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期,它在政治上最大的特點便是文官治國。

由於北宋將重文抑武作為國策,並擴大科舉取士規模,使得在政治上形成一個能與皇帝“共治天下”計程車大夫階層,並且由於士大夫本身官僚——知識分子的二重身份,士大夫作為官僚不僅侷限於行政事務的履行,還擔負著儒家文化傳承、教育的責任,形成士大夫政治文化模式。

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反過來又對北宋的政治系統的運作和維持起了重要作用,對政治變革的成敗也有重要影響。

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可概括為:政治心理上表現為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角色認知、“以道事君”的忠君情感、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責任感;政治思想上表現為致君堯舜、重義輕利;政治意識形態上表現為將敬天之威、恪守祖宗之法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

王安石變法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背景下產生和實施的,首先王安石與神宗的君臣相互合作是以共同的政治理想為基礎的。其次由於士大夫間的政治思想上的衝突導致變法過程中士大夫階層出現分化,形成黨爭,後又因“國是”問題導致黨爭進一步激化。

王安石變法最終沒有掙脫士大夫政治文化下強大的反對走向失敗。

三朝元老文彥博反對變法，說道：“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文彥博的這句話，宋神宗並沒有反駁，其實他說出了北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本質了。

宋朝建立後，興文教，拉攏士大夫，極大鞏固了統治基礎，也將趙家與士大夫牢牢綁在了一起，想分開也要問士大夫能不能答應了。

有學者認為宋代是“虛君共治”政治，很有道理的。

當然，士大夫集團中也有改革派，但是保守派的力量更強大，王安石變法是觸犯了士大夫集團中的保守派既得利益，而失敗。

二、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態：因循守舊

宋代推崇“祖宗成法”，所謂的祖宗除了趙家的皇帝外，還有一代代的名臣賢相——士大夫封傑出代表。

所以後代人認為，“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祖宗法制非常完備，甚至完美，我們只需要蕭規曹隨即可。

這就是當時的官場文化，一切按部就班，面對出現的問題熟視無睹，反正他們過的很好。

由此宋代政治上因循守舊風氣愈加嚴重。

三、士大夫政治文化惡疾：君子與小人之爭

黨爭的成因很很多，但是士大夫文化土壤也是其中重要一個。

有些士大夫標榜自己為君子，將敵對者視為小人，這是惡化黨爭的一個主因。

衡量小人時不管你有沒有才能，建議有沒有實際作用，只要你是敵對陣營的，你就是小人。

而我是君子，哪怕是毫無實際能力了。

黨爭惡劣的時候，已經不是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執了，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升級為人身攻擊了。

大家好，我是詩涵果果解史。

宋朝是我最不願意寫的朝代，不管宋朝的經濟多麼發達，城市多麼繁榮，百姓多麼安居樂業，幸福指數多麼高，在我的印象裡，提到宋朝，我只能感到恥辱和哀其不爭！

北宋時期，宋朝從第三位皇帝開始，整個朝代都充斥著一種書生氣，皇帝的驕奢淫逸，但也文采風流，朝臣的腐敗無能，但也不乏有識之士。北宋是由趙匡胤篡奪後周政權得來的江山，而趙匡胤就是後周的節度使，武將出身，因此縱觀大宋一朝，對於馬背上打仗的武將忌憚最多，文臣領軍，太監監軍，武將上不能騎馬，下不能打仗，搞不好就是擁兵自重，丟了腦袋。朝堂的文臣相互傾軋，誓死不肯服輸，因為文人的傲骨，就把朝堂當做了他們建功立業的戰場，輸了大不了重頭再來，趙家的江山就像他們的籌碼一樣！

王安石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王安石也是文人士子集團中鼎鼎有名的人物，詩詞風流，字法無雙，更有一顆愛國忠君的心，但是書生的迂腐和文膽太重，不懂得變通的王安石，撬動了太多貴族階層的利益，最終變法失敗，也正是同樣屬於士大夫陣營的貴族階層逼迫皇帝終止了王安石的變法！

我們看看王安石變法都有哪些？

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裁兵法、保馬法等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新法，這些新法的頒佈和施行就需要依靠地方官員和相關部門的大力配合，僅僅依靠皇帝的嘴和王安石的字是進行不下去的，必須要加上各部門的手和底層官員的腿，一味剛強的王安石不懂官場曲折，官員們陽奉陰違，新法的意義被扭曲歪解，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宋朝時期的文人地位相對較高，士大夫更是文人集團的領袖，武將大多以這些文人領袖的學生自居，甚至還得不到他們的認可。王安石雖然也是士大夫的一員，但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左右不了整個文人階層的想法，也代表不了整個士大夫團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舉例，用舉例的方法去說明士大夫對新法的影響：青苗法本身的意思是為了緩解百姓在秋黃不接的季節向民間借貸，最後賣地賣兒女的悽慘局面，由政府借貸給百姓，收取少許利息。但是王安石不知道的是，民間大多數的借貸機構都是依靠士大夫的權利而生的，士大夫機構也是依靠收攏的大量資金享受優質生活的，王安石的青苗法斷絕了士大夫的財路，自然會遭到士大夫的聯名抵制。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就是斷人財路相當於殺人父母，如此深仇大恨，又怎麼能得到士大夫的認可。農田水利法的意義在於疏通河道，開通河道，對於民生的灌溉和收入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王安石低估了政績對於底層官員的誘惑力，農田水利法的施行慢慢的變了味道，更多的官員是為了政績考核，而不是真心實意的為了老百姓著想。因此北宋的各城各村的官員為了升官發財，大肆徵召民工，修建水利工程，百姓沒有得到實惠，反而更加民不聊生！裁兵法原意是為了消除北宋冗官冗兵，戰鬥力低下的局面。兵者為國之本，大量的裁員勢必影響整個軍隊計程車氣，那個時候可沒有指導員的說法，士兵都是沒有背景的農民，還好說一些，但是低階軍官大多數都是武將的子嗣或者親屬，是為了在軍隊得到升遷，搜刮士兵軍餉的，王安石的裁兵法動了武將的乳酪，地位本就比士大夫低一個層次的武將豈能善罷甘休，紛紛表示反對！總結：王安石急切變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對下層官員和百姓所要面對的局面沒有做好防範措施，得不到百姓，士大夫，武將的認可，三個代表的不認可又相互結合推動，士大夫作為三者的最高代表，在朝堂大力指責王安石變法的不妥之處，貶低變法的重要性，變法自然功虧一簣，皇帝也只能宣佈罷免王安石！

北宋計程車大夫政治文化，簡而言之就是“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有兩個內涵

1.祖宗留下來的制度不能輕易更改。“曲為之制，事為之防”的成套制度不能輕易更改。

2.祖宗不能夠輕易否定，不能新一任上臺就抹殺了祖宗的功績，搞全盤否定，這是錯誤的。

3祖宗的政策，話語可以被士大夫們拉來對抗君主權力，從而更好的穩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

王安石想要改革，首先就是拿大地主階級開刀，這些地主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就是士大夫，想要改革制度，士大夫們就會搬出“祖宗之法”來壓制宋神宗和王安石。其中的代表者就是司馬光，蘇軾等，他們形成強大合力使得王安石一時間孤立無援，只好依賴呂慧卿，章惇這樣的小人，致使變法失去了底線。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而開展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王安石變法可謂是針砭時弊的有力改革，並且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援，但為何改革幾經反覆最終失敗?

其實這與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有很大關係，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對政治系統運作和維。王安石變法的“三不足”精神動搖了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合法性。這也遭到了發對派的不滿，士大夫分化形成黨爭，最終也導致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一、北宋士大夫傳統“理學”與王安石變法的“新學”的思想鬥爭。

王安石變法開展的新法改革觸及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經濟利益，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計程車大夫官僚階層的強烈反對。

王安石在變法執政前後，吸收法家思想創立“新學”，為推動變法改革提供理論依據。“理學” 則是以司馬光、二程為反對新學，而形成思想體系。

“理學”提出“三畏”對天命要畏敬,對王公大人要畏敬，對聖人的言論要畏敬。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新學”提出“三不足”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舊的傳統不能作為依據，流言蜚語用不著去顧慮。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思想鬥爭的焦點集中在“祖宗之法”是可變還是不可變，是革新、前進還是守舊、倒退的問題上。思想上的鬥爭使得變法難以推進

二、王安石變法的重視理財，對北宋士大夫政治重義輕利的挑戰，使得北宋士大夫分化形成黨爭。

變法派與反變法派最終形成並展開紛爭，雖說是新法後產生的，但是在變法前就有兩股勢力已經形成。有元老派官僚勢力和臺諫勢力。隨著新法的提出推行,這兩股力量合而為一 ,形成反變法派，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者成為與之相對的變法派,兩派之間明爭暗鬥。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而完成此目標的重要方式就是理財。呂誨說王安石“商榷重利”，不管變法派的變法意圖如何,反變法派卻總是將全部新法籠統的等同於興利,又將興利與“小人喻於利”相提並論，隨意解釋，無故打壓變法，阻撓變法。義利之辨與所謂政見之爭,激化黨爭，反變法派則進行各種形式的毀謗和攻擊。

三、北宋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相權擴大國是”激化黨爭，宋神宗在兩派中動搖。

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說,形成了獨特的“文人治國”計程車大夫政治。而王安石變法中，宋神宗給了王安石極大的政治自主權，使得相權不斷擴充。動搖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合法性，王安石變法也一步發展和深化了同治天下的思想。寬鬆的政治文化使得士大夫充分的參政空間，後將“同治天下”發展為“共定是”，“國是”成為打擊異己、壓制言論的手段，進一步激化了宋朝黨爭。

北宋士大夫政治是君主政治及其文化的產物，皇權的鞏固需要拉攏士大夫階層。變法使得黨派功伐，朝政不穩。而王安石變法派中起了內訌，呂惠卿反戈相向，痛責王安石父子勾結朝廷諫官，“弄權矯令，罔上欺君”，對他進行栽贓陷害，而且奏書有理有據。宋神宗雖然表面上原諒了王安石的失職，但是內心卻對變法派的支援有所減弱。在新法推進時朝臣發對，提出罷相。宋神宗迫於眾人異議，同意了反法派的提議。王安石變法暫時無法展開。

總結: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基礎，並未得到北宋士大夫階層的廣泛認同，使得新發缺乏政治文化基礎。至使在變法運動中遭到許多士大夫的反對，導致政治上黨同伐異，降低了政治系統的穩定性，統治者的動搖更不利於新法的推行，導致變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