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國被視為具有雄才大略、承先啟後的君主，儘管她是一位女王。在她當政的45年（1558∼1603年）裡，英國經歷了殘酷的宗教戰爭，王室內鬥不斷，這個不起眼的落後農業島國，卻在她的帶領下，發展成為具有海上霸權的歐洲強國。她推崇重商主義的理論，熱衷莎士比亞的演藝，她敢挑釁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國，一舉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她鼓動英華人到海外拓展，開啟了英國的殖民地貿易。她終身未嫁，沒有為王室製造繼承人。 令我們感興趣的，主要倒不是女王的艦隊或者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是她繼承了其父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開端，為英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打造了一個新局面。 英國的中世紀和中國有點相像，社會重農輕商，尤其反對不勞而獲。直到十五世紀，英華人口總共不到五百萬，倫敦只有幾萬人。貴族莊園主的經濟自給自足，沒有發展“信用”的迫切需要。當時世界上金融最發達的地方是威尼斯，英語中的“現金”、“債主”、“信用”、“帳單”這些詞，都是從義大利商人那裡學來的外來語。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英國王室，乾脆實施了《反高利貸法案》，不允許民間搞什麼借貸。唯一的例外是住在倫敦城裡的猶太人，他們可以不受此法案的制約，但也因此被認為天生是貪婪小人，不受重視。所以不論是法律，還是良心，商人們對從事信用活動都很糾結。 亨利八世是英國國王中的異類。為了離婚，他和羅馬教皇吵翻了天，最終脫離了天主教的管轄，搞了個英國的國教。他自己是個名牌控，為了買法華人制造的那些高檔奢侈品，搞得聲名狼藉。亨利八世索性把《反高利貸法案》改一改，允許借貸，只要能付利息就行了，這樣自己也獲得了揮霍的自由。 伊麗莎白一世堅持父親實施的權宜之計。1571年的新法，設定收取利息上限為10％，在此水準之下，貸方必須遵照合同還本金付利息。為此，倫敦城裡的那些金銀匠們當然很開心。他們屋裡的小金庫，總堆著富豪們儲存的真金白銀，過去它們只是作為支付用途的準備金，現在可以被借進借出，以錢生錢。在一個穩定的制度下合法放貸，各種借據存條隨即應運而生，便利了國內和國際貿易。在今天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女王的時代，那可是挑戰了王宮內外的傳統觀念。順便說一句，女王去世後，這部《反高利貸法案》的利息條件又被收緊，直到1854年才被徹底廢除。 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00年的最後一天，給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西方的東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紀最多曾達13家，第一家獲得王室特許的就誕生在英國。這家公司逸聞趣事多多，對近代東西方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肩的。許多重要的經濟學思想的誕生與完善，都參考了這家公司實際的作為。 為什麼說女王授予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是一件大事？首先，因為到東方去做買賣實在是風險很大的賭博，而且風險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人所共知，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很會做亞洲人的買賣，但是英華人去東方買賣什麼呢？沒有人能預知結果，甚至船隊一年後能不能回來都沒譜。其次，公司制組織方式是英華人剛從外邊學來的，既有股東，又有董事會，還要透過什麼選舉，遵守什麼程式。它的船長和大副，實際上相當於今天的公司管理層，一旦離開了英吉利海峽，誰知道投資者的運氣由誰來掌握？再次，英華人艦指東方，跨越大西洋進入印度洋，肯定會遇到來自早期海上貿易強國的挑戰，前途未卜。簡而言之，東印度公司就拿這樣一個疑問重重的方案，企圖得到樞密院和女王的同意，貼上皇家特許的標籤。女王沒有猶豫。她以自己的信心，為一個民族開拓東方市場的雄心背書。 就在伊麗莎白女王當政的十六世紀，明末的中國出現了一位為世人熟知的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時稱萬曆皇帝。萬曆皇帝在位48年（1573∼1620年），和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 在他登基前的15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朝廷的允許在澳門定居，與大陸通商，南美與日本的白銀也開始大量流入中國。當時的大明是“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然而，並不平靜。萬曆皇帝的對手是誰？是夾在君王與百姓之間的一層特權文官。直接的原因是皇帝想立的太子，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出自自己心愛的妃子鄭貴妃。堅持祖宗章法不能變的官僚們，就是不給皇帝這點面子。 那麼，皇帝的王土王民當時是個什麼狀況？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在十三世紀就已經停滯不前了。例如法國曆史研究大師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就說，蒙古人成吉思汗佔領中原，農耕文化受到嚴重打擊，失去了現代化發展的潛能。但是，更多的人看明代，認為那是中國在大唐之後達到的又一個高峰。加拿大的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教授說，大明神話般的財富令歐洲人痴狂。沿著傳統道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在全球沒有競爭對手。和它相似的那些農牧國，如奧斯曼帝國、俄國、印度，遠比它鬆散落後；歐洲新興的那些海上強國遠在天邊，工業革命的種子尚未播種。明嘉靖皇帝（1522∼1566年，世宗）以後，在全國各地出現大批市集，貿易興旺，可以稱為中國式城市化、商業化早期革命。紡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等行業呈現規模化發展，銅錢、銀兩作為交易工具被廣泛使用，現代信用融資組織亦有了萌生的土壤。 東方帝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停滯不前，亦可能發生政權與社會的劇烈變革。 假設明朝末年出了一位李世民，他會不會像在大唐一樣，修明政治，富足經濟，並開啟宮門，迎接來自歐洲的文化和商業使者？假設傳統的朝廷也出了一位像伊麗莎白一樣的女皇，她會不會對通商和海戰也有事必躬親的興趣，派出船隊跨越南海直達印度洋？ 《明史》說萬曆皇帝在中期以後，“不視朝，不御講筳，不親郊廟，中外缺官亦不補”。《萬曆十五年》書中提到，無聊之際，皇帝會在宮中和太監們一起以擲銀為戲。他在地上畫一個圈，太監們用銀葉向圈裡投，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個銀錠賞錢。皇帝從未有過好奇心，問一問這些白銀是從哪裡來的，他也不想分心煩神，瞭解帝國越鬧越大的“銀荒”是怎麼回事。 大英帝國正雄心勃勃，展開貿易的風帆，一路向東再向東；大明皇朝卻內政外交失策，財政逼仄，一路下落再下落。風雲際會，領導者的膽識高低，將決定東西方兩大帝國的前程與命運。 白銀飄洋過海，製造大明王朝鉅額順差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很開放，特別是漢、唐兩代，經濟文化交往方面曾留下無數美談佳話。可是到了明中後期，就在西方世界進入白銀潤滑的跨洋貿易階段時，中國卻實行了“閉關海禁”，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這就是歷史，現在我才明白並不完全是這樣。明中期的“海禁”，禁止的是那些未經朝廷允許的貿易，而不禁“官倒”（編按：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詞彙，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的投機者）；“閉關”是從國防治安上考慮，懲戒地方勢力與倭寇，防範外邦思想理念的入侵。但“閉關”從來關不住民間貿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區。到了隆慶元年（1567年，穆宗），朝廷開始對海上貿易基本放行。 應當說，正是在明末清初，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對外開放貿易拉開了序幕。對此最好的一個證明，就是漂洋過海的白銀流動。談到“白銀時代”的世界經濟版圖，特別是貨幣財富分佈，少不了明清時期中國這邊的風景。 英國出土的中世紀銀幣，又小又輕又薄，有時還會被剪成四瓣，一塊銀幣四次花。劍橋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些亨利八世時代的金幣，拿在手中，幾乎感覺不到它們的分量。這都說明，在新大陸的白銀和黃金到達歐洲之前，金銀在這個國家還極為珍稀。不但民間很少有大件的奢華器具傳世，就是當成貨幣，人們也要精打細算。但十六世紀後，情況一下子變了，銀子多得可以被製成各種日常用具和裝飾擺設，而且精美無比。 更多的銀子當然是被用在了國際貿易中。發了財的西班牙就如同今日的美國，成了一個“世界貨幣”的供應國。以前的跨國貿易，主要是以貨易貨，譬如因此而流芳百世的華夏“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到了十六世紀，白銀作為貨幣被廣泛接受，兩個與西班牙不相干的國家做生意，都會用西班牙銀幣來結算。南美白銀產量不斷提高，西班牙帝國在國民財富總量上變得越來越富有，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它相比，它是當時世界上名副其實的第一強國。 但是，此時的西班牙人卻開始感覺有些不爽，為什麼呢？因為銀子太多了！突然之間，人們手裡握著銀子在市場裡亂逛，和今天紙幣印多了就要貶值一樣，西班牙人發現銀子越來越不值錢。正在此時，東方市場進入了歐洲人的視線。 最早開啟東方之門，是1514年就到了中國南海的葡萄牙人，他們發現了這個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被描繪富有的國家。十六世紀初的歐洲人根本無法想像，世界上還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人口與市場，更沒見過像江浙一帶這樣富庶的地方。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的居留權，可以在廣東從事貿易。三年後也就是156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兼併了葡萄牙王權。正是在這個年代，歐洲與中國的生意紅火起來。按德國學者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一書中的考證，到了萬曆時代，中國白銀的價格比在歐洲高出一倍：如果後者買一單位黃金需要12單位的白銀，在前者只要6個單位。拿南美洲開採的白銀作為貨幣，換得中國的絲綢與茶葉，在歐洲能賣到10倍於成本的價錢，利潤豐厚無比。荷蘭人的東印度洋公司曾留下記錄，從中國運回的貨物價值，才相當於商船從歐洲出港時，所帶白銀價值的四分之一。不誇張的說，在南美，以當地人生命為代價，歐洲人淘到了白銀；而到了中國，他們淘到的則是黃金。 以中國為目的地，西方人找到了白銀環遊三大洲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從當時世界白銀的第一產地、坐落在秘魯安地斯山脈，海拔四千多公尺群山中的波託西（Potosi，位於南美洲玻利維亞的一座城市），將銀子拖運到東海岸港口裝船，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西班牙的賽維爾（Serilla），然後轉運到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再從那裡出港繞過非洲，經過印度洋，最後運到中國的南方港口。另一條是從波多西往西再往西，經太平洋將白銀運達菲律賓的馬尼拉。明代時，這裡曾是中國出口貨物的集散地，一手交銀一手交貨，白銀最終會被運到中國的福建、廣東。除南美產出的白銀外，日本當時也是產銀和銀貿大國。當時中國進出口交易的中心，除馬尼拉外就是京都。 有些西方人，想像大明的皇帝肯定和西班牙的國王一樣，都對金銀財寶朝思暮想。其實從明末到清初，朝廷對銀子並沒有歐洲人這麼高的信仰。銀子稀里嘩啦的流入大明銀庫並積存在那裡，主要是由於外貿出現了鉅額順差（編按：是指於某時間內〔通常以年度計〕該國的出口相比於某國的入口大）。西方人想從大明進口的東西太多了，但華人從西方進口卻沒有那麼多的選擇。他們從北美買回紅薯、玉米等農作物，從南亞採購食品香料，從東南亞帶回熱帶優質木材。史書記載，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以來，細木傢俱成為時尚。由於出口平衡不了進口的價值，歐洲人只能用白銀來彌補收支差額。有一種估計說，到1600年左右，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000噸。還有人認為，明末的幾十年間，每年會流入100到200噸白銀。一個世紀下來，中國就吃進了上萬噸白銀。據測算，明代後期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國內自產白銀的10倍，佔歐洲從新大陸開掘出白銀總量和日本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和英華人在與西班牙、荷蘭的爭霸中攫取了大量白銀不同，大明僅靠民間的出口就積累了大量銀子，成了白銀南來北往的最大歸宿。沒想到，大明居然成了當年公認的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只不過巨大的出超收入並不是以外匯的形式存在國外，而是以白銀的形式全部沉澱在了國內。 相比而言，英國在白銀時代初期還是國際貿易中的小國，倫敦不過是白銀之旅的中繼站，中國積累的白銀也沒有在英華人那裡留下多少紀錄。但是兩百年後，正是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成為中英衝突的導火線。 “中國製造”兩百年前就賺遍全世界 與大量白銀流入大明相對應的，是同樣價值的貨物出口到海外。如果僅看白銀的全球之旅，那些如潮水般湧進中國的銀子，幾百年後已經跟著退潮的海水消逝得無影無蹤。整個時代的貨幣遺存，主要就體現在一些文字和數字上，只有少量的古舊銀幣可供考證。 中國文化出口從白銀時代開始。西方的傳教士和葡萄牙商人，相當成功的把中國無形的傳統和人文風貌變成了有形的文化輸出，最有代表性的形式當然就是書籍和版畫。 據1800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簡史》的列表，截至十八世紀末期，西方出版的中國主題的學術性圖書已達八十多種，各種遊記、筆記更多如牛毛。1719年，第一本關於中國探險的小說已在英國問世。孔孟及春秋各派學說都被翻譯成西文。 明末清初器物的出口，使原先西方對中國的憑空想像，逐漸有了實物的載體。最早從事大規模中國商貿的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對這個由7個小小的地區組成的聯邦共和國來說，商船卸下來的不僅是利潤，也證明著遙遠的東方帝國的確名不虛傳。 明末時，中國大規模生產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驚訝。這種生產並未脫離傳統工藝，也未出現新的生產關係，好奇的西方人稱之為工業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別於後來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1976年，在英屬聖赫勒拿島的附近海域，發現了一艘161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獅”號。它滿載著來自中國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沒有能夠到達目的地。根據有關的裝船資料，它運載的是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和東南亞諸國出產的香料。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一大批青花瓷（現保存於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光潔。除了損毀瓷器的碎片，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無損的瓷器，比四百年來西方保留下來的同時代瓷器總量還要多。據另一記載，十七世紀初年，一個大型貿易船隊平安抵達荷蘭，他們帶回的瓷器共有一萬多件，總重超過50噸，可見中國生產能力及出口規模之巨大。 從絲、棉、瓷器、火藥、硫黃、鋼、鐵、水銀、銅、麵粉、栗子、茶葉、風乾食品、傢俱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的從福建港口駛向菲律賓的馬尼拉。在那裡經轉載後，歐洲人的商船從馬尼拉駛往遠方的消費大國，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一位荷蘭的富商讚歎道：“中國的貨品既可以滿足一位百萬富翁的獨特需求，也可以滿足百萬家庭的普通消費。”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來了，如瓷器、彩繪的牆紙、雕漆傢俱，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費或後來損毀了。今日若去參觀一些儲存較好的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兩個房間內，擺設著精美奪目的大件瓷器，四面牆壁都是用中國風情的桌布裝飾的，還有許多明末清初匠心獨具的實用傢俱。 除了規模，“中國製造”備受青睞的是它們獨特的材料和上乘的品質。最近有英國友人來訪，大家談起華人現在是西方名牌的粉絲，不知何時中國名牌才能夠打入西方的消費市場。其實這件事，四百年前的華人就已經做得非常漂亮了。比如明末生產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鎮”，在荷蘭、英國、法國的市場上都很吃香。擁有這個牌子的壺碗瓶盆，就是身分的象徵。它們還會成為油畫題材，進入藝術的殿堂。明代匠人肯定也沒有料到，他們的手工製作流傳至今，竟成了價值連城的古董藝術品，而且和金融資產配置扯上了關係。 有了華人的用具，隨之而來的是引入中式生活習慣。儘管英華人在對華貿易上落後了葡萄牙人、荷蘭人一百年，但他們在移植中式品味上卻開風氣之先。比如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做中英轉口生意，它把中國的喝茶情趣帶到了英國，“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從17世紀起，下午茶成了英華人的特殊愛好。據東印度公司的運輸記錄，為了迎合英國民眾的興趣，東印度公司在採茶季節要儲存近一年的茶葉庫存。不論是社會的上層還是普通家庭，英華人都會在家裡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還為茶葉盒上了鎖，很時髦也很考究。許多紳士還會像中國文人那樣穿上一件手繡的絲坎肩（坎肩是無袖無領的上衣）在街頭炫耀，那感覺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個名牌包。 在白銀時代，皇朝輸出了“中國製造”，換回了大把外國貨幣；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歐洲，同時阻攔西方啟蒙思想在民間的傳播。這種不對稱的交流為日後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埋下了伏筆。
女王伊麗莎白直指萬曆皇帝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國被視為具有雄才大略、承先啟後的君主，儘管她是一位女王。在她當政的45年（1558∼1603年）裡，英國經歷了殘酷的宗教戰爭，王室內鬥不斷，這個不起眼的落後農業島國，卻在她的帶領下，發展成為具有海上霸權的歐洲強國。她推崇重商主義的理論，熱衷莎士比亞的演藝，她敢挑釁當時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國，一舉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她鼓動英華人到海外拓展，開啟了英國的殖民地貿易。她終身未嫁，沒有為王室製造繼承人。 令我們感興趣的，主要倒不是女王的艦隊或者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是她繼承了其父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開端，為英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打造了一個新局面。 英國的中世紀和中國有點相像，社會重農輕商，尤其反對不勞而獲。直到十五世紀，英華人口總共不到五百萬，倫敦只有幾萬人。貴族莊園主的經濟自給自足，沒有發展“信用”的迫切需要。當時世界上金融最發達的地方是威尼斯，英語中的“現金”、“債主”、“信用”、“帳單”這些詞，都是從義大利商人那裡學來的外來語。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英國王室，乾脆實施了《反高利貸法案》，不允許民間搞什麼借貸。唯一的例外是住在倫敦城裡的猶太人，他們可以不受此法案的制約，但也因此被認為天生是貪婪小人，不受重視。所以不論是法律，還是良心，商人們對從事信用活動都很糾結。 亨利八世是英國國王中的異類。為了離婚，他和羅馬教皇吵翻了天，最終脫離了天主教的管轄，搞了個英國的國教。他自己是個名牌控，為了買法華人制造的那些高檔奢侈品，搞得聲名狼藉。亨利八世索性把《反高利貸法案》改一改，允許借貸，只要能付利息就行了，這樣自己也獲得了揮霍的自由。 伊麗莎白一世堅持父親實施的權宜之計。1571年的新法，設定收取利息上限為10％，在此水準之下，貸方必須遵照合同還本金付利息。為此，倫敦城裡的那些金銀匠們當然很開心。他們屋裡的小金庫，總堆著富豪們儲存的真金白銀，過去它們只是作為支付用途的準備金，現在可以被借進借出，以錢生錢。在一個穩定的制度下合法放貸，各種借據存條隨即應運而生，便利了國內和國際貿易。在今天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女王的時代，那可是挑戰了王宮內外的傳統觀念。順便說一句，女王去世後，這部《反高利貸法案》的利息條件又被收緊，直到1854年才被徹底廢除。 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00年的最後一天，給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西方的東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紀最多曾達13家，第一家獲得王室特許的就誕生在英國。這家公司逸聞趣事多多，對近代東西方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肩的。許多重要的經濟學思想的誕生與完善，都參考了這家公司實際的作為。 為什麼說女王授予東印度公司皇家特許是一件大事？首先，因為到東方去做買賣實在是風險很大的賭博，而且風險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人所共知，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很會做亞洲人的買賣，但是英華人去東方買賣什麼呢？沒有人能預知結果，甚至船隊一年後能不能回來都沒譜。其次，公司制組織方式是英華人剛從外邊學來的，既有股東，又有董事會，還要透過什麼選舉，遵守什麼程式。它的船長和大副，實際上相當於今天的公司管理層，一旦離開了英吉利海峽，誰知道投資者的運氣由誰來掌握？再次，英華人艦指東方，跨越大西洋進入印度洋，肯定會遇到來自早期海上貿易強國的挑戰，前途未卜。簡而言之，東印度公司就拿這樣一個疑問重重的方案，企圖得到樞密院和女王的同意，貼上皇家特許的標籤。女王沒有猶豫。她以自己的信心，為一個民族開拓東方市場的雄心背書。 就在伊麗莎白女王當政的十六世紀，明末的中國出現了一位為世人熟知的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時稱萬曆皇帝。萬曆皇帝在位48年（1573∼1620年），和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 在他登基前的15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朝廷的允許在澳門定居，與大陸通商，南美與日本的白銀也開始大量流入中國。當時的大明是“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然而，並不平靜。萬曆皇帝的對手是誰？是夾在君王與百姓之間的一層特權文官。直接的原因是皇帝想立的太子，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出自自己心愛的妃子鄭貴妃。堅持祖宗章法不能變的官僚們，就是不給皇帝這點面子。 那麼，皇帝的王土王民當時是個什麼狀況？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在十三世紀就已經停滯不前了。例如法國曆史研究大師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就說，蒙古人成吉思汗佔領中原，農耕文化受到嚴重打擊，失去了現代化發展的潛能。但是，更多的人看明代，認為那是中國在大唐之後達到的又一個高峰。加拿大的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教授說，大明神話般的財富令歐洲人痴狂。沿著傳統道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在全球沒有競爭對手。和它相似的那些農牧國，如奧斯曼帝國、俄國、印度，遠比它鬆散落後；歐洲新興的那些海上強國遠在天邊，工業革命的種子尚未播種。明嘉靖皇帝（1522∼1566年，世宗）以後，在全國各地出現大批市集，貿易興旺，可以稱為中國式城市化、商業化早期革命。紡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等行業呈現規模化發展，銅錢、銀兩作為交易工具被廣泛使用，現代信用融資組織亦有了萌生的土壤。 東方帝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停滯不前，亦可能發生政權與社會的劇烈變革。 假設明朝末年出了一位李世民，他會不會像在大唐一樣，修明政治，富足經濟，並開啟宮門，迎接來自歐洲的文化和商業使者？假設傳統的朝廷也出了一位像伊麗莎白一樣的女皇，她會不會對通商和海戰也有事必躬親的興趣，派出船隊跨越南海直達印度洋？ 《明史》說萬曆皇帝在中期以後，“不視朝，不御講筳，不親郊廟，中外缺官亦不補”。《萬曆十五年》書中提到，無聊之際，皇帝會在宮中和太監們一起以擲銀為戲。他在地上畫一個圈，太監們用銀葉向圈裡投，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個銀錠賞錢。皇帝從未有過好奇心，問一問這些白銀是從哪裡來的，他也不想分心煩神，瞭解帝國越鬧越大的“銀荒”是怎麼回事。 大英帝國正雄心勃勃，展開貿易的風帆，一路向東再向東；大明皇朝卻內政外交失策，財政逼仄，一路下落再下落。風雲際會，領導者的膽識高低，將決定東西方兩大帝國的前程與命運。 白銀飄洋過海，製造大明王朝鉅額順差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很開放，特別是漢、唐兩代，經濟文化交往方面曾留下無數美談佳話。可是到了明中後期，就在西方世界進入白銀潤滑的跨洋貿易階段時，中國卻實行了“閉關海禁”，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這就是歷史，現在我才明白並不完全是這樣。明中期的“海禁”，禁止的是那些未經朝廷允許的貿易，而不禁“官倒”（編按：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詞彙，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的投機者）；“閉關”是從國防治安上考慮，懲戒地方勢力與倭寇，防範外邦思想理念的入侵。但“閉關”從來關不住民間貿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區。到了隆慶元年（1567年，穆宗），朝廷開始對海上貿易基本放行。 應當說，正是在明末清初，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對外開放貿易拉開了序幕。對此最好的一個證明，就是漂洋過海的白銀流動。談到“白銀時代”的世界經濟版圖，特別是貨幣財富分佈，少不了明清時期中國這邊的風景。 英國出土的中世紀銀幣，又小又輕又薄，有時還會被剪成四瓣，一塊銀幣四次花。劍橋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一些亨利八世時代的金幣，拿在手中，幾乎感覺不到它們的分量。這都說明，在新大陸的白銀和黃金到達歐洲之前，金銀在這個國家還極為珍稀。不但民間很少有大件的奢華器具傳世，就是當成貨幣，人們也要精打細算。但十六世紀後，情況一下子變了，銀子多得可以被製成各種日常用具和裝飾擺設，而且精美無比。 更多的銀子當然是被用在了國際貿易中。發了財的西班牙就如同今日的美國，成了一個“世界貨幣”的供應國。以前的跨國貿易，主要是以貨易貨，譬如因此而流芳百世的華夏“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到了十六世紀，白銀作為貨幣被廣泛接受，兩個與西班牙不相干的國家做生意，都會用西班牙銀幣來結算。南美白銀產量不斷提高，西班牙帝國在國民財富總量上變得越來越富有，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它相比，它是當時世界上名副其實的第一強國。 但是，此時的西班牙人卻開始感覺有些不爽，為什麼呢？因為銀子太多了！突然之間，人們手裡握著銀子在市場裡亂逛，和今天紙幣印多了就要貶值一樣，西班牙人發現銀子越來越不值錢。正在此時，東方市場進入了歐洲人的視線。 最早開啟東方之門，是1514年就到了中國南海的葡萄牙人，他們發現了這個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被描繪富有的國家。十六世紀初的歐洲人根本無法想像，世界上還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人口與市場，更沒見過像江浙一帶這樣富庶的地方。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的居留權，可以在廣東從事貿易。三年後也就是156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兼併了葡萄牙王權。正是在這個年代，歐洲與中國的生意紅火起來。按德國學者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一書中的考證，到了萬曆時代，中國白銀的價格比在歐洲高出一倍：如果後者買一單位黃金需要12單位的白銀，在前者只要6個單位。拿南美洲開採的白銀作為貨幣，換得中國的絲綢與茶葉，在歐洲能賣到10倍於成本的價錢，利潤豐厚無比。荷蘭人的東印度洋公司曾留下記錄，從中國運回的貨物價值，才相當於商船從歐洲出港時，所帶白銀價值的四分之一。不誇張的說，在南美，以當地人生命為代價，歐洲人淘到了白銀；而到了中國，他們淘到的則是黃金。 以中國為目的地，西方人找到了白銀環遊三大洲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從當時世界白銀的第一產地、坐落在秘魯安地斯山脈，海拔四千多公尺群山中的波託西（Potosi，位於南美洲玻利維亞的一座城市），將銀子拖運到東海岸港口裝船，運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西班牙的賽維爾（Serilla），然後轉運到倫敦和阿姆斯特丹。再從那裡出港繞過非洲，經過印度洋，最後運到中國的南方港口。另一條是從波多西往西再往西，經太平洋將白銀運達菲律賓的馬尼拉。明代時，這裡曾是中國出口貨物的集散地，一手交銀一手交貨，白銀最終會被運到中國的福建、廣東。除南美產出的白銀外，日本當時也是產銀和銀貿大國。當時中國進出口交易的中心，除馬尼拉外就是京都。 有些西方人，想像大明的皇帝肯定和西班牙的國王一樣，都對金銀財寶朝思暮想。其實從明末到清初，朝廷對銀子並沒有歐洲人這麼高的信仰。銀子稀里嘩啦的流入大明銀庫並積存在那裡，主要是由於外貿出現了鉅額順差（編按：是指於某時間內〔通常以年度計〕該國的出口相比於某國的入口大）。西方人想從大明進口的東西太多了，但華人從西方進口卻沒有那麼多的選擇。他們從北美買回紅薯、玉米等農作物，從南亞採購食品香料，從東南亞帶回熱帶優質木材。史書記載，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以來，細木傢俱成為時尚。由於出口平衡不了進口的價值，歐洲人只能用白銀來彌補收支差額。有一種估計說，到1600年左右，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000噸。還有人認為，明末的幾十年間，每年會流入100到200噸白銀。一個世紀下來，中國就吃進了上萬噸白銀。據測算，明代後期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國內自產白銀的10倍，佔歐洲從新大陸開掘出白銀總量和日本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和英華人在與西班牙、荷蘭的爭霸中攫取了大量白銀不同，大明僅靠民間的出口就積累了大量銀子，成了白銀南來北往的最大歸宿。沒想到，大明居然成了當年公認的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只不過巨大的出超收入並不是以外匯的形式存在國外，而是以白銀的形式全部沉澱在了國內。 相比而言，英國在白銀時代初期還是國際貿易中的小國，倫敦不過是白銀之旅的中繼站，中國積累的白銀也沒有在英華人那裡留下多少紀錄。但是兩百年後，正是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成為中英衝突的導火線。 “中國製造”兩百年前就賺遍全世界 與大量白銀流入大明相對應的，是同樣價值的貨物出口到海外。如果僅看白銀的全球之旅，那些如潮水般湧進中國的銀子，幾百年後已經跟著退潮的海水消逝得無影無蹤。整個時代的貨幣遺存，主要就體現在一些文字和數字上，只有少量的古舊銀幣可供考證。 中國文化出口從白銀時代開始。西方的傳教士和葡萄牙商人，相當成功的把中國無形的傳統和人文風貌變成了有形的文化輸出，最有代表性的形式當然就是書籍和版畫。 據1800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簡史》的列表，截至十八世紀末期，西方出版的中國主題的學術性圖書已達八十多種，各種遊記、筆記更多如牛毛。1719年，第一本關於中國探險的小說已在英國問世。孔孟及春秋各派學說都被翻譯成西文。 明末清初器物的出口，使原先西方對中國的憑空想像，逐漸有了實物的載體。最早從事大規模中國商貿的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對這個由7個小小的地區組成的聯邦共和國來說，商船卸下來的不僅是利潤，也證明著遙遠的東方帝國的確名不虛傳。 明末時，中國大規模生產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驚訝。這種生產並未脫離傳統工藝，也未出現新的生產關係，好奇的西方人稱之為工業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別於後來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1976年，在英屬聖赫勒拿島的附近海域，發現了一艘161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獅”號。它滿載著來自中國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沒有能夠到達目的地。根據有關的裝船資料，它運載的是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和東南亞諸國出產的香料。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一大批青花瓷（現保存於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仍然保持著原有的光潔。除了損毀瓷器的碎片，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無損的瓷器，比四百年來西方保留下來的同時代瓷器總量還要多。據另一記載，十七世紀初年，一個大型貿易船隊平安抵達荷蘭，他們帶回的瓷器共有一萬多件，總重超過50噸，可見中國生產能力及出口規模之巨大。 從絲、棉、瓷器、火藥、硫黃、鋼、鐵、水銀、銅、麵粉、栗子、茶葉、風乾食品、傢俱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的從福建港口駛向菲律賓的馬尼拉。在那裡經轉載後，歐洲人的商船從馬尼拉駛往遠方的消費大國，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一位荷蘭的富商讚歎道：“中國的貨品既可以滿足一位百萬富翁的獨特需求，也可以滿足百萬家庭的普通消費。”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來了，如瓷器、彩繪的牆紙、雕漆傢俱，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費或後來損毀了。今日若去參觀一些儲存較好的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兩個房間內，擺設著精美奪目的大件瓷器，四面牆壁都是用中國風情的桌布裝飾的，還有許多明末清初匠心獨具的實用傢俱。 除了規模，“中國製造”備受青睞的是它們獨特的材料和上乘的品質。最近有英國友人來訪，大家談起華人現在是西方名牌的粉絲，不知何時中國名牌才能夠打入西方的消費市場。其實這件事，四百年前的華人就已經做得非常漂亮了。比如明末生產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鎮”，在荷蘭、英國、法國的市場上都很吃香。擁有這個牌子的壺碗瓶盆，就是身分的象徵。它們還會成為油畫題材，進入藝術的殿堂。明代匠人肯定也沒有料到，他們的手工製作流傳至今，竟成了價值連城的古董藝術品，而且和金融資產配置扯上了關係。 有了華人的用具，隨之而來的是引入中式生活習慣。儘管英華人在對華貿易上落後了葡萄牙人、荷蘭人一百年，但他們在移植中式品味上卻開風氣之先。比如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做中英轉口生意，它把中國的喝茶情趣帶到了英國，“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從17世紀起，下午茶成了英華人的特殊愛好。據東印度公司的運輸記錄，為了迎合英國民眾的興趣，東印度公司在採茶季節要儲存近一年的茶葉庫存。不論是社會的上層還是普通家庭，英華人都會在家裡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還為茶葉盒上了鎖，很時髦也很考究。許多紳士還會像中國文人那樣穿上一件手繡的絲坎肩（坎肩是無袖無領的上衣）在街頭炫耀，那感覺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個名牌包。 在白銀時代，皇朝輸出了“中國製造”，換回了大把外國貨幣；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歐洲，同時阻攔西方啟蒙思想在民間的傳播。這種不對稱的交流為日後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