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馬吉，美國傳教士，1912年作為美國聖公會的牧師之一前往中國進行傳教活動，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瘋狂屠殺之際，馬吉選擇和其他傳教士一起留守南京，挽救了很多平民和士兵的生命。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曾經這樣描述：一種人道主義行為。

一、駐守南京，參與安全區籌建

上海陷落後不久，法國饒家駒神父在上海建立了一箇中立區，保護了45萬名在戰爭中失去家園的中國難民。由於饒神父的這個行動的成功開展，因此，在日軍將進攻的矛頭逐漸指向南京的時候，在南京的相關外華人士開始有所行動。

安全區又叫中立區，就是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外華人利用自己中立國的身份，在特定的地方收留難民，所以委員們根據自己的工作地點和住宅，安全區最初設定了多座建築，後來還有增加，基本上都集中在南京城的西北郊，其中包括金陵大學，金陵文理女子學院，最高法院，拉貝公寓，馬吉和福斯特共同管理的兩個公寓，基本上位於當時的南京的市中心。

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成員名單中，約翰·馬吉都位列其中，作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主席，他著手接管了設在外交部、鐵道部和軍政部內部的幾所原部隊醫院，為了儘可能不被日軍刁難，還解除了這些地方所有的武裝，並確保這裡的建築只被用作醫院。

（江南水泥廠難民區）

二、救死扶傷，拍攝暴行

福斯特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們留下來的目的一是為了建立安全區，二是為了鼓勵醫護人員，馬吉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主席，主要負責安全區的醫療和急救。

（一）與時間賽跑，設立緊急醫院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進南京城，馬吉和福斯特立即抓緊時間分頭趕往各自的安全區，尋找急救醫院，便於接收受傷的民眾，但是當他和福斯特趕到中央醫院的時候，這裡已經是一片廢墟，醫院空無一人，基礎的醫療裝置已經被炸燬，醫生和護士已經撤離，南京衛生事務所情況還是一樣，之後他們去看設立在外交部的軍醫院（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之前已經接管了設立在外交部的醫院），但是剛到門口就被已經重兵把守的日本士兵攔住了，情急之下，他把目光放在了鼓樓醫院。

在這所臨時醫院裡，所有的傷員都由一個醫生救治：羅伯特·威爾遜，鼓樓醫院每天要救治150 多名傷員，進行二十多臺外科手術，馬吉除了幫助籌備一些最基本的醫療用品之外，還用相機記錄威爾遜醫生告訴他的一些患者的情況，他發現，幾乎來到鼓樓醫院的每一位都是經歷過死裡逃生的。之所以選擇這些傷員，是因為他們正在接受威爾遜的治療，傷口裸露在外面，相機正好可以記錄下他們在醫院救治過程中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讓人們看到大屠殺帶給難民們的影響。

（“五一”大掃蕩中先奸後殺的婦女）

（二）記錄安全區民眾生存圖景

光依靠救治難民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南京的危機的，因此，因此委員們開始用寫信和記日記的方式記錄南京城內的真實情況，向更多的國際組織求助，期望以輿論的形式或許可以阻止日軍的瘋狂行動。在這些人當中，約翰·馬吉不止可以寫信，因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臺家庭攝影機，1937年12月16日，也就是侵華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第四天，馬吉在他所居住的二樓公寓，進行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次試拍。拍攝重點在鼓樓醫院，對於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地方，他是這樣說的：教會醫院收治了很多傷員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受害者，假如攝影者能在那裡逗留較長時間，那麼，這部電影的內容必定還要豐富得多。但是他同時也提到，他所拍攝的日軍暴行只是滄海一粟。

但是依然可以從這些拍攝中檢視到大屠殺中的暴行：

一位搪瓷店的職員的頭部被日軍用軍刀嚴重砍傷，入院6天后，他腦部的脈搏跳動依然清晰可見，還有一位遭受到日軍輪姦的受害者，她的腦部幾乎被日本士兵砍掉。其中一名男子和其他70個人被從金陵大學的蠶廠里拉出來，他們或者是被槍打死，或者是被刺刀刺死，然後澆上汽油焚燒，但是他還是拖著身子來到醫院，20小時後死去。

類似的事件在安全區域內部還有很多，馬吉所拍攝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些在安全區域內部有外華人庇護的市民尚且如此，那麼那些在別的區域的市民，甚至不受保護的中國士兵的生存狀況則是無法想象的。對於日軍對於安全區內的民眾遭受的屠戮，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這樣描述到：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士兵隨意殺掉。

（當年約翰·馬吉拍攝的在鼓樓醫院治療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

三、烽火家書，傳遞所見所聞

1937年12月持續到1938年1月，馬吉拍攝的地點都在鼓樓醫院，在這期間，他一共拍攝了30多起大大小小的案例，他在信中這樣給妻子描述：應該把他們記錄下來，這樣，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諸於眾。

此外，他還說起他尋找急救醫院的時候遇到的事情：“我們在（設立在南京外交部的軍醫院）門口遇到了一個怒氣衝衝的軍官，在這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這種人，他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話，他的那副模樣就像要把我燒掉。”

除了搶劫，在馬吉看來，日軍在南京城最令人無法忍受的行為就是強姦婦女了。馬吉在信中這樣描述到：日軍以最無恥的方式來幹這些勾當，大街上到處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士兵。讓馬吉無法忍受的是，日軍連寺院裡面的尼姑也不放過，當寺院裡的和尚來請求馬吉幫忙的時候，他立即應允了，房子裡、飯廳裡、樓上樓下的屋子裡甚至衛生間都是前來躲避的婦女。

除了救助前來求助的婦女，馬吉和福斯特還不時在街上主動尋找需要幫助的婦女們，即使是把這些婦女安置在醫院進行治療，也不是絕對地安全。一個日本士兵闖入安全區，在醫院中摸到了三個女孩的床位，威爾遜醫生試圖趕走這個士兵，但是這個士兵卻將槍對準了威爾遜，貌似要開槍，馬吉將這件事轉述給剛從美國來的日本總領事，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不可避免的。不止是患者身處不安全的環境，在安全區的這些委員們本身也深受煎熬，隨時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

（馬吉冒著生命危險,用一架16毫米的攝影機,拍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四、託付影像紀實，揭露真相

1938年5月，馬吉和費奇把之前拍攝的影片以圖片的方式開始向世人公佈，並且分別刊登在《生活》週刊上，他在其中特別選擇了十張照片，在這些照片中，有被日軍用斧頭砍傷的，有被槍傷的，有燒傷的，有刺刀刺傷的，侵華日軍的各種暴行被揭露。

為了能夠使得這些膠片得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並且不至於遺失，費奇讓柯達公司將這些影片做了四份複製，其中一部送到了英國，一部送到了德國，另外兩部由費奇帶到了美國，在這裡，因為30年代的膠片和現在還是有一些不同的，一米長的膠片拍攝的畫面大概可以持續5秒鐘，所以才會有馬吉寫給妻子心中的那句話：要是有更多的膠片就好了。

1947年初，南京軍事法庭在審判戰犯谷壽夫的時候，馬吉作為重要證人出庭作證，並當場播放了自己拍攝的影片，同時將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以陳述。弗蘭克·庫伯編導的電影《中國的抗戰》，其中有些片段就是用的馬吉所拍攝的影片，影片在美國的傳播，曾經被用作鼓勵美國軍民積極參戰的宣傳片，但是這並不妨礙這部影片的性質，最終它還是實現了揭露甚至阻止日軍暴行的初衷。

參考資料：

1、劉燕軍：《對《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一文的補充》，《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12期。

2、約翰·馬吉：《為南京大屠殺留下鐵證》，http://v.163.com/jishi/V5R8VCP1E/V，2012年5月15日。

4、(美)張純如著，譚春霞、焦國林譯：《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5、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12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6年。

戰爭奪取先烈的生命，試問如果不是叛徒橫行哪裡會有這麼多無辜生命被害。心存異己是華人的通病，所謂這樣慘烈的屠殺也與我們華人不團結有必不可分直接原因，如果再來一次戰爭叛徒比比皆s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