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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昭之心有權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須先獲得權威。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馬昭靠仁義博取權威又重塑仁義行為的史家們，在邏輯上是打架的：任何一個政權的顛覆、崩潰和瓦解，都難逃內生生和外生生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有時是相互作用和關聯的。
以曹魏政權為例，從魏明帝曹睿大興奢靡之風起，內生性危機的種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樂不知社稷，文武百宮貪斂盤剝而不知恤民。無論是營芳還是營髦，憑他們的資質短期內是無法改變這種危機的。在外，蜀漢、東吳以及北方遊牧民族又虎視眈眈。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司馬昭對曹魏的忠誠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賣命或愚忠，替皇帝賣命的忠臣屬於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來，士大夫對皇家的忠誠標準，除了維護社稷、延續統治地位之外，愛民才是最高道德準則。司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內、攘外”並舉，凝聚民心，幫助皇權維穩，消弭了內生|生危機；“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招撫異族，使得外生眭危機也不復存在，所以“海內得以休息”：試想，如果司馬昭不作為或不做權臣做犬臣，跟著小皇帝一起繼續罔顧民意．放任土族，不思進取，一邊反人民一邊維穩，那就是政治亂倫了，何來曹魏國泰民安?其子司馬炎又何來實力去完成大一統局面?
弔詭的是，史書中對司馬昭罪行的鞭撻多不勝數，對他所做的好事卻僅是微不足道的幾筆，非常詫異。相比曹操，介紹司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歷史功過不是靠故事多少、記載的文字多少來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業。亂世百姓為芻狗，有一個有能力知仁義的人來結束這個時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味誇大一個歷史人物的負面形象是不公平的。司馬昭之心與“路人皆知”的弒君說．不能畫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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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昭之心有權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須先獲得權威。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馬昭靠仁義博取權威又重塑仁義行為的史家們，在邏輯上是打架的：任何一個政權的顛覆、崩潰和瓦解，都難逃內生生和外生生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有時是相互作用和關聯的。
以曹魏政權為例，從魏明帝曹睿大興奢靡之風起，內生性危機的種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樂不知社稷，文武百宮貪斂盤剝而不知恤民。無論是營芳還是營髦，憑他們的資質短期內是無法改變這種危機的。在外，蜀漢、東吳以及北方遊牧民族又虎視眈眈。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司馬昭對曹魏的忠誠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賣命或愚忠，替皇帝賣命的忠臣屬於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來，士大夫對皇家的忠誠標準，除了維護社稷、延續統治地位之外，愛民才是最高道德準則。司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內、攘外”並舉，凝聚民心，幫助皇權維穩，消弭了內生|生危機；“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招撫異族，使得外生眭危機也不復存在，所以“海內得以休息”：試想，如果司馬昭不作為或不做權臣做犬臣，跟著小皇帝一起繼續罔顧民意．放任土族，不思進取，一邊反人民一邊維穩，那就是政治亂倫了，何來曹魏國泰民安?其子司馬炎又何來實力去完成大一統局面?
弔詭的是，史書中對司馬昭罪行的鞭撻多不勝數，對他所做的好事卻僅是微不足道的幾筆，非常詫異。相比曹操，介紹司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歷史功過不是靠故事多少、記載的文字多少來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業。亂世百姓為芻狗，有一個有能力知仁義的人來結束這個時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味誇大一個歷史人物的負面形象是不公平的。司馬昭之心與“路人皆知”的弒君說．不能畫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