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最初的發端是在印刷品上，唐朝時產生了雕版印刷術，到宋朝發展成為活字印刷，印刷術的發明將人們從繁重的抄寫勞動中解放出來，也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知識文明的傳播。隨之而來，則是對這種傳播的合理掌控與保護。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佈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也就是說，不按照這個條文形式出版的書籍，就是“假貨”、“盜版”。這是打假的第一步，有了明確的法規，那麼打假也就找到了可以依賴的條文，同時從道義層面上，就固定住了造假者。
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範，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即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範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準。與之相對還有相應的法律規定。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後人羅璧在《識遺》中記載：“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這可以看作今天的印刷品管理條例，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只是在當時的傳播條件和社會背景下難以實施，才會在施行十多年後逐漸鬆弛，但由此可見，就政府而言，已經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到了日常行政事務當中。
書籍的出版和傳播在宋朝便有法可依
除了上述行業標準與管理條例外，宋朝政府還頒佈過有關印刷品及其傳播的條例，規定了什麼可以由私人印刷，什麼不能由私人印刷。涉及到個人或具體某部著作智慧財產權的記載，所能見者，最早是於南宋。但僅限於印刷品，沒有擴充套件到其他領域。
南宋時，文人王稱在《東都事略》眉山本的目錄後，便有一長方牌記，其上文字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換用今天的語言，這段話便可做如下解讀:“眉山程舍人出版社發行，已申報相關機構備案，不得翻印。”或者簡短一點，可以看做今天書本上常見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王稱長方牌上的文字除了表明版權歸屬之外，也透露出了當時官府已經開始具體履行保護版權職責的訊息。
南宋人祝穆在其所著《方輿勝覽》原刊本“自序”後即印有嘉熙二年十二月兩浙轉運司的通告，在這則通告中，兩浙轉運司稱《方輿勝覽》、《事文類聚》等書，是祝穆“積歲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奉臺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
在兩浙轉運司出臺的這則公告中，肯定了祝穆著書的辛勞，以及耗資的龐大，明確提出官府會對其版權進行保護，而這份通告還不只是官府的一個態度，“備榜須至指揮，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一句，可以理解成今天政府檔案中可見的抄送×××。換言之，對於這份通告，政府還下令將其公示，推廣到了所轄的各個地區。
南宋時羅樾在其老師段昌武去世後，刊刻了段昌武所著《從桂毛詩集解》，段的侄兒即將一份狀紙遞到了國子監，要求版權保護。淳八年七月國子監便向當時全國出版業的中心，兩浙路（今日江南大部地區）、福建路（今日東南沿海地區）轉運司發出公文，要求兩路轉運司“約束所屬書肆”，“如有不尊約束違戾之人，則仰此經所屬陳乞，追版劈毀，斷罪施行。”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卻是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
總結就是標註所有權，請官府協查，追版毀本，斷罪施行
中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最初的發端是在印刷品上，唐朝時產生了雕版印刷術，到宋朝發展成為活字印刷，印刷術的發明將人們從繁重的抄寫勞動中解放出來，也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知識文明的傳播。隨之而來，則是對這種傳播的合理掌控與保護。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佈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也就是說，不按照這個條文形式出版的書籍，就是“假貨”、“盜版”。這是打假的第一步，有了明確的法規，那麼打假也就找到了可以依賴的條文，同時從道義層面上，就固定住了造假者。
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範，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即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範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準。與之相對還有相應的法律規定。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後人羅璧在《識遺》中記載：“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這可以看作今天的印刷品管理條例，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只是在當時的傳播條件和社會背景下難以實施，才會在施行十多年後逐漸鬆弛，但由此可見，就政府而言，已經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到了日常行政事務當中。
書籍的出版和傳播在宋朝便有法可依
除了上述行業標準與管理條例外，宋朝政府還頒佈過有關印刷品及其傳播的條例，規定了什麼可以由私人印刷，什麼不能由私人印刷。涉及到個人或具體某部著作智慧財產權的記載，所能見者，最早是於南宋。但僅限於印刷品，沒有擴充套件到其他領域。
南宋時，文人王稱在《東都事略》眉山本的目錄後，便有一長方牌記，其上文字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換用今天的語言，這段話便可做如下解讀:“眉山程舍人出版社發行，已申報相關機構備案，不得翻印。”或者簡短一點，可以看做今天書本上常見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王稱長方牌上的文字除了表明版權歸屬之外，也透露出了當時官府已經開始具體履行保護版權職責的訊息。
南宋人祝穆在其所著《方輿勝覽》原刊本“自序”後即印有嘉熙二年十二月兩浙轉運司的通告，在這則通告中，兩浙轉運司稱《方輿勝覽》、《事文類聚》等書，是祝穆“積歲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奉臺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
在兩浙轉運司出臺的這則公告中，肯定了祝穆著書的辛勞，以及耗資的龐大，明確提出官府會對其版權進行保護，而這份通告還不只是官府的一個態度，“備榜須至指揮，右令出榜衢州、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一句，可以理解成今天政府檔案中可見的抄送×××。換言之，對於這份通告，政府還下令將其公示，推廣到了所轄的各個地區。
南宋時羅樾在其老師段昌武去世後，刊刻了段昌武所著《從桂毛詩集解》，段的侄兒即將一份狀紙遞到了國子監，要求版權保護。淳八年七月國子監便向當時全國出版業的中心，兩浙路（今日江南大部地區）、福建路（今日東南沿海地區）轉運司發出公文，要求兩路轉運司“約束所屬書肆”，“如有不尊約束違戾之人，則仰此經所屬陳乞，追版劈毀，斷罪施行。”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卻是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
總結就是標註所有權，請官府協查，追版毀本，斷罪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