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反了，把結果當原因了。

難道你沒發現，那些書法家、大詩人、大詞人，都是朝廷官員嗎？至少做過官，或是當時的名士，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普通人就算寫詩很好，書法很好，是國學大師，你拿什麼讓別人認識你？沒有知名度，你的作品再好又有什麼用，只能孤芳自賞罷了。

而如果你是貴族、名士、官員，你的作品一堆人捧，然後天下傳抄，那是洛陽紙貴，

唐朝那些未成名的大詩人，或者想做官，想中進士的讀書人，都會去把作品給宰相或者名士、貴族看，他們看了，滿意了，認可你了，然後幫你推廣，你才有機會中進士、當官，不然，別人知道你是誰？

而當你做官、成為名人後，你的作品才有知名度，自然是一堆人捧，甚至天下傳抄，

民間大儒、寫詩寫得好的大有人在，可是誰知道他是誰？

首先得明白何謂大儒，朱熹是大儒的典型，在當時學問和影響力兼俱的才算大儒，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大儒，我認為王安石、韓愈、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基本上算，仕途上的爬得高、活得順作為不錯標準的話，這些人比朱熹就差遠了，某中韓、蘇二人曾被一貶再貶，王安石的結果寫在歷史中了。

順便說一下， 宋代的儒其實已經不是春秋以後傳統之儒，而是融進佛道學問的新儒，朱熹將儒 帶進了程式化、模式化的極端 ，直到明心學出現才中合過來 。

恐怕未必。

就朱熹來說，他做到過“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荊湖南路安撫使”這樣的路（省）級主要職務，貼職也升到了“待制”一級，在仕途上毫無疑問地算是混得不錯了。但他這樣的情況，在宋代只怕是並不具有普遍性的。

以朱熹的師承來看——

他是胡瑗、孫復、周敦頤的四傳弟子，司馬光、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

他的這些師祖們，無一不是聞名遐邇的宋代大儒，那麼他們的仕途又走得如何呢？

胡瑗

“安定先生”胡瑗，本官不過做到京朝官遷轉序列的倒數第八階（太常博士），實際職務不過做到“天章閣侍講”這樣的經筵官。

孫復

“泰山先生”孫復，他的本官還不如胡瑗，只做到京朝官遷轉序列的倒數第七階（殿中丞），實際職務也只做到“國子監直講”這樣的學官。

周敦頤

“濂溪先生”周敦頤就不一樣了。他做到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這樣的路（省）級主要職務，本官“虞部郎中”也要比胡、孫二位高一些。

司馬光

“涑水先生”司馬光則同其他五位不具可比性。他是舊黨的核心人物，在哲宗初年舊黨當政時期，做到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也就是宰相。

程顥、程頤

“明道先生”程顥與“伊川先生”程頤，這兩位雖然在南宋後期，以及後世元、明、清三代備受推崇，得到種種加封。但在他們活著的時候，於仕途之上卻是頗為不順的，同前頭的胡、孫二位基本一個檔次（程顥在仕途上相對而言，是胡、孫、二程中混的最好的了，不過也就那樣）。

由以上這些例子來看，宋代大儒除非能夠成為重要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否則其中多數人在仕途上通常不過爾爾，恐怕並談不上“混得不錯”了。

你說反了，把結果當原因了。

難道你沒發現，那些書法家、大詩人、大詞人，都是朝廷官員嗎？至少做過官，或是當時的名士，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普通人就算寫詩很好，書法很好，是國學大師，你拿什麼讓別人認識你？沒有知名度，你的作品再好又有什麼用，只能孤芳自賞罷了。

而如果你是貴族、名士、官員，你的作品一堆人捧，然後天下傳抄，那是洛陽紙貴，

唐朝那些未成名的大詩人，或者想做官，想中進士的讀書人，都會去把作品給宰相或者名士、貴族看，他們看了，滿意了，認可你了，然後幫你推廣，你才有機會中進士、當官，不然，別人知道你是誰？

而當你做官、成為名人後，你的作品才有知名度，自然是一堆人捧，甚至天下傳抄，

民間大儒、寫詩寫得好的大有人在，可是誰知道他是誰？

首先得明白何謂大儒，朱熹是大儒的典型，在當時學問和影響力兼俱的才算大儒，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大儒，我認為王安石、韓愈、歐陽修、蘇軾、黃庭堅基本上算，仕途上的爬得高、活得順作為不錯標準的話，這些人比朱熹就差遠了，某中韓、蘇二人曾被一貶再貶，王安石的結果寫在歷史中了。

順便說一下， 宋代的儒其實已經不是春秋以後傳統之儒，而是融進佛道學問的新儒，朱熹將儒 帶進了程式化、模式化的極端 ，直到明心學出現才中合過來 。

恐怕未必。

就朱熹來說，他做到過“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荊湖南路安撫使”這樣的路（省）級主要職務，貼職也升到了“待制”一級，在仕途上毫無疑問地算是混得不錯了。但他這樣的情況，在宋代只怕是並不具有普遍性的。

以朱熹的師承來看——

他是胡瑗、孫復、周敦頤的四傳弟子，司馬光、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

他的這些師祖們，無一不是聞名遐邇的宋代大儒，那麼他們的仕途又走得如何呢？

胡瑗

“安定先生”胡瑗，本官不過做到京朝官遷轉序列的倒數第八階（太常博士），實際職務不過做到“天章閣侍講”這樣的經筵官。

孫復

“泰山先生”孫復，他的本官還不如胡瑗，只做到京朝官遷轉序列的倒數第七階（殿中丞），實際職務也只做到“國子監直講”這樣的學官。

周敦頤

“濂溪先生”周敦頤就不一樣了。他做到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這樣的路（省）級主要職務，本官“虞部郎中”也要比胡、孫二位高一些。

司馬光

“涑水先生”司馬光則同其他五位不具可比性。他是舊黨的核心人物，在哲宗初年舊黨當政時期，做到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也就是宰相。

程顥、程頤

“明道先生”程顥與“伊川先生”程頤，這兩位雖然在南宋後期，以及後世元、明、清三代備受推崇，得到種種加封。但在他們活著的時候，於仕途之上卻是頗為不順的，同前頭的胡、孫二位基本一個檔次（程顥在仕途上相對而言，是胡、孫、二程中混的最好的了，不過也就那樣）。

由以上這些例子來看，宋代大儒除非能夠成為重要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否則其中多數人在仕途上通常不過爾爾，恐怕並談不上“混得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