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羊毛出在羊身上，律師這個職業是專門靠給人打官司來維持生存的，打官司必然分為正方與反方，正方顧名思義就是代表正義的一方，反方則代表罪惡的一方，無論正義的或是罪惡的一方作為律師都想替僱主打贏官司，這是身為一名律師的職責，這時作為反方的律師就會得罪廣大身具正義感的群眾們，而且有時候法律的公正性並不代表就是群眾心中所認定的公正，哪個行業都避免不了潛規則黑幕所以作為熟讀法律的律師難免左右不是人，得罪群眾被大眾誤解是必然的，身為律師就必須要做好承受這些指責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個法治建設的過程中存在的一個必然問題。隨著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的提高，必然會有改變。我感覺目前很多人認為律師還是個不錯的職業。

貴州被誤解的“涉黑”律師：戴文勇之時空穿越詐騙的律師

律師作為公民權利的代言人，也是制約公共權力的重要力量，作為律師必須伸張正義，否則律師對法律的信仰可能會被摧殘，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

如果沒有這次的誤解，貴州某律師事務所的戴文勇律師已經進入了他執業的第三十個年頭，也應該繼續在黔東南州凱裡市擔任法律顧問，但是一切都因為他為黔東南州的“首富”楊某某提供法律服務發生了鉅變，楊某某在2019年7月3日被抓，戴文勇在2020年1月3日被抓。目前兩人都成了“楊某某等人涉嫌組織、領導黑勢力性質組織等罪”的同案被告人，並認為，戴文勇律師是這個組織的積極參加者，除了參加黑勢力性質組織罪以外，還有詐騙、敲詐勒索以及職務侵佔的罪。

黃某是戴文勇的前妻，儘管兩人早在2006年就已經離婚，但畢竟戴文勇還是自己兩個孩子的父親，而且戴文勇被抓後，黃某的個人資產也全部被凍結。為了孩子也為了自己，黃某全程旁聽了。但是在鎮遠縣持續11天的庭審結束後，黃某迷惑了，因為在聽完舉證質證到最後的律師發表辯論意見，包括戴文勇本人的解釋和辯解以後，她不知道怎麼和孩子解釋他們的爸爸到底犯了什麼罪，因為戴文勇顯然是無辜的。

時空穿越的詐騙罪

指控戴文勇的第一個罪名是詐騙罪，據說戴文勇在2014年10月教授了楊某某夫婦的小貸公司一種方法，能夠收回“不受法律保護”的高額利息。這種方法用於了本案兩個被害人，戴文勇在2015年10月代理起訴了其中一個被害人的民事訴訟。因為借款的流水是人為製造的，因此戴文勇構成了詐騙罪的共犯。

法律問題黃某不太明白，但是舉證質證時她（我）聽懂了，很多證據都證明，戴文勇認識楊某某夫婦的時間是在2015年8、9月。包括相關人員調取的楊某某手機資料顯示第一次儲存戴文勇的電話的時間；其他多個被告人以及戴文勇回憶彼此認識的時間；戴文勇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被委託、收到楊某某支付律師費的時間等等都是2015年的下半年。但不知道為何，在詐騙罪的指控中，戴文勇被時空穿越到了認識楊某某夫婦一年以前的2014年10月傳授他們“非常方法”。

不僅僅是戴文勇時空穿梭，本起指控中司法解釋也一起跟著穿梭了。在楊某某的妻子、本案的第二被告人張某的筆錄中，“戴文勇律師在2014年告訴我們國家不保護超出2分的利息”。可是2分利息不予保護的說法。來源於一年後2015年8月6日頒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事實上，不管被指控的方法是不是戴文勇穿越時間去教授，這種方法其實是銀行及金融機構“借新還舊”“過橋”的慣用操作方式。本案詐騙罪的兩個被害人對從楊某某的小貸公司貸款的利息約定是明知並且認可的，這個利息也沒有超出國家附條件保護的“36%”範圍。所有的“欠息”都是小貸公司的財務人員逐月計算而得。在“被害人”沒有被隱瞞真相或者虛構事實被騙，利息也並不是“非法”的情況下，戴文勇卻被指控為涉嫌詐騙。

如果說單個罪名的指控是由於辦案單位不懂民事法律規定、對律師服務有錯誤認識、辦案過程時有違規違法行為的話，最終指控戴文勇是黑勢力組織的積極參加者，則明顯帶有對律師行業的敵意和誤導。

戴文勇為楊某某提供服務時，楊某某是黔東南州赫赫有名的民營企業家、政府各類經濟活動的座上賓，戴文勇沒有任何可能認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黑勢力性質組織。在與楊某某結識後，戴文勇也幾乎都是提供訴訟代理服務，成為小貸公司的法律顧問是在2017年，相關的資金借款其實早在戴文勇介入前就已經完成，戴文勇提供的服務始終都是律師常見的代理訴訟、諮詢和代書業務，沒有超越律師的執業範圍，是按律師服務標準提供法律服務。作為執業近三十年的當地知名律師，戴文勇為楊某某提供法律服務獲得的收入只是佔他收入的20%左右，除此之外，楊某某的眾多業態，戴文勇不知情也沒有參與。黑勢力性質組織的積極參加者從何談起！

經過調查和舉證質證環節後，黃某以為戴文勇馬上就會被釋放，因為事實已經再清楚不過了，誰知道近十天似乎沒有發生過一樣，建議依然是判十二年，罰千萬元。但經過此事後，黃某和每一個旁聽群眾一樣依然相信法律，相信不可能讓陷害戴文勇的那些人員達到他們的目的，相信法律會還戴文勇律師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