專家研究，《番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在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編寫的一部夏漢、漢夏對譯詞典。刊本頁面23釐米×15.5釐米，文面18.7釐米×12釐米，在夏字旁註漢字音、釋義，漢字旁也註明夏字對音。它為我們認識西夏文字提供了方便，是名副其實的西夏文漢文雙解詞典。1914年，中國學者羅福成、羅福萇兄弟從俄華人伊鳳閣手中得到了《番漢合時掌中珠》，開始研究西夏文的造字結構，後來他們刊佈了這部書。從此西夏文為更多的研究者所解讀，西夏文明也就此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濱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蔣維崧先生將黑水城文獻拍照並結集出版，其中很多諸如《文海》《聖立義海》《義同一類》《文海寶韻》等西夏文字韻書我們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