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中國皇帝權力巨大，榮耀無比；實際上，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實為證：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平均壽命最短，健康狀況最差。有人做過一個統計，歷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這209人，平均壽命僅為39歲多。
有人指出，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35歲，因此，皇帝的平均壽命並不低。可是，35歲的平均壽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實上，古代人均壽命低主要是由於極高的新生兒死亡率。如果除掉這個因素，人口學家推算，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可達57歲。眾所周知，生下來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為皇帝。
因此，57減去39，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比普通人要低18歲。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體壽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兩代政治秩序較好，皇帝大都是善終，然而平均壽命仍低於社會平均水平。兩宋18位皇帝，平均壽命44歲多。明代16位皇帝，平均壽命42歲多。在明代16位皇帝中，只有5位皇帝壽命高過均齡，其餘11位皇帝皆低於均齡。
第二，皇帝群體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國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為44%，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
第三，皇帝這個群體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活壓力巨大，因此出現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機率較常人高出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一開始使我們驚愕、噁心，後來使我們麻木、厭煩的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數不勝數。
南北朝時期南朝宋的第六位皇帝前廢帝劉子業，極為荒**殘暴。後廢帝劉昱兇暴異常。他們的行為無疑應該屬於精神分裂症的表現。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鬱症：或者數日不食，或者數夜不睡，精神憂悶不安，有時一晚上自言自語，好像在對身旁別人看不見的鬼魂說話。他上朝時喜怒無常，動輒追思朝臣舊惡前怨，大加殺害。見到大臣臉色有異，或呼吸不調，或言辭失措，就大叫而起，親自將其打死在大殿之上。屍體都被一字排開，擺放於天安殿前。
還有人食慾異常。比如宋明帝劉彧**慣透過暴飲暴食來緩解精神緊張。
與這些變態行為相比，北齊後主高緯愛當乞丐，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捕老鼠、睡懶覺、驅百姓，明代萬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濫殺功臣，嘉靖皇帝偏執，天啟皇帝沉溺於木匠活兒，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
第四，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只佔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聖君”更是鳳毛麟角，而庸主、昏君、暴君則比比皆是。由於做皇帝挑戰性過大，因此他們在工作中要體會成就感最難，體會到的挫折感卻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位子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複雜而遼闊的帝國。
權力過於巨大，是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來源於自己的權力。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榮，皇帝必須牢牢把握住權力，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點必然是力量的焦點。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窺視、謀劃著大位。為了讓天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皇帝自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必須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自己的權力，一分一秒也不能鬆懈。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使皇帝們神經常年高度緊張，甚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某種精神病態。
朱元璋在寫給自己繼承人的《皇明祖訓》中，就鮮明地表現出這種過度戒備心理。他說，凡帝王居安之時，應該常懷警備之心，時刻不可鬆懈，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所窺測，國必不失……把每天都要當成是在戰場上一樣，白天注意觀察周圍人的言語舉動，晚上要嚴密巡查，搞好宮內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見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謂有備無患也。即使有機密之事要與親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也不能令護衛們退得過遠，最多十丈，不可再遠……兵器、甲冑不離左右，更要選擇數匹良馬，置於宮門及各處城門，鞍韉俱全，以防意外……
為了保證自己的意志絕對暢通，為了保證自己對權力的獨佔，皇帝們一再地粉碎對皇權的威脅和挑戰，同時也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牛馬，擔負起沉重的工作負荷。在皇權體制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個都不得不成為工作狂。秦始皇規定自己每天必須看完120斤的竹簡檔案，才能休息。朱元璋說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明太祖御製全集》）。據史**載，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內，他閱讀奏摺1660件，處理國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閱讀奏摺200多件，處理國事400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遊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他在位13年，寫出了1000多萬字的硃批。
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短壽現象有自己的解釋，他在遺詔中曾深有感觸地說：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因此多有譏評。他們怎麼知道，皇帝面對的政務之煩，使人不勝其勞。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孫子，優遊度日。皇帝們就沒有這樣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託付給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蒼梧時，禹帝直到死於會稽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安寧的生活。當了皇帝，就沒有退路，怎麼敢奢想安逸！
除了勞累之外，皇帝的生活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刻板。
本來，世俗權力的巨大，已經令皇帝們精疲力竭，可是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要求還不止於此。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既然皇帝是天生聖人，是萬民的老師，那麼一舉一動就應該體察天道，遵守禮儀，有章有法，完美無瑕，為天下眾人之表率，以達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歷代相積，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禮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則，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鐘無不處於規矩之中。
我們以清代為例，觀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套子當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5點左右，皇帝就必須起床。起床之後，第一件事是著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著自己喜好來的，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時辰，皮、棉、夾、單、紗的各種質地以及式樣、顏色、規格、紋飾，都有嚴格的規定。
梳洗完畢，首先要做的事是讀“實錄”一卷，也就是說，要學**祖先的光輝事蹟，背誦祖先的教導。
然後是處理政務，即御門聽政。皇帝端坐於乾清門，整個聽政過程有著嚴格的禮儀規範要求……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佈處理意見，大學士、學士承旨。事畢，大學士、學士起立，從東階下，記注官從西階下，皇帝起駕回宮。
每天上午11點到下午2點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飯時間。根據《國朝宮史》記載，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兩點時吃晚飯，然後批閱各部和地方大員的奏章，接著就開始學**。
在下午2點30分到5點這段時間裡面，皇帝除了辦公以外，還要看書學**。
晚上7點到9點皇帝要祀拜神靈，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後**睡覺。
一年365天，幾乎天天如此。
那些精明的定製之君沒有想到，他們制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後代帶來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皇子們一生下來，就處於太監奴僕眾星捧月的包圍之下。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見的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
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與此同時，由於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後宮，即處於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兩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可是，由於長期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於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扎，顯得十分可憐。
在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麼沉溺於酒色的皇帝那麼多？人生的樂趣那麼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麼多，可以經歷的人生那麼豐富，為什麼那麼多皇帝都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
道理其實很簡單，這是一種逃避。權力的沉重和規矩的森嚴使他們無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責、自己的追求，使他們荒於政務、盡求享樂時，不能不產生深深的負罪感、無力感、自卑感。酒和色不過是他們的逃身之所罷了。
表面上，中國皇帝權力巨大，榮耀無比；實際上，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實為證：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平均壽命最短，健康狀況最差。有人做過一個統計，歷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這209人，平均壽命僅為39歲多。
有人指出，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35歲，因此，皇帝的平均壽命並不低。可是，35歲的平均壽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實上，古代人均壽命低主要是由於極高的新生兒死亡率。如果除掉這個因素，人口學家推算，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可達57歲。眾所周知，生下來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為皇帝。
因此，57減去39，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比普通人要低18歲。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體壽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兩代政治秩序較好，皇帝大都是善終，然而平均壽命仍低於社會平均水平。兩宋18位皇帝，平均壽命44歲多。明代16位皇帝，平均壽命42歲多。在明代16位皇帝中，只有5位皇帝壽命高過均齡，其餘11位皇帝皆低於均齡。
第二，皇帝群體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國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為44%，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
第三，皇帝這個群體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活壓力巨大，因此出現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機率較常人高出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一開始使我們驚愕、噁心，後來使我們麻木、厭煩的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數不勝數。
南北朝時期南朝宋的第六位皇帝前廢帝劉子業，極為荒**殘暴。後廢帝劉昱兇暴異常。他們的行為無疑應該屬於精神分裂症的表現。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鬱症：或者數日不食，或者數夜不睡，精神憂悶不安，有時一晚上自言自語，好像在對身旁別人看不見的鬼魂說話。他上朝時喜怒無常，動輒追思朝臣舊惡前怨，大加殺害。見到大臣臉色有異，或呼吸不調，或言辭失措，就大叫而起，親自將其打死在大殿之上。屍體都被一字排開，擺放於天安殿前。
還有人食慾異常。比如宋明帝劉彧**慣透過暴飲暴食來緩解精神緊張。
與這些變態行為相比，北齊後主高緯愛當乞丐，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捕老鼠、睡懶覺、驅百姓，明代萬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濫殺功臣，嘉靖皇帝偏執，天啟皇帝沉溺於木匠活兒，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
第四，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只佔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聖君”更是鳳毛麟角，而庸主、昏君、暴君則比比皆是。由於做皇帝挑戰性過大，因此他們在工作中要體會成就感最難，體會到的挫折感卻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位子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複雜而遼闊的帝國。

權力過於巨大，是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來源於自己的權力。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榮，皇帝必須牢牢把握住權力，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點必然是力量的焦點。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窺視、謀劃著大位。為了讓天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皇帝自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必須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自己的權力，一分一秒也不能鬆懈。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使皇帝們神經常年高度緊張，甚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某種精神病態。
朱元璋在寫給自己繼承人的《皇明祖訓》中，就鮮明地表現出這種過度戒備心理。他說，凡帝王居安之時，應該常懷警備之心，時刻不可鬆懈，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所窺測，國必不失……把每天都要當成是在戰場上一樣，白天注意觀察周圍人的言語舉動，晚上要嚴密巡查，搞好宮內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見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謂有備無患也。即使有機密之事要與親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也不能令護衛們退得過遠，最多十丈，不可再遠……兵器、甲冑不離左右，更要選擇數匹良馬，置於宮門及各處城門，鞍韉俱全，以防意外……
為了保證自己的意志絕對暢通，為了保證自己對權力的獨佔，皇帝們一再地粉碎對皇權的威脅和挑戰，同時也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牛馬，擔負起沉重的工作負荷。在皇權體制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個都不得不成為工作狂。秦始皇規定自己每天必須看完120斤的竹簡檔案，才能休息。朱元璋說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明太祖御製全集》）。據史**載，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內，他閱讀奏摺1660件，處理國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閱讀奏摺200多件，處理國事400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遊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他在位13年，寫出了1000多萬字的硃批。
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短壽現象有自己的解釋，他在遺詔中曾深有感觸地說：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因此多有譏評。他們怎麼知道，皇帝面對的政務之煩，使人不勝其勞。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孫子，優遊度日。皇帝們就沒有這樣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託付給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蒼梧時，禹帝直到死於會稽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安寧的生活。當了皇帝，就沒有退路，怎麼敢奢想安逸！
除了勞累之外，皇帝的生活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刻板。
本來，世俗權力的巨大，已經令皇帝們精疲力竭，可是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要求還不止於此。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既然皇帝是天生聖人，是萬民的老師，那麼一舉一動就應該體察天道，遵守禮儀，有章有法，完美無瑕，為天下眾人之表率，以達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歷代相積，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禮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則，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鐘無不處於規矩之中。
我們以清代為例，觀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套子當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5點左右，皇帝就必須起床。起床之後，第一件事是著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著自己喜好來的，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時辰，皮、棉、夾、單、紗的各種質地以及式樣、顏色、規格、紋飾，都有嚴格的規定。
梳洗完畢，首先要做的事是讀“實錄”一卷，也就是說，要學**祖先的光輝事蹟，背誦祖先的教導。
然後是處理政務，即御門聽政。皇帝端坐於乾清門，整個聽政過程有著嚴格的禮儀規範要求……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佈處理意見，大學士、學士承旨。事畢，大學士、學士起立，從東階下，記注官從西階下，皇帝起駕回宮。
每天上午11點到下午2點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飯時間。根據《國朝宮史》記載，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兩點時吃晚飯，然後批閱各部和地方大員的奏章，接著就開始學**。
在下午2點30分到5點這段時間裡面，皇帝除了辦公以外，還要看書學**。
晚上7點到9點皇帝要祀拜神靈，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後**睡覺。
一年365天，幾乎天天如此。
那些精明的定製之君沒有想到，他們制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後代帶來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皇子們一生下來，就處於太監奴僕眾星捧月的包圍之下。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見的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
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與此同時，由於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後宮，即處於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兩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可是，由於長期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於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扎，顯得十分可憐。
在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麼沉溺於酒色的皇帝那麼多？人生的樂趣那麼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麼多，可以經歷的人生那麼豐富，為什麼那麼多皇帝都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
道理其實很簡單，這是一種逃避。權力的沉重和規矩的森嚴使他們無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責、自己的追求，使他們荒於政務、盡求享樂時，不能不產生深深的負罪感、無力感、自卑感。酒和色不過是他們的逃身之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