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二戰後阿根廷政府願意接受納粹戰犯？個人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

一、阿根廷人同情他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與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絡，阿根廷顯然偏愛軸心國。這並不奇怪，因為大多數阿根廷人都是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或德華人後裔。納粹德國培養了這種同情心，承諾戰後做出重要的貿易讓步。阿根廷到處都是納粹間諜，阿根廷軍官和外交官在軸心國歐洲擔任重要職務。

佩隆的政府是納粹德國法西斯裝束的忠實粉絲：時髦的制服、遊行、集會和殘忍的反猶太主義。許多有影響力的阿根廷人，包括富商和政府成員，都公開支援軸心國的事業，最支援的莫過於佩隆本人，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末擔任貝尼託·墨索里尼的義大利軍隊的武官。雖然阿根廷最終會向軸心國宣戰（戰爭結束前一個月），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讓阿根廷特工到位，幫助戰敗的納粹在戰後逃脫。

（阿根廷總統胡安·佩隆）

二、金錢誘惑

並不是說二戰一結束，就突然所有人都意識到納粹是多麼可怕。即使在德國戰敗後，歐洲仍有許多有權勢的人支援納粹事業並繼續這樣做。西班牙仍然由法西斯主義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統治，事實上是軸心國聯盟的一員；許多納粹分子會在那裡找到暫時的安全避難所。瑞士在戰爭期間一直保持中立，但許多重要領導人直言不諱地支援德國。這些人戰後仍堅守陣地，有能力提供幫助。瑞士銀行家出於貪婪或同情，幫助前納粹分子轉移和洗錢。天主教會非常有幫助，因為幾名教會高官（包括教皇庇護十二世）積極協助納粹分子逃跑。

（納粹黨搶來的名畫）

阿根廷也有經濟動機接受這些人。富有的德華人和有德國血統的阿根廷商人願意為逃離納粹付出代價。納粹領導人從他們殺害的猶太人身上掠奪了數不清的財富，其中一些錢伴隨他們來到了阿根廷。一些更聰明的納粹軍官和合作者早在1943年就看到了牆上的文字，並開始儲存黃金、金錢、貴重物品、繪畫等，通常是在瑞士。安特·帕韋利奇和他的密友們擁有幾個箱子，裡面裝滿了他們從猶太和塞爾維亞受害者那裡偷來的黃金、珠寶和藝術品，這大大緩解了他們前往阿根廷的路途。他們甚至賄賂英國軍官讓他們透過盟軍防線。

三、佩隆的計劃

到1945年，盟軍正在清除軸心國的最後殘餘，很明顯，下一次大沖突將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共產主義的蘇聯之間。一些人，包括佩隆和他的一些顧問，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快將於1948年爆發。

在這場即將到來的“不可避免”衝突中，阿根廷等第三方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打破平衡。佩龍設想，阿根廷將成為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外交第三方，成為超級大國和新世界秩序的領導者。納粹戰犯和合作者可能是屠夫，但毫無疑問，他們是狂熱的反共分子。佩龍認為，這些人將在美國和蘇聯“即將發生的”衝突中發揮作用。

（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阿根廷身份證）

最後，這些納粹分子對阿根廷沒有什麼持久的影響。阿根廷並不是南美洲唯一接受納粹和合作者的地方，因為許多人最終找到了前往巴西、智利、巴拉圭和該大陸其他地區的道路。1955年佩隆政府垮臺後，許多納粹分子分散在各處，他們擔心新政府對佩隆及其所有政策都懷有敵意，可能會將他們送回歐洲。但大多數前往阿根廷的納粹分子都過完了平靜的生活，他們知道太顯眼會引起反響。

納粹德國和阿根廷那會眉來眼去的關係多了去了

很多方面，比如阿根廷建國以來一直被美國和英國敲竹槓，和這兩大佬都不對付。而且阿根廷賣農產品給德國，德國提供軍工技術支援。

另外阿根廷人在南美人裡面算白了，特別瞧不起巴西智利之類的巧克力皮。特別民族主義，和納粹似的，理念上也接近。

還有阿根廷人口當時屬於軸心國的德裔、意裔約有1/5，西班牙裔就更多了，你們得知道二戰雖然西班牙沒幹啥大事兒，但也是親軸的。這就給德國滲透阿根廷有了機會，二戰之前納粹就在阿根廷辦了很多企業，而且資本用於支援出版社啊，廣播站之類的提供納粹宣傳，阿根廷親納粹也就可以理解了。

阿根廷也反對猶太人，和美英有矛盾。當時中立國地位。當時和德國走得近，為德國提供農產品。德國為阿根廷提供軍事援助，二戰後期給德國提供幾百份空白護照。使一批戰犯在其生活了幾十年。

二戰時候買張船票可以去很多國家，有沒有什麼指紋技術人臉識別，南美國家傳統上白人都有歐洲血統，政府管理也比較簡單，混進去也容易。

二戰後，阿根廷接收納粹要員，明碼標價：每人5萬美金，不但可以得到全套阿根廷政府頒發的合法檔案，其中一部分人，還可以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從德國逃往南美的航空和海運服務，當然，交通和食宿費用另算。正是靠這種方法，加上貿易獲利和納粹分子的政治獻金，庇隆夫婦斂財不少。

二戰期間，阿根廷表面中立。那時庇隆還沒有當上國家元首，但也是阿根廷極具權勢的人物，影響著政策的走向。作為民粹主義軍事領袖，庇隆從不掩飾他對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崇拜，視他們為自己的政治教父。他1940年代初多次訪德，與裡賓特洛甫過從甚密。

他從德華人手中購買軍火，也請德國軍官為他訓練部隊。阿根廷的德國移民本來就不少，庇隆一直得到這些德裔寡頭、富翁、政治領袖的支援。因此，當德國戰敗幾乎已成定局之時，在庇隆的命令或支援下，阿根廷為大量接收納粹要人、科學家、支持者作好了準備。

1947年，庇隆夫人前往歐洲巡訪，獲得極大成功，被美國時代週刊稱為“彩虹之旅”。她的歐洲之行不為人知的一面是，幫助前納粹分子到阿根廷定居。她在西班牙會見了納粹特種部隊建立人斯科爾茲內，並協助他建起了幫助納粹高官逃亡的組織“蜘蛛”。

她還將西班牙、梵蒂岡、瑞士政府和金融家中支援納粹的勢力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更大的網路。據說這是她和教皇皮烏斯十二世、瑞士外交部長及銀行家們秘密討論的議題之一。當時阿根廷駐歐洲一些國家大使的主要任務，就是從為納粹分子提供庇護中，建立隱密的商業鏈條，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

瑞士伯爾尼市場街49號的移民事務所，3名負責人長期與瑞士外交部和銀行業合作，幫助把納粹資產轉移到阿根廷，也幫助納粹高官逃到南美洲國家。據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調查，二戰末期和二戰以後，阿根廷政府向納粹分子及其支持者頒發的護照，高達10多萬個。其中多少是經庇隆夫人之手，不得而知。

由於受到庇隆毫不遲疑的保護，阿根廷成為二戰納粹分子們的天堂。他們不但因此逃避了法庭審判，還在遙遠的南美洲重建起美好生活和商業帝國。有歷史學家認為，庇隆得以三次擔任阿根廷總統，阿根廷籍德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援，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先看看戰後納粹們的幾種結局。

第一種，直接被逮捕，受到審判。這個就不多贅述。

第二種，納粹黨員科學家。二戰期間，美國有個“回形針計劃”，旨在吸收德國納粹科學家，透過爭奪，將大批德國火箭技術專家及高階研究人員轉移至美國。只要你足夠優秀，不用改名換姓的東躲西藏，自有八抬大轎去抬。

最有名的是德國“火箭之父”黨衛軍少校馮.布勞恩，相當的被納粹黨器重，戰後又被美國花大價錢請走，不但沒受到審判，還主持了土星五號等大工程，成了美國航天之父和阿波羅登月設計師，還擔任過美國航天局的副局長。

上圖——被德國國防軍簇擁的“德國火箭之父”——黨衛軍少校馮.布勞恩

下圖——與美國總統相談甚歡的“美國民族英雄”校馮.布勞恩局長

第三種，雖然算不上科學家或者工程師，但是有一技之長。他們大多隱姓埋名，逃往南美洲、少部分去了中東、西亞和北非。阿根廷是他們的首選。

下圖，2017年6月，阿根廷聯邦警察發現了有史以來找到的最大的一個納粹倉庫。這個倉庫裡有75件與納粹分子有關的物品。經過鑑定，這些原屬二戰時期的德國高官所有。更有甚者，有媒體報道,一個128歲的阿根廷老人自稱自己就是希特勒，這個估計是老糊塗了。是不是做個基因檢測就真相大白了，但貌似官方都不屑於檢測.....

再回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當時的阿根廷是南美唯一保持中立的國家，地理上與歐洲正好是個對角線，屬於天高皇帝遠，對方鞭長莫及的位置。與炎熱的中東或者其他南美國家比，自然環境和氣候與歐洲更為接近。

此外，與其他血統混雜的拉美國家不同，阿根廷是個白人為主的移民國家。二戰前，國內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德國和義大利裔居民，很多村鎮都有德語學校、發行德語書刊。如此龐大的數量當中自然不乏納粹的支持者。納粹德國也一直刻意拉攏阿根廷政府。

戰前阿根廷就活躍著大量法西斯團體，還組織了一些法西斯黨派。這些法西斯團體的人數在巔峰時期達三十萬之多，德國駐阿根廷使館還給他們發津貼，供給活動經費。整個30-40年代，這些團體大量發行法西斯報刊來，還利用廣播、電影等“新媒體”為自己宣傳造勢，不少阿根廷群眾被成功“洗腦”，對納粹產生了明顯的親切感。

下圖，30年代，阿根廷的法西斯團體集會。

二戰中，英國與德國互為敵人，而因為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權問題，阿根廷和英國也互相看不順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此時，阿根廷的官方政府雖然保持中立，但已經明顯在朝著納粹德國傾斜。

二戰後期到結束後這段時間，阿根廷政府曾把數百本空白護照寄給德國，供逃離歐洲的納粹分子使用。當然，是付費的，據說是每人5萬美金起，包括路費、伙食和行李等等，是個套餐。在二戰中後期，許多納粹分子瘋狂斂財，一部分進了阿根廷政府的腰包，再往後就去給貝隆夫人（下圖）買貂、花裙子、鞋鞋和各色口紅珠寶了。貝隆夫人的頭髮本身是深棕色的，為了迎合當時主流審美（與納粹的金髮碧眼有共通之處），給漂染成的淡淡的金黃色，頻繁的染髮也可能也是她33歲就患子宮癌去世的一個誘因。

90年代之前，阿根廷的政府基本是文官和軍政府透過政變輪流執政。

1946年，胡安·多明戈·貝隆政變成功，當了阿根廷總統，27歲的伊娃·貝隆成了第一夫人。貝隆夫婦比前屆總統更親納粹，阿根廷開始接受大量有一技之長的納粹黨員（注意，必須得有過人之處，比如科學家、醫生、政客等等）。

1947年，貝隆夫人訪歐被時代週刊稱為“彩虹之旅”（大型個人時裝秀），但其暗中旨在幫助納粹分子到阿根廷定居。她將西班牙、梵蒂岡、中東（埃及為主）中支援納粹的勢力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網路，為納粹分子提供庇護和逃亡服務“套餐”，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又進一步的豐富了自己的衣帽間。再談一個題外話，雖然貝隆夫人高調奢侈，但阿根廷的工人階級很是崇拜她。底層出身的貝隆人在出任勞工部長期間，打擊了親英美的富裕階層，為勞動人民謀了不少福利。結果在她去世不久，沒了第一夫人的胡安·裴隆就在一次軍事政變被推翻，流亡國外。

在阿根廷政府和民間的雙重協助下，這些納粹餘黨帶著傢俬繁榮了阿根廷的消費市場，在各行各業繼續發揮“餘熱”。

逃亡的德國納粹在阿根廷、智利等國的軍政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現在南美這些國家的軍裝還保持著德意志第三帝國遺風（下圖），比如，有鮮明識別特徵的M35鋼盔、修身的野戰灰軍裝制服，還有德式的大蓋帽等等。

此時，動盪的阿根廷需要大量治國、治軍和其他方面的技術型人才。二戰後，一度非常低調，甚至有點與世隔絕的南美洲國家軍隊建設和訓練水平在這些“高人”指導下突飛猛進，比如80年代初的馬爾維納斯戰爭，阿根廷空軍超高的作戰素質，硬是把裝備一流的英軍打的一愣一愣的。下圖，1982年，馬島戰爭中，阿根廷的超級軍旗攜帶飛魚導彈，擊沉了造價高達2億美元的英國最先進的導彈驅逐艦——謝菲爾德號。

最後，給說個根據事實改編的電影《尊嚴殖民地》，描述了1973年智利政變時期，一對年輕的德國夫婦丹尼爾與萊娜反抗智利軍政府統領、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故事。

二戰後，除了阿根廷以外，智利也是納粹們逃亡拉美的主要目的地。丹尼爾被綁架到一個為“尊嚴殖民地”的秘密基地。那兒正是前德國納粹分子在智利的聚集地，在政府武裝保護下，儼然成了國中之國，進行著大量的刑訊工作與秘密人體實驗，被綁架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曾活著逃出“殖民地”。丹尼爾的妻子萊娜找到了基地所在，混了進去，不惜代價要救出丈夫。然而，在兩口子歷盡艱辛，成功逃出魔爪，進入外國大使館尋求保護，竟然發現，使館竟然也佈滿了納粹餘孽的眼線和天羅地網.....可見納粹勢力在戰後的幾十年仍舊強大，還有當地政府做後臺，提供庇護和支援。

電影中，那個“大魔頭”的原型就是保羅.舍費爾（下圖）。

此人是前納粹德國士官，透過金錢疏通、親納粹宣傳和散佈“共產主義威脅”等辦法來說服當時的智利政要，串聯了混跡於南美的前納粹分子和右翼德國移民，建立了一個準國家形式的“尊嚴殖民地”，並在納粹理念的基礎上創立了一種邪教信仰。

在政府支援和金錢+人脈的疏通下，舍費爾將這塊“殖民地”發展成了袖珍型的“納粹德國”。這個“尊嚴殖民地”一度佔地137平方公里，擁有300多“子民”，包括德國移民和智利本地人。當時的智利軍政府賦予莊園特權，給予其慈善組織地位。既不納稅，也不允許智利軍警進入，還有自己的武裝警衛隊，警衛隊成員穿著仿二戰德國軍裝，莊園裡面有軍火庫，有機槍崗哨、火箭筒、半自動步槍，更誇張的是居然還有坦克，儼然成了智利的“國中之國”。

保羅舍費爾鑽研了希特勒的演說技術，把自己吹成了大神，對他的“子民”進行洗腦。讓他們心甘情願的為自己勞動、賺錢。只有他自己有所謂的外交權，“子民們”不許和外界有任何接觸，他還禁止婚姻關係，分“男營”和“女營”（有點太平天國的味道啊），並且規定這塊地上的女性都屬於自己，甚至不放過孩子，尤其是男童。不從的就拿去做人體實驗，然後就被“消失”了......這個保羅.舍費爾在自己的“袖珍納粹王國”中當了小半個世紀的“元首”，從戰後逍遙到了到1997年，他的後臺——智利軍政府被推翻，保羅.舍費爾開始了第二次逃亡生涯，直到2005年才被抓獲，判了20年。

現在，“尊嚴殖民地”已經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下圖），據說那裡空氣清新、風景優美，儼然一個世外桃源。加上關於此地恐怖而神秘的故事，吸引了大量遊客，每年的門票收入相當可觀。

原因：有濃厚反猶太情緒

二戰期間有600多萬猶太人慘遭屠戮，僅在波蘭和匈牙利納粹集中營裡被殘殺的猶太人就有60餘萬。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德國情報機構開始策劃被稱為“老鼠路線”的納粹戰犯逃亡計劃，將一些納粹分子分別送到西班牙、埃及、黎巴嫩和阿根廷等國。當時的阿根廷是南美唯一保持中立的國家，由於在地理上與歐洲天各一方，自然條件優越，被認為是納粹藏身的理想境地。當時的阿根廷政府曾把數百本空白護照寄給德國，供逃離歐洲的納粹分子使用。

據有關材料揭露，從1945年起至50年代初，至少有150名納粹分子潛入阿根廷，其中包括罪惡累累的納粹戰犯艾奇曼、庫茨奇曼、斯奇瓦伯格、門格爾，以及至今尚未查清的納粹第二號頭目馬丁·波爾曼等等。數十年來，這些戰犯有的已經被捉拿歸案，引渡回歐洲，受到了應得的懲處；有的已經自然死亡，但也有不少改名換姓、藏得很深的納粹分子尚未暴露身份而仍然在逍遙法外。1998年5月，在阿根廷隱居了50餘年的納粹戰犯丁科·沙基奇夫婦自現原形並落入法網之後，阿根廷司法部門成立了一個專門偵查納粹戰犯和新納粹集團的機構，準備徹底清洗掉阿根廷過去曾被稱為“納粹戰犯的天堂”這一不光彩歷史。

二戰期間拉美地區共有20個獨立的共和國,截止到1943年1月20日,有19個國家和軸心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阿根廷成為唯一直到大戰末期依然和德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1945年3月27日,阿根廷對德國宣戰,而此時大戰已經接近尾聲,由此可見阿根廷在二戰期間的外交有親德國的色彩,但我們卻不能說阿根廷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公允地說阿根廷應該是一個親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的中立國。二戰期間阿根廷和美國的步調不太一致,在很多會議特別是美洲內部會議上和美國的意見差別很大。

二戰末期的阿根廷總統貝隆在二戰以前是義大利部隊的軍官，並訪問過德國，對兩國及其政治制度都有好感，加上貝隆自己也是義大利後裔，遂親於軸心國。二戰接近尾聲時迫於盟軍壓力阿根廷才想軸心國宣戰，但已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 戰後，貝隆收留了一些德國戰犯和一些黨衛軍軍官（比如斯科爾茲尼）。

二戰後，大多數的納粹餘孽都紛紛逃亡到了南美小國阿根廷。這些納粹餘孽中不乏納粹高官以及殺人魔頭，為何阿根廷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及幫助這些納粹餘孽逃亡？更令人驚奇的是當時美蘇等國家明明知道阿根廷的行為，還聽之任之，無可奈何，這其中到底有什麼隱情呢？今天，我們就一起來一探究竟。

二戰後，阿根廷之所以大量接受納粹餘孽，主要有以下二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當時的阿根廷，其大部分人口是西班牙、義大利以及德國後裔，其中義大利和德國後裔就佔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二戰期間，阿根廷就與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關係緊密，並且希特勒還提供大量的資金來扶持阿根廷國內的法西斯勢力，其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民主主義聯盟”的會員一度有30多萬人。當時的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就是義大利的後裔，甚至有傳言他是納粹的間諜。因此，當時的阿根廷儼然成為了歐洲納粹組織的第二基地。

二是金錢驅動，納粹的領導人從猶太人中掠奪了大量的財富，他們為了逃亡到阿根廷願意給阿根廷政府付出鉅額的買命錢。當時的阿根廷政府非常樂意做這樣的買賣，只要這些納粹人出的錢足夠多，阿根廷直接郵寄護照，甚至派飛機幫助這些納粹餘孽逃跑，可謂服務到家。

在二戰後，正是由於阿根廷不遺餘力地幫助和接待納粹餘孽，讓大量的納粹餘孽透過“老鼠路線”而逍遙法外。例如納粹高官如約瑟夫·門格勒（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生，人稱為“死亡天使”，用毒氣謀殺猶太人）、種族清洗計劃的主要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等人都在戰後逃到了阿根廷。甚至有傳聞當時希特勒並沒有死，也逃到了阿根廷。總之，在二戰後，阿根廷曾一度成為納粹餘孽們逃避審判的天堂。

實際上，對於阿根廷接受納粹餘孽的事情，美、蘇、英等國家都知道，但他們也只是譴責而已，並非過多的干涉。他們之所以如此表現，主要是因為二戰後，美蘇爭霸，阿根廷成為雙方陣營的拉攏的物件，特別是美國不希望阿根廷投入蘇聯的懷抱，因此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後不了了之了。

二戰後，這些納粹餘孽逃到阿根廷後，大部分融入阿根廷社會，過起了隱姓埋名的生活。後來，也有一部分人被以色列透過各種手段弄到以色列接受審判，例如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從家中綁架並送到以色列接受審判，最終判處絞刑。

為什麼二戰後有很多納粹殘餘逃亡到了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對他們有什麼庇護嗎？二戰結束之後確實有大量納粹殘餘逃亡到了南美洲，主要是阿根廷，他們的逃亡路線在歐洲語言裡甚至有個專門的名稱，叫ratlines，翻譯過來就是“老鼠路線”，那麼阿根廷為什麼要為這些人提供庇護呢？它不怕受到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懲罰嗎？“老鼠路線”的建立

其實“老鼠路線”的建立初衷或者說公開目的可以說並不是為了納粹逃亡，而是在梵蒂岡的羅馬教廷為了在南美開闢歐洲天主教徒移民新大陸的便捷通道而建立的。早在1942年，來自德意兩國的一些高階教士就曾經聯絡阿根廷政府，商討在歐洲大陸和阿根廷之間建立天主教徒移民“快捷通道”的事宜。

（一名納粹餘黨透過“老鼠路線”逃亡的過程）

之後不久，來自德國的教士安東·韋伯就親自從德國透過西班牙和葡萄牙來到南美，之後以他此行的路線為基礎，開闢了第一條“老鼠路線”，即“西班牙老鼠線”。而之後因為天主教會和阿根廷政府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絡，不同教會人員和阿根廷政府人員之間往來密切，所以後來透過其他教會人員的溝通，又建立起了其它好幾條“老鼠路線”，主要是透過義大利前往南美，因此這些人員通道又被稱為“羅馬老鼠線”。

（逃亡的納粹餘黨在羅馬獲得的假證件）

而因為在戰時梵蒂岡是德意兩國的盟友，或者說是被德意所控制的，所以這些路線在戰後也就成為了納粹餘黨逃亡的路線，其中得到利用最多的是由克羅埃西亞的方濟各天主教會所建立的“聖吉羅拉莫老鼠線”了。這條線路早期是為二戰時納粹德國所扶植的克羅埃西亞傀儡政權官員逃亡所建立的，後來則成為了所有納粹餘黨逃亡的主要路線。當時這些克羅埃西亞教士在義大利羅馬的聖吉羅拉莫大學設立了運營線路的總部，從奧地利到義大利熱那亞一路都有他們的人接應納粹逃亡者，形成了完整的逃亡產業鏈。

而納粹餘黨能夠逃亡，除了因為有這些老鼠路線之外，阿根廷政府願意接收自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那麼阿根廷政府為什麼願意接收這些人呢？這裡面首先是歷史原因，因為阿根廷從公元19世紀下半葉開始，就成為了繼美國之外歐洲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之一。而且來阿根廷的移民，主要都是來自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的中南歐天主教地區，所以傳統上阿根廷和軸心國各國始終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雙方之間的政府關係也很好。

其次是當時的阿根廷貝隆政府，特別是貝隆本人對納粹的理念有相當程度的同情，阿根廷政府在當時也曾推行反猶太人政策。同時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還和阿根廷政府有密切往來，並許諾在戰後給阿根廷提供大量貿易機會。

（阿根廷總統貝隆，他在接納納粹餘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阿根廷透過這接收納粹餘黨能夠獲得大量經濟收入。本身這些逃亡到南美的納粹餘黨多數都是身居高位的，在二戰期間又透過屠殺富有的猶太人和入侵其它國家攫取了巨量財富，所以接收他們能給阿根廷帶來相當數量的經濟收益。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跟當時阿根廷政府對國際局勢的判斷有關。因為二戰結束之後，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對抗局面迅速顯現，包括貝隆本人在內阿根廷政府許多要員都認為，美蘇兩個陣營之間會很快重啟戰事，他們甚至一度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在1948年爆發。而且他們認為，到時阿根廷所代表的“第三勢力”會對戰局走向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到時阿根廷接收的這些納粹餘黨也將能重新成為阿根廷在國際舞臺的棋子，那些人甚至能夠變成阿根廷成為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工具。

看到這裡很多朋友可能會說，阿根廷政府算盤打得挺美，他們就不怕反法西斯陣營的懲罰嗎？他們還真不怕，因為當時歐洲戰後的局勢，其實確實挺複雜。首先雖然德意戰敗了，但在二戰期間名義上中立，實則為軸心國提供了不少幫助的西班牙和瑞士等國都還存在，西班牙甚至也還在奉行法西斯主義。它們在戰後其實仍然擁有相當的實力，而美蘇等國在經過多年戰爭之後，也無意對這些對自己沒有直接威脅的國家再起戰爭。而阿根廷的情況與西班牙等類似，所以在二戰之後，其實它雖然做著幫助納粹餘黨的事，但處境還是比較安全的。

（納粹官員霍斯特·瓦格納，他先被盟軍拘捕，後來又神秘地成功從監獄出逃，最後逃到了阿根廷，圖1的逃亡路線就是他的逃亡路線）

除此之外，當時歐洲的情況也確實如阿根廷政府的預測，很快東西兩個陣營就形成了對峙，而在西方陣營的戰俘營裡囚禁了大量東方國家認定的戰犯，他們在二戰期間在德國入侵東歐和蘇聯地區的過程中犯下了大量罪行。但因為東西方對峙已經形成，所以西方陣營不願意把這些人引渡給東方陣營，自己也不願意再費勁對他們進行大規模審判，甚至還想利用其中的科學家和其它型別的“人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他們的逃亡。根據一些報道，美華人曾默許他們透過前面提到的“聖吉羅拉莫老鼠線”來到羅馬，利用假身份逃到阿根廷，然後再透過各種手段將其收編，為己所用。

（逃到阿根廷，最後又被以色列抓走處決的阿道夫·埃克曼）

二戰時期的阿根廷總統烏里武魯曾想走法西斯道路，雖然被推翻。但是新上任的總統，表明反法西斯，只是做做樣子罷了。所以，在德國投降的前一個月，阿根廷才向軸心國宣戰。二戰結束以後，總統胡安·庇隆上臺，此人收留了大量二戰德國逃犯。胡安·庇隆為什麼收留納粹逃犯呢？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納粹分子。

胡安·庇隆的父親在德國經商，與德國納粹經常打交道，他本人多多少少也受到了納粹思想的薰陶。庇隆16歲在阿根廷首都陸軍學校學習，畢業後就在軍部工作。在二戰時期曾被派往阿根廷駐義大利大使館，1941年回國後就開始政治活動，1943年還參與了一場軍事政變，成為副國防部部長。此後，他利用職務之便，培養了一大批親信，並控制了阿根廷陸軍軍部。拉米雷斯上臺以後，將其解職，結果遭到擁護他的軍官反對，拉米雷斯被迫辭職。拉米雷斯政府倒臺以後，胡安·庇隆在1946年的大舉中成為阿根廷總統。

1945年-1946年紐倫堡審判納粹罪犯的時候，胡安·庇隆還公開譴責是“一樁無恥行為”，所以他上臺後盡其所能挽救納粹人員。庇隆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戰勝國想從德國取得的巨大的技術成就中撈取好處。如今機器無法再使用，因為它們被毀掉了。惟一可用的是人才。”由於軸心國的在職人員被盟軍嚴格管制，所以阿根廷就幫助一些德華人偷運出境。所以，阿根廷這麼多納粹人員，就是因為胡安·庇隆政府接納了大量的納粹人員。其中很多還是技術人員，併為阿根廷的軍工業做出了不少的貢獻。比如阿根廷的箭式戰鬥機，其設計師團隊就是德華人，比如庫爾特.譚克和萊因.霍頓，這兩位是 Fw 190/Ta 152 系列戰鬥機的總設計師。當然阿根廷不僅僅接納德國科學技術人才，只要是德華人他們都會幫忙將他們偷運到阿根廷。

據說，二戰時期，德國將大量黃金，用潛艇運到了阿根廷。估計是當時的阿根廷政府，與納粹交往密切的原因。畢竟當時的南美，沒有戰火的侵擾相對來說是一塊福地，且幾個大洲，應該是最安全的了。所以，德華人不僅僅將一些財富秘密運送到阿根廷，很多德華人也逃到了這個國家。

阿根廷在二戰後，公然接受二戰納粹戰犯和高官，而且是明碼標價：每人5萬美金，不但可以得到全套阿根廷政府頒發的合法檔案，如果價格高的話，阿根廷飛機接送，就此阿根廷藏匿了大量的納粹戰犯。但由於冷戰關係，無論美蘇都無暇顧及阿根廷政府，也讓阿根廷政府發了一筆橫財。阿根廷的政府行為飽受國際尤其的以色列的非議。二戰後，進入阿根廷的納粹高官超過了300人。

之所以如此。首先就是阿根挺政府與納粹德國關係莫逆，作為少有的支援納粹的國家，阿根廷在二戰中與德國進行秘密貿易。在戰前，阿根廷政府就和希特勒政府關係不錯，也是規模排斥猶太人，稱他們為“不受歡迎的移民”。是德國以外最大規模排猶國家。而許多德國高官也把自己從佔領國掠奪來的私人財富藏匿在阿根廷，以備不時之需。阿根廷字在1944年，迫於美蘇壓力。斷絕了與德國的外交關係，而且在1945年向德國宣戰。但此時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二戰一結束，阿根廷就位為從歐洲逃出來的納粹分子提供安全保障。其實不僅阿根廷，包括瑞士也這樣幹，他們為獲得納粹戰犯手裡的金錢，在其逃亡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阿根廷給納粹逃犯提供有效的外交護照。。阿根廷駐巴塞羅那的領事館就為這些納粹分子發放假護照。

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在集中營中進行滅絕人性的致命的人體醫學實驗，他在1979年在巴西海岸淹死（以色列暗殺）。阿道夫.艾希曼是絕歐洲猶太人計劃的始作俑者，戰後逃到阿根廷，在1960年代才被以色列特工抓獲審判後判處絞刑。（由此我想到，我們是否主動緝拿過一個日本戰犯）。而阿根廷之所以如此，有一點就是阿根廷有著大量的德國移民和其後裔，大概有 25萬左右。經過長期在阿根廷的生活, 他們已經進入阿根廷精英階層，甚至政府機構，他們對於母國德國, 依舊具有深刻的感情和休慼與共情懷，就造成了阿根廷上下極度親德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當時的阿根廷總統貝隆本人就是納粹分子，秉持了極其強烈地民族主義。對於納粹抱有好感就很正常，貝隆公然宣稱：“認為這將成為未來的政治形態——真正的社會和人民的民主。”二戰剛剛結束。貝隆就秘密派遣情報人員，打通了一條從義大利和西班牙到阿根廷的的逃亡路線。貝隆也就此招募了大量的德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為其效力。

還有一點就是在二戰前，德國對阿根廷在政治和經濟上滲透，在經濟上, 德國需從阿根廷進口大量的糧食和牛羊肉和相關農產品。德國以精鋼，武器。工業品作為交換。僅在 1940 年, 德國對阿根廷的投資大約就 5億 多美元。阿根廷官僚階層和利益集團與納粹集團關係莫逆。而在輿論宣傳和思想意識上, 德國通過出版。媒介，各個方面宣傳納粹的“好處”營造了有利於納粹的氛圍，以至於在 阿根廷就有4萬多名納粹黨徒, 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就有 400個納粹黨支部在活動。而德國則利用 阿根廷想當拉美“盟主”意識，也開始大量武裝阿根廷武裝。雙方可謂一拍即合。彼此利用。

在一戰以後，英美對阿根廷的經濟“剝削”讓阿根廷上下十分不滿，導致阿根廷和德國“同病相連”所以迅速熱乎起來。二戰爆發後, 阿根廷政府面臨兩難的困境。既不敢徹底倒向英美，也不敢投入德國懷抱，只有首鼠兩端。以曖昧外交戰略處理和英美德三國關係，而對英美來說，只要阿根廷不直接介入二戰就可以。而德國也需要阿根廷傾向於自己的“中立”政策。納粹德國席捲歐洲的時候。阿根廷政府依據形勢按照當時形勢, 採取了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外交措施。阿根廷的莫能兩可政策也得到了交戰雙方的默許。而阿根廷大量藏匿納粹戰犯的行為，其實也是英美默許的結果。而阿根廷透過這接收納粹高官能夠獲得鉅額財富。這些逃亡到阿根廷的納粹攫取了大量的巨量財富以及無數的黑心錢，接收他們無疑可以給阿根廷帶來高經濟收益。還有一個就是跟冷戰有關、當時都普遍認為二戰結束之後，美蘇兩個陣營之間會迅速爆發戰爭，戰事重啟戰事，而阿根廷境內的納粹就是“第三勢力”會對戰局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在各種因素之下，導致了以阿根廷為首的南美各國藏匿了大量的納粹戰犯，這無疑是對二戰的褻瀆。理應受到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