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詔書在西周時分為“誥命”和“敕命”兩種，原是一種訓誡勉勵的文告。

秦漢

秦始皇於前221年一統天下後，自以為功績勝過以往三皇五帝，於是定名號為皇帝，自稱為“朕”，命為“制”，令為“詔”。秦亡後，漢朝繼起，基本上承襲了秦朝的制度。而其中詔旨的寫作格式，漢代的開頭大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東漢蔡邕在《獨斷》中有這麼一段論述：“秦承週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並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的詔令與漢代相仿，但皇帝即位詔書中多有“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一語。重要原因大概是當時朝代更替頻繁，每幾十年便更替一次，使皇帝都強調其統治乃天意，他人不得違天。

隋唐

唐代詔令分為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七種形式，一般由中書省起草，門下省稽核頒行，其中有嚴格規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復奏而施行之。小事則署而頒之。”（《唐六典》卷8門下省“事中”條）。所以在頒行的制書之首往往是“門下”兩字，如《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開頭就是“門下，天下之本……”。而天命所歸的話往往見於皇帝的即位詔令中，與魏晉南北朝時略同。而西周時的“誥命”與“敕命”在此時專指帝王授官、封贈的命令。

宋

宋代的詔令雖繼承唐代，但有所變化。宋代皇帝的詔令，不論事情大小，“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但此處二府係指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詔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書門下議，學士為之，故許多重要詔令開頭與唐代一樣，都是“門下”二字。如《宋大詔令集》所載從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均以門下置於篇首，同時，《宋大詔令集》中所存的詔令中，以“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開頭的亦佔有相當比例。

元

元代以蒙古語為國語，故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蒙文和漢文詔書開頭都使用“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的套語。其中“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是蒙文，意為“天眷命”。

明

明代加強中央集權，對於“天命”之說亦廣加利用。餘繼登《典故紀聞》卷一記載，太祖嘗言：“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因而其詔書的開頭就是奉天承運。

另外，明朝規定親王、群臣上表箋，都得有“天眷命，統馭萬方”或是“天受命，君師宇內”等字樣，節日朝賀須用“天永昌”，皇帝郊祀稱自己為“嗣天子臣”，其使用的音樂頭一句就是“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皇帝結婚的納采制詞首句也是“朕承天序”，皇帝的寶璽則有“皇帝奉天之寶，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字樣等等，都認為明朝政權的統治出自天意。此時也形成了非常完備的誥封制度，一至五品官員授以誥命，六至九品授以敕命，夫人從夫品級，故世有“誥命夫人”之說。

而對於民間的祭拜天地行為則視為褻瀆神明，須杖七十，真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清

清承明制，其詔書多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頭，中間為主文，結尾則以“佈告天下，鹹使聞知”、“佈告中外，鹹使聞知”為多。詔書以外，清代還有制辭（即制書）。其開頭一般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云云。

清代詔書多用大幅染黃紙書寫製成。所謂染黃紙，是將紙放入黃柏樹汁浸染至滅白為止，以達到防蟲滅菌的效果。詔書紙高約八九十釐米，橫寬視文字內容長短而定，長者可達五六米，表裡二層成長卷式樣，雖大卻十分堅固，不容易破損。

詔書文字為墨筆楷書，均為滿漢合壁，漢文位於右方，豎行往左書寫；滿文位於左方，豎行往右書寫，多用朱圈句讀，與一般文書不加標點不同。紙張接縫處正面正中位置蓋有騎縫印，印用“皇帝之寶”，正文之後另起一行偏上位置書寫年號及年月日期，並騎年蓋月鈴用“皇帝之寶”。

詔書通例，正史史書上引的詔，通常是不體現落款的，而且開頭就是“詔曰”兩個字，從秦至清，都是這樣的。所以給我的感覺就是單從正史史書上看詔書並無一定通例。現在我《四庫全書》的語料庫壞掉了，也沒時間修，也沒法搜出一個詔書原文來比對。看了維基上說些像什麼“鹹使聞之”什麼的，確實有這樣收尾的，但也不一定，多數還是把話說完了（經常是說這樣做了以後就會多麼多麼好，正好就是很好聽的吉利話）就完了，不知是史書體例混亂，多數時候刪掉了開頭結尾，但也有的忘了刪；還是皇上寫文章，包括替皇上寫文章，根本不用考慮什麼必須得怎麼開頭怎麼結尾的問題。這個我也不敢確定。這個大概得學歷史的，最好是學博物館學一類的相關專業的，真的見過傳世的詔書的，來給個比較可靠的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