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掛牆上的條幅是近代才出現的書法形式，在王羲之父子的晉朝根本就沒有。那時候雕版印刷都沒有，全憑手抄，所以寫的多，寫字的技巧就純熟，這是後代書家比不了的優勢。王羲之父子留下的便條在當時就像現在的簡訊一樣普及，數量也多，但就是這樣，在經過2000年的流傳，現在也所剩無幾，倖存的都成了無價之寶。

在古代的傳世的墨跡作品中，除了有少量的書丹的墓誌碑刻流傳下來，基本上就屬信札和尺牘，這是因為書法的功用決定的。古代和我們現在不一樣 ，沒有電話、電腦等等，也沒有現在的中性筆、鋼筆等等，靠的就是信札的傳遞，古人的每一點事情的記錄都是透過毛筆的書寫來傳達的，書法做主要的功用就是記載和寫字，雖然偶有名家抄寫的歷代名作流傳，但畢竟當時大家都會寫書法，所以書畫的市場一直到明清的時候才漸漸的開始盛行和普及，因此，我們能看到的大多的書法的墨跡都是一些生活的便條和悄悄話是一件不是特別奇怪的事情，說不定裡面還記載了許多當時的小秘密呢。。。。

晉唐的紙張（含絹，麻，布等）的高度，大多跟現在的A4紙張差不多。一般長度也有限（只有特定大作品，才會比較長），好紙（實際上並非現代人概念中的宣紙之類的紙張）才能儲存很久，但很貴。

所以，那時候的作品，大多是小件化的，字有指甲蓋大小，就算挺奢侈的哈（而且，據說小型字，才最能體現毛筆的筆性，你想想，如果碩大的字，與鋒穎對比，鋒穎就顯得微不足道，就會產生失調，但書法會因為微妙的失調而失去韻味，所以後世用大紙大筆，書法的精妙度就削弱了很多）。

到宋代，紙張才比較普及，但普通的紙張無法長期儲存，不能很好地適應作品留存所需。

大型紙張，從明朝才比較普及，後來才有了掛幅之類的書法作品。

晉唐迄今保留下來的作品，大抵上主要的書法作品分為6大類，信札，奏摺，碑文翻刻，記載（日常行文和記史等），抄經，特定美文（詩詞賦曲序等）。

書法和繪畫的發展，總的來說似乎在同步增長，具體分析卻另有特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發展較繪畫更臻成熟。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書法藝術鼎盛時代，書體的演變從篆、隸、章、草蛻變出來，形成了真、行、今草書體。儘管後來各朝的書法家中也有擅長篆、隸、章、草的，但畢竟是個別的，只是作為書法藝術來欣賞。而真、行、今草，已經為大家所接受，被廣泛應用於社會交往。同時在士大夫階層中形成了普遍的風尚，作為雅俗的分野標準。這一時期的主要書法家有鍾繇、皇象、衛夫人、陸機、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羊欣、王僧虔等。

《鴨頭丸帖》

談到王羲之父子留下來的書法名帖內容大部分像信手拈來的生活便條，其實這並不只限於王羲之父子二人，當時大多書法作品皆如此。因為當時寫這些帖時並不是作為藝術品，而是普通的書信，是日常交往的實際需要。陸機《平復帖》是中國最早的書法藝術，因帖中有“恐難平復”，故名《平復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雖被清乾隆皇帝列入“三希”之一，但該帖有唐人氣息。王獻之《中秋帖》雖也被清乾隆皇帝列為“三希”之二，但疑為米芾所臨。他的《鴨頭丸帖》暫時存疑，需進一步研究。王珣《伯遠帖》被清乾隆列為“三希”之三，經鑑定此帖為真跡。羊欣《暮春帖》曾刻入《淳化閣帖》和《大觀帖》。王僧虔《劉伯寵帖》等刻入《淳化閣帖》和《大觀帖》，《萬歲通天帖》中他的《舍人王琰帖》，應屬可信之作。

《十七帖》（區域性）

上述這些帖中的《平復帖》、《快雪時晴帖》、《鴨頭丸帖》、《中秋帖》、《伯遠帖》、《舍人王琰帖》等大多為書信，因而書體均為草書。字數不多，尺幅均較小，言簡意賅，短小精悍。相比較而言，其中《平復帖》還算字數較多的。王羲之《蘭亭序》因不屬於書信，故寫的比較規矩。而《快雪時晴帖》、《十七帖》、《初月帖》等均系草書。至於王羲之《曹娥誄辭》寫的中規中矩，其原因大概這是一篇“誄”，以示對女神曹娥的尊敬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