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城牆，引進了社會資本。城牆被修復了，但是又新開了一些洞。做為商鋪。並且在牆外上打洞掛廣告牌。社會資本不是哪裡都能引進的，沒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引進越多，貪得越多。最終古蹟不像古蹟。會成為一些不法份子的斂財工具。內外勾結。導致文物流失。社會資本應做為文物古蹟保護的補充。而不是主體。不然，會培養貪婪的人的。

首先要確定，文物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的澱積，透過文物，我們可以瞭解歷史的厚重，保持原貌，復原歷史，是文物保護工作的要點，引進社會資本，資本是逐利的，是商業行為。將文物的原貌，歷史文化加雜這現代商業，是在保護還是在破壞？文物的保護，國家有財政撥款，國家有義務有責任保護，引進逐利資本，對文物的破壞更大

本來是國家所有的文物，現在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是好事還是壞事？

肯定是好事，但需要有限度的開放，必須要有嚴格的監管制度，否則又會成為某些人的資本遊戲。而這一次，資本的槍口對準的可不是房地產和股票，而是中華民族的精華文化遺存。

筆者查了一下，發現社會資本進入到文物保護範圍來，截止到2017年4月份，有3種可行的辦法：

第一：大財團參與珍貴館藏文物的修繕

2012年，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鑑（大型青銅儲水器）面臨修復，但資金不足，到了修復的關鍵時刻，美資銀行美銀美林向上海博物館注入了一筆資金，專門用於這件青銅交龍紋鑑的修復工作，如購買微波微雕裝置、赴國外鑑定、延請國內外專家等，是第一次允許社會資本參與到館藏文物修復中來。

第二：企業出資金，博物館出文物，一起開發文創產品。

2014年，福建廈門召開博博會，故宮捧出一尊明朝德化窯的《達摩渡江》瓷器，按照1:1的比例原樣複製了9999件仿品出售，製作的費用就是民間資本投入，最後賣完了兩家分錢，就相當於是品牌資源和資本資源的五五分成合作，如同做買賣一樣。

這種情況比較簡單，你有好的展品，我有閒置資金，咱倆開發文創紀念品，事後分賬。

第三：民間資本參與古建築“認領”，可以改建文化場所，如博物館、紀念館、茶館、基地等。

第三種情況比較特殊，目前僅僅是山西在做。

2017年3月21日，山西省公佈《山西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實施方案》，是國內第一次有省級政府提出此類設想。

作為古建築大省，山西提出的這個方案就是“認養”：只要你出錢，有的古建築你就可以認領了，文物所有權還是國家的，但是你可以修好後做文化旅遊、文化教育、文化產業等場所，算是藉助民間資本把沒條件修繕的古建先修復起來，然後適度經營。

對於地上文物第一大省來講，倒也不失為一種有力的舉措，畢竟國家修繕文物的資金有限，不少古建又確實面臨坍塌風險。如果嚴格監管的話，也是個不錯的保護參與方式，希望大家也多到山西來認養古建築。

目前，開發的主要是遺址類，說白了就是一塊空地的那種，你掏錢自己建。

是的，文物保護的社會參與，確實是這些年國家文物局在推行的政策。它是現在文物保護局面的大勢所趨，主要有這麼幾點必要性：

一是文物數目眾多，僅靠國家保護力不從心。大家可能覺得，我們納了稅，文物保護就應該國家負責。是的，對於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省級、市縣級），乃至一些沒有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國家現在都在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就是不可移動文物的全部。在文物的概念越發擴大，有“文物泛化”趨勢的大背景下，對於這些廣佈在中國土地上的相對“普通”的文物，當務之急就是發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即便是那些有文物保護級別的不可移動文物，激起其所有者、使用者以及社群、遊客的保護熱情，也會是對國家保護非常有益的支援。

二是文物保護不是靜態的，比如建築，它的使用傳統、文化意義，也是它價值的一部分，這和建築的物質形態一樣，都是有保護必要的。即便有些不可移動文物改變了使用方式，但透過現代化的、對文物價值並無太大損害的使用，讓公眾認識文物、瞭解文物的價值，讓文物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有所裨益，這也正是保護文物真正的意義。那種將文物當做博物館中永恆不變的陳列的觀點，是要摒棄了。

三是發動社會力量保護文物，是與這屆政府“簡政放權”“放管服”等政策相配合的。中國政府確實是一個包辦一切的碩大政府，不利於民眾權利的實現、社會活力的激發。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文物保護公益組織，對於保護當地文物熱情極其高漲，這是他們在合法地踐行他們的文化權利。我們不僅要尊重還要鼓勵這種社會上的文物保護熱情，不能以“你不專業”為由將這些好心人拒之門外，讓文物保護成為某些人的禁臠。

當然，發動社會力量保護文物，加強專業指導和監督也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保護性破壞”有時確實比無意的破壞還可怕。這中間的機制建設等等課題，都亟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