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請自來。

作為宋代文史研習者，收藏此問題已有數日，不見有人作答，故而不揣簡陋，在此略作解說，以為題主理解之助。

題主所引文字，出自《宋史》卷三一〇《王曾傳》，原文如下：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

翻譯成白話，大意如下：作為宰相，王曾進用或者斥退士人，並不對外張揚，以至世人不知哪些是他進退者。范仲淹曾經對王曾說：“公開讚揚士大夫中的英才，舉薦任用他們，是宰相義不容辭的責任。您德高望重，為當世所稱揚，只是於此，沒有應有的作為。”王曾回道：“作為執政大臣，把（任用人才的）德澤恩惠算到自己名下，那麼，（因埋沒人才而來）怨恨不滿，又算在誰的頭上呢？”范仲淹非常佩服王曾的話。

（圖自網路，侵刪）

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王曾的度量和器識，他深知宰相大臣都是助皇帝治理天下，任用人才的，自己不過是代皇帝行事而已，進用和斥退士人，都不是出自個人的私利，而出於公心、為國考量。這樣大公無私的精神，范仲淹自然佩服得五體投地。

然而，難道，范仲淹說的就沒有道理嗎？或者說，范仲淹的見解，就低了一個層次嗎？

未必如此。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心胸氣度，與王曾一樣開闊。他的性格更為外向，愛憎更為分明，加上他最高只做到參知政事（副宰相，相對於今天的常務副總理），在朝中的話語權有限。他和一批士大夫有志改革朝政、激揚士風，希望有所作為，就不能不樹立正面典型，就不能不讚譽推賞出類拔萃的人才，同時，不能不斥退和攻擊那些無才無德、尸位素餐的官僚。范仲淹曾上《百官圖》，指出哪些人賢良可用，哪些才德有闕，不堪任用。因此，可以說，王曾和范仲淹的對話，跟其各自的身份、性格和地位相關，並不能得出王曾見解更勝一籌的結論。

慶曆新政沒有成功，宋代的黨爭卻激化了，歐陽修曾作《朋黨論》《與高（若訥）司諫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讚美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等四賢，貶斥不肖之人高若訥。范仲淹和王曾的不同觀點，可以看作是宋代政治文化，特別是宋代黨爭逐漸走向激烈的表現。

在宋太祖太宗時期，宋王朝初立，還處在開疆擴土，加強統治階段。到了真宗時期，特別是“澶淵之盟”後，趙宋王朝進入承平時期。國家根基已穩，然而，不少方面的弊端已經開始暴露，加上宋朝整個國策由開拓進取，到守成自保，許多士大夫不滿足國家的這種現狀，希望變革，實現國富兵強。

然而，另外一些士大夫則更傾向於安定守成，他們或為個人富貴考量，或以太平不易，反對任何“折騰”，或認為國家的變革改良，不能急促，於是，士大夫內部開始分化，黨爭出現，並逐漸激化。王曾（978-1038）和范仲淹（989-1052），作為前後兩代士大夫的傑出代表，他們人才觀和用人思想的差異，可以看作是宋代政治文化變遷的縮影。

范仲淹，舉世皆知其名，文章末就簡單介紹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今屬山東青州）。他是宋真宗、仁宗兩朝的名相。24-25歲時，便以蟬聯禮部和殿試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中進士，他是宋朝少有的狀元宰相。王曾廣為人所稱讚的是，扳倒了奸相權臣丁謂。因為王曾立身處世，幾乎無可挑剔，他過世後，朝廷賜諡號“文正”，文正，是人臣諡號之極品。清代的張之洞一直幻想死後，能夠像曾國藩那樣，得到“文正”的諡號，最後只得了一個“文襄”。

整個宋代，得到“文正”諡號的，只有王曾、范仲淹和司馬光等九人。論九人在後世的影響力，當數范仲淹和司馬光最大。《宋史·王曾傳》記載王範兩人的對話，正是透過名臣范仲淹之口，讚美王曾作為宰相之賢明。

《宋史》是元初修撰的，相關記載，多半沿襲宋人史料。其實，王曾為相的沉穩忠厚風格，在當時便被人讚譽，富弼（晏殊的女婿，也是名相）所作王曾行狀中亦言：“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進人物，終身使勿知。或有謝者，必正容拒去。惟不引用親屬，有出上意者，亦奏嫌報罷。”宋祁（即“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為王曾所作墓誌銘中，亦有類似記載：“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黨，退不肖，不奸怨。”皇帝曾親書“忠亮忠厚”四大字，贈給王曾。同時的其他大臣，都沒有得到，這種待遇，可說是極為罕見的。

這句話可看出深有城府的居官人士之心態，也可視為境界，意即做好事不留名，幫助人不圖報。但對國家利益有影響的庸才，也要使得其所，免得佔著茅坑不拉屎。這句話是王氏與范仲淹的問答。範以為，老王身居要職，應雷厲風行，選良任賢，罷愚黜拙，使其心知肚明。這其實是範討好王的意思。即你提拔了那麼些幹部，不讓夲人知曉，是否虧得慌？你看老王的回答，提拔的人感謝，功勞歸我，哪那些被趕出官場的昏庸之輩，又該怨恨我吧？

你看，多聰明啊，多有肚量，多有城府，多有氣場！難怪死後諡為文正公，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好些宰相都未獲此！可見老王的風範得到時人景仰，更應在當今發揚光大！

這句的大意是:作為執政的人，對人有恩德的事情，都想加到自己的身上，那些得罪人的事情，又讓他給誰呢？

語出宋史，范仲淹年輕的時候，愛衝動，老想著憑自己去改變官場的腐敗，招致數次被貶，後來，他去找正宰相王曾。王曾便回了他一句"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我認為王曾的這句話，是告訴范仲淹，作為一個管理者，你不能光看到他所得到的好處，更要看到他所承受的委屈，同時，也告訴人們，一個好的管理人員不能光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那些得罪人的事情也要理直氣壯地管起來。

這是北宋真宗、仁宗朝宰相王曾的一句名言，關於這句話的記載，有兩個出處。

《宋史·王曾傳》載：王曾做宰相的時候，掌握著官吏進退的大權，他一手提拔了很多官員，卻又很低調，儘量不讓人知道這是他的主意。范仲淹對王曾的這種做法持有異議，認為選拔人才本來就是宰相的職責，就是應該讓人知道用人的標準，而不應該回避。王曾卻回答：“作為宰執大臣，想提拔的人對自己感恩，那麼，那些未被拔擢的官員的怨恨又該由誰來承受呢（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王曾說：“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

《儒林公議》中對王曾的這個工作風格記載的比較詳細，還特別舉了一個例子：

王曾剛當上宰相的時候，有一個叫蘇惟甫的官員希望得到進用，數次到王曾府第拜訪，希望得到王曾的舉薦，王曾每次都不正面迴應他。蘇惟甫見王曾這個態度，就知難而退，沒想到，不久他就等到了自己的任命書，是一個極好的職位。仔細一看，任命狀是王曾早就簽署了的。蘇惟甫看到後，十分慚愧感慨。范仲淹對王曾這種做法也很感嘆：“長期掌握權柄，卻不用來買私情，這是平常人難做到的（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王曾說道：“恩若自樹，怨使誰當？”

“恩若自樹，怨使誰當？”和 “恩欲歸己，怨使誰歸”兩句話，字詞稍有差別，整體意思大致差不多。都說明王曾在運用權力、舉薦人才方面尚的理念：唯才是舉、出於公心，不借機施捨私人恩情，培植個人勢力。

後人對王曾的這句話都給予很高評價，它也逐漸成為王曾一生正氣為官的精煉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