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它是一部上百年集體創作的基礎上整理、加工、創作出來的作品。南宋時，梁山英雄故事流傳甚廣。《水滸》最早的藍本是宋人的《大宋宣和遺事》。在元雜劇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發展到108人，水滸故事傳到元末大致形成了今本《水滸》的規模。

《水滸》的作者施耐庵(1296-1370)，名耳，祖籍蘇州，明初著名小說家，35歲中進士後棄官退居故鄉從事創作。傳說他同元末農民起義運動有一定的聯絡。《水滸傳》的結構獨具一格，先以單個英雄故事為主體，上一個人物故事結束時，由事件和場景的轉換牽出另一個人物，因人生事，開始下一個故事。就好象一個個環，環環相扣，環環相生，形象生動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活生動的英雄形象。

19世紀開始傳入歐美，最早的德文譯名是《強盜與士兵》，法文譯名是《中國的勇士們》。英文譯本有多種，最早的70回譯本定名為《Water Margin》（“水邊”的意思），由於出現最早和最貼近原名，這個譯名往往被認為是標準譯名。美國女作家、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將《水滸傳》翻譯為《All Men AreBrothers》（即《四海之內皆兄弟》）。義大利人把《水滸傳》中花和尚魯智深的故事取出譯成《佛牙記》。德國翻譯了楊雄和潘巧雲的故事，譯名是《聖潔的寺院》。而武大郎與潘金蓮的故事，德華人則譯成了《賣炊餅武大的不忠實婦人的故事》。德華人還翻譯了晁蓋、吳用等人智取生辰綱的故事，譯名有兩個，一個是《黃泥岡的襲擊》、另一個是《強盜們設定的圈套》。英國翻譯了《水滸》中林沖的故事，譯名是《一個英雄的故事》。

梁山好漢這個隊伍比較多樣，有皇室貴胄草莽英雄，下級軍官上級司令，販夫走卒財主農夫，殺豬的餵馬的燒磚的算卦的賣藝的開店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

我們準備分成幾個話題給大家講，比如英雄是怎麼煉成的，骨幹是怎麼煉成的，小人物的出路，女漢子的由來等等等等。正所謂“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領導者是成功的關鍵，所以作為水滸的第一部，今天我們要專門講講水泊梁山的幾個領導人物。梁山有三個領導人：及時雨宋江，托塔天王晁蓋和白衣秀士王倫。我準備運用現代的管理學、心理學和博弈論來分析分析這幾人領導人身上的一些經典故事，從中總結提煉一些對我們今天的工作生活有借鑑意義的規律。

大家都發現了，生活中有一種現象，叫做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明天會發生什麼，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我們都無法提前知道。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了快樂。比如我們都相信明天會更好，我們都相信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比如雖然我們知道自己一定會死，但是不確定哪天會死，死不可怕，等死最可怕，因為不確定嘛，所以我們依舊很快樂。

但是不確定性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無論我們的準備有多麼充分，還是會有各種無法預知的意外發生。生活就是這樣，有驚喜就會有驚嚇，收穫羨慕的時候也會遇到陷阱。一旦遇到意外了，我們就需要具備一種特殊的能力——應變能力

這裡要說的太多了，總之啥都當真又不能當真，啥都是對的確又不對，矛盾的事太多了，有些事是歷史可史上沒有，有的你說它不是歷史，可歷史上還有那麼點蛛絲馬跡。比如人們喜歡英雄好漢，水滸裡就有百單八好漢。你真要把他們當好漢，那麼殺人放火，圖財害命的強盜就都是好漢了。水滸裡的好漢不就是一群殺人放火的強盜嗎？所以，真真假假都不能相信。總之沒誰能說明白，......。

說《水滸》，許多人立即馬上就會說是什麼第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小說，我就覺得堵。因為它確實不是。你看吧，那一百多匪徒頭領，有幾個人是真正的農民？這不明擺著呢嗎，為啥就不承認事實？那領導階層原本就是朝廷的胥吏和軍官，外加地皮惡霸無賴殺人魔嘛！他們在一起幹嘛呢？打家劫舍。打誰的家，劫誰的舍？有錢人！打家劫舍後幹啥呢？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給真正的農民些許好處了嗎？沒有！反倒是製造了許多災難。所以我說它就是一夥土匪一夥真正的土匪，一夥禍國殃民的土匪強盜！中國歷史上根本也沒有什麼農民起義。先說這些，別的地方我就不說了，說多了都是屁。結論:它是一部人生教科書！特別是那些地皮流氓無賴惡霸土匪強盜，別以為一時痛快就是人生的全部，施耐庵老人給他們安排的結局很不爽，這才是緊要的。

我小時候通讀了水滸的一百二十回本，覺得水滸傳便是中國下層人土和黑社會的寫照，也不需什麼方法，只要想讀，一章回，一章回的看下來，一直到李逵喝了宋江給的毒酒也就算通讀水滸傳了。

讀《水滸》有多種文學維度，作為一個從教四十年，其中大半時間從事語文教學工作的小學教師，我們換成小學角度，從小學生就開始運用的“對比手法”，分析《水滸》。

一百單八將在社會上所處的環境地位不同，面對的社會勢力也就不同。作者為每個好漢量身選定的對手也不同，總體上都是一正一反的對比方法，但對比呈現的方式也明顯不同。

林沖身為八十萬禁軍教頭，武藝超群，其實沒有實際軍權，面對位高權重的高俅，儘管委曲求全，還是被人步步緊逼，不得不被迫“逼”上梁山。林沖上山的過程是一個跌宕起伏，百轉千回的過程，他多舛的命運始終讓讀者揪著心，直到晁蓋上山，火併王倫，才算稍稍平靜。作者對林沖矛盾衝突性格刻畫中，對比分寸拿捏之精妙令人歎服。

李逵的對手是鄉村惡霸，一個氣不過殺個痛快，流落他鄉。後來便是一個接一個地氣不過，一次接一次地殺個痛快，四處落草……李逵上山的過程簡單直接，毫無懸念。他只管一路拼殺不顧後果的性格讓讀者隨時擔心他一不留神就會有去無回，直到被宋江收入麾下，才算放心。作者對李逵直來直去不會拐彎的性格刻畫中，那種對惡勢力剛對剛，強對強對比方式讓讀者心裡痛快。

《水滸》整體結構像一把掃帚，塑造了一百單八將，構成了這把掃帚一根根掃帚苗。一百單八將個個本事了得，在梁山聚義之前，都是個體力量與社會惡勢力的較量，因為實力相差懸殊，都紛紛敗下陣來，被逼上梁山。

掃帚苗經過大小順序排列捆綁城成掃帚之後，一百單八將率領手下人馬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幟下與社會惡勢力較量，一度風聲鵲起，兵強馬壯。朝廷出面圍剿也屢戰屢敗。後來朝廷改變了策略，封官許願，詔安納降，各種利益誘惑使原本硬碰硬的梁山與朝廷的對抗轉向替朝廷剿匪，違背了聚義的初中。人心一散，梁山實力也就每況愈下，掃帚被徹底拆散後，再也沒有了對抗的實力，最後的結局只能是“旗倒胡孫散”，死的死，逃的逃。

一部《水滸》，“分合——合分”，故事內容囊括社會各個階層社會風貌，故事情節波瀾壯闊，引人入勝，對比手法的運用令人歎服。書中英雄好漢眾多，性格特徵鮮明，對比手法在人物刻畫中的運用更令人叫絕。

《水滸》刻畫的三個“魯漢”——李逵、武松和魯達。三人都魯，“魯”的特點迥異，因此選材及對比方式也就不同。

李逵“真魯”，選材也就最豐富,人無論男女老少和親疏厚薄，包括老虎一家，地無論何處，時無論白晝，一對板斧“真魯”到底，不是宋江這樣頗具心機之人，很難控制，直到“魯死”。

武松“狂魯”，不到狂氣、狂怒、狂喝之後，絕不可能“魯”，採取的對比手法也需要經過無數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故事之後才可“狂魯”一番，而“狂魯”之後卻最清醒。因此，獨臂之後斬方臘，英雄皆死他獨醒，退隱江湖，難尋行蹤。

魯達“智魯”，深諳“裝魯”之道， 表面上從頭到腳“全魯”武裝，但內裡卻極具心機，善於算計，精於“裝魯”。用來對比的內容需要一環扣一環，三個“細細剁碎”還要“攪在一起”，明明“七竅流血”，還要大喊“裝死”和“回頭收拾”，全身而進又全身而退，誰有如此“智魯”之道？

正與反，善於惡、美與醜、好與懷、強與弱等鮮明對比比較好把握，也是大家常用及使用效果明顯的；而勢均力敵、“同”多“異”少、特別是靠時間縱深過程中自己與自己對比，還能看到萬丈丘壑與激流險灘之間的對比效果，那絕對震撼人心。《水滸》一書，前後兩種對比手法運用都非常廣泛，因此，全書無論在大處運用鮮明對比還是小處運用“同”、“異”對比都非常老道，在讀者面前展示的不但有好故事，更有性格特點鮮明的人物，讓從小讀著《水滸》長大的孩子終生難忘。

關於“少不讀《水滸》”的爭論已久，一部明朝時期的古典文學，之所以能獲得現代小學生喜愛，除了“俠義”、“正惡”、“暴力”元素，施耐庵由淺入深的通俗創作法，也是《水滸》能被孩子、成人皆愛不釋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