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跟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是有強烈關聯的，為了能夠很好的說明，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從周朝建立封建制度開始到宋朝整個政治制度看下。

眾所周知，都建立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封邦建國，非洲才有那麼多諸侯國，導致春秋五國爭霸，戰國七雄紛爭。

這個時候不是中央集權的，是天子和諸侯國分權，天子權利有限，而且在中央也不是天子一個人說了算還有相，比如周公召公共和！

到了秦朝採用的是郡縣制，沒有了諸侯國，權力是有皇帝和丞相分享，所以在秦始皇死後，才出現了趙高和李斯的聯合，趙高也是權臣之一。

西漢沿襲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皇帝之下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

西漢的政治制度，其實已經把政務軍事和監察分開了，而且還設定了專門幫助他們處理事務的九卿，但是這樣的話，依然會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尤其是太尉，因為他管理軍事，很容易成為權臣！

比如霍光，王莽就是這樣成為權臣的。

到了隋唐，這一政治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採用了三省六部制，實際上就是分三公的權。

三生就是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中書省負責起草政令，門下省負責稽核政令，尚書省負責管理政務，六部是在尚書省下面的，也就是把權力劃分的很細，相互牽制，但是在唐朝初期，依然出現了像李林甫這樣的權力過大的宰相！

到了宋朝，為了進一步削弱相權，加強君權，實行了二府三司制，三省的長官不參與政治，二虎就是中書門下和樞密院。中書門下負責政務，樞密院負責，三司則是鹽鐵，戶部，度支。

這樣相權就受到了嚴重的削弱，當一個人無法成為全城，但是它又有野心的時候，只能聯合各個部門共同對外，這就有了結黨！

這也是為什麼宋朝之前容易出權臣，而宋朝之後的權臣比較少的原因。

實行科舉制，對於中央集權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隋唐時期科舉制以後，一改東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家族可以跟皇權抗爭的情況！

（古代黨爭沒有照片，但大家可以參照當下某地區的激烈場景）

黨爭為什麼起於唐宋？而不是三國南北朝，因為那是武人的時代，而唐宋相對而言，文官的地位明顯高於武官，大家也都知道，文人，尤其是中國文人、尤其是文章寫得不好卻以文人自居的那些人，特別善於黨爭，至今仍戰鬥力驚人。

咱先說唐朝的黨爭，主要出現在中後期，也就是科舉制度日益成熟，考試出來的大批“科舉官員”成為官場新潮流，而以往那些出身於世家門第的舊式官僚則不免被視為保守派——這裡說一句，實際上黨爭不是壞事，至少是個中性詞，英國也有黨爭，但人家是明著來，最後便出現了議會。但唐宋明清的黨爭是表面很和睦或者說不讓說話，暗地裡卻往死裡鬥。

（歐洲某國議會，看上去更激烈)

牛李黨爭說白了就是這麼回事，出身不同、政見也不同，而從大政方針而言，代表保守派的李黨倒是更積極，尤其是藩鎮割據上，李黨主戰，牛派主和。李黨代表人物李德裕曾收復重鎮維州，而牛派居然硬是把維州還給吐蕃，結果維州降唐人事被吐蕃極其殘忍地處死，震驚一時。而幾番爭奪之後，牛黨白敏中獲勝，李德裕被趕到崖州憂鬱而死。

再說說宋朝的黨爭，此時科舉考試已經是主流，幾乎大多數官員都來自考場。於是不同地域的考生、不同老師的學生之間，便形成了派別之爭。而大規模的黨爭，則是北宋神宗年間開始的王安石變法，出現所謂新舊黨爭，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為舊黨，王安石、呂惠卿、章惇等為新黨，最初是政見之爭，隨之而來的便是權力之爭（假使以國會投票的勝負來定，說不定這場權力之爭就會合理化，但實際上並沒有，還是表面握手暗地裡互相攻擊那一套）。

於是，黨派之爭就成了派系的明爭暗鬥，北宋後期，先是王安石與司馬光鬥，而後是二程、蘇軾的蜀洛黨爭，宋哲宗之後又是章惇新黨上臺，大舉打擊舊黨，蔡京上臺，更立元佑黨人碑——簡單來說，北宋的黨爭，確實使其元氣大傷，人才凋零的結果，便是金人南下滅宋。

如此大規模的黨爭，在明朝中後期也出現。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但因為沒有合理的權力分享制度，所以黨爭無法解決明朝的問題。而實際上與黨爭相似的，是科舉制度是否能提拔出真正的治華人才？至今仍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科舉本身的公正與否？背書式的教育能否提供有效的管理人才？科舉背後存在的大量權力干涉，又該怎麼講？這些問題，直到清朝取消科舉，依舊沒有答案。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宋朝政治是相當開明的，朝臣們可以隨便說話，可以說，出現了某種民主政治的萌芽。但是，宋朝為什麼卻出現了嚴重的黨爭呢？

宋朝是當大臣當得最舒服的時候，又是當得最憋屈的時候。

（宋朝的廷爭）

說宋朝大臣最舒服，因為皇帝厚待大臣，給他們發史上最高的工資。不會輕易殺他們的頭，輕易脫了褲子當場打屁股，更沒有文字獄誅九族之類。

說他們最憋屈，是因為那時候黨爭非常激烈，可以稱得上是歷朝歷代最激烈的。大臣們很難做成一件事，很難做好一件事，整天都陷在人與人的相互整治之中。而且動不動就會被流放，一生都在外地輾轉奔波。就比如蘇軾，把他搞到登州，剛上任五天，又把他搞到其它地方去了。北方到邊關定州當官，南方到海南發配，整個中國他都走完了。

宋朝為何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呢？我們先來理一理宋朝黨爭的大致情況。

宋朝的黨爭，最早是宋真宗時期，寇準和王欽若爭鬥，先是宋真宗支援寇準和遼國打仗，排斥王欽若。後來澶淵之盟簽訂以後，王欽若又在宋真宗面前讒言陷害寇準，把寇準排斥出去。

到宋仁宗實施慶曆新政到時候，黨爭開始變得厲害起來。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又發生了一次很大的爭鬥。

宋仁宗先是支援范仲淹等人，可是後來，夏竦等人惡人先告狀，在宋仁宗面前說，範宗淹韓琦歐陽修他們結成朋黨。當時歐陽修年輕氣盛，還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文章給宋仁宗，說壞人結成朋黨，就會幹壞事，如果是好人結成朋黨，那就會把事業搞得更好。我們是好人之間結成朋黨，為什麼不可以呢？

（宋朝的黨爭）

宋仁宗當然不會聽歐陽修說這個話，好人壞人又沒有標準，誰能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所以宋仁宗認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是壞人，把他們紛紛罷免，慶曆新政也因此失敗。

黨爭在宋神宗熙寧變法的時候，達到了一個小高潮。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掀起了驚濤駭浪。為實現變法，宋神宗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罷免出朝。就是在變法派內部，也有王安石和他的徒弟呂惠卿的黨爭。後來宋神宗去世以後，高太后上臺，重用保守派，驅逐變法派。因為當時的年號是元祐，然後這些大臣又成了元祐黨人。當然了，元祐黨人內部，其實還有紛爭，比如洛黨和蜀黨之爭。

接著是宋哲宗親政，他不喜歡他祖母搞的那一套，又把他爹宋神宗搞的那一套撿起來，實施變法，於是驅逐保守派，黨爭又出現了一個輪迴。

然後宋徽宗上臺。宋徽宗先用的年號是“建中靖國” ，意思是調和各黨之間的矛盾，建中嘛。但是隻用了一年時間，他就發現實際上調和不了，他也不想調和，於是改年號為“崇寧”，也就是崇尚熙寧變法的意思。接著，宋徽宗嚴厲打擊元祐黨人，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取消他們及後代的各種權力。

（北宋末年奸人結黨）

以上就是北宋黨爭的一個大致情況，南宋的情況也和北宋差不多。

從上面的情況梳理，我們大致能夠明白，宋朝雖然允許知識分子隨便說話，連歐陽修都敢發表《朋黨論》，但是，這種自由有一個前提，就是皇權至上。所有的建議主張，不管好還是壞，都要取決於皇帝的看法。皇帝認為對，就對。皇帝認為不對，就不對。這個皇權是不民主的，是凌駕在所有規範之上的。所以，所謂民主政治的萌芽，是假象。

皇帝如果有一個定性，那事情就可以做好。如果皇帝搖擺不定，就像我們上面看到的宋朝皇帝一樣，最後自然會釀成黨爭。而又由於宋朝皇帝不那麼兇惡，這就使得宋朝的黨爭比其它朝代更厲害。

題目問題說的黨爭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倒並不存在。相對來說，宋朝的科考是比較公正和完善的。舉兩個例子。一是當時嚴禁皇室參加科考。後來宋太宗兒子參加科考成功，最後還是給他免了。二是歐陽修當考官的時候，發現一張卷子寫得非常好，但他認為可能是他學生曾鞏的，因此點位第二名。誰知道最後這是蘇軾的卷子。這個蘇軾他並不認識，於是後悔不已。

何止宋朝每個朝代都有黨爭，這事人性使然，一個人覺得自己力量不夠大戰鬥力不夠強，自然就會去找跟自己相投之人結成同盟一起進退以壯大自己的力量，人人都這樣想，自然就會結成不同的黨派，資源就那麼多不去爭怎麼當老大？

不能說黨爭之害就是從宋朝出現的，唐朝不也有牛李黨爭嗎？當然牛李黨爭和宋朝黨爭的本質確實不同。再說此前的權臣之害，宋朝以前，各朝各代確有不少權臣，如王莽、楊堅、高歡等人都從權臣走上了皇帝寶座，梁冀、宇文護、李林甫等則被視為禍國殃民者的權臣。

這些權臣的出現，倒未必都是禍害，評價也要因人而異。其實，權臣固然威脅皇權，但究其本質也是皇權的派生物。任何一朝皇帝，都要有自己的統治模式和倚重力量，倚重後黨，則權力出於外戚，若倚重世家大族，則權力為大族輪流坐莊，若倚重軍事強人，權力則被武夫左右。權臣能成為皇帝重要支撐力量，但膨脹到一定時候又會威脅皇權，這是政治規律。

宋朝統治者其實是吸取前代教訓的，宋太祖總結歷代興亡教訓，構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顯然這個模式是有很多優點的，文人掌權，用武力威脅皇權的事情就不大可能發生。文人透過讀書，參加科考進入仕途，一切以科考定勝負，就保證了階層的流動，無所謂世家大族。當然，外戚、宦官之流也統統靠邊站了。

但是這種模式也不是沒有缺點，“黨爭”是其中一個。文人以科舉進入仕途後，會以同年（同年中進士）、同門（出於同一人門下）、同鄉等為紐帶，結成小集團，在朝廷上互相負氣爭鬥，甚至給人“秀才爭閒氣”的感覺。

宋朝的黨爭在真宗朝後期初露端倪，寇準、李迪、王旦、王曾等人與丁謂、錢惟演等人為爭權而互相不和。此後仁宗朝，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推崇新政，與守舊派鬧得不可開交。到了神宗朝，圍繞新法的問題，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又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勢同水火。新法失敗，新黨失勢後，保守派又以地域分成了洛、蜀、朔三黨。

其實，宋朝的黨爭也不能一概否定，除了爭權的因素外，其中更多的還是觀點之爭，尤其是北宋前中期。士大夫階層有深刻的擔當和憂患意識，對糾正時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觀點上難免不一致，反映在朝局上就是紛爭不斷。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看，朝廷上有紛爭反而能夠保證皇權至高無上，對鞏固皇權有利。到了南宋，秦檜、史彌遠、韓侂冑、賈似道等權臣相繼出現，反而使得皇權衰微，朝政腐敗。所以，對待黨爭，也應客觀評價。

相權分散

趙匡胤改革，宰相與樞密使、三司使分別負責行政、軍事和財政，宰相還有助手參知政事分權，無法出現權臣。

從宋真宗開始，到宋仁宗，總共半個多世紀的統治，兩個皇帝都很心軟、寬厚，造成文臣武將百花爭鳴，結果就是思想混亂、自由渙散，為了一件事，大家熱衷於爭個臉紅脖子粗，反正最多就是調往外地，工資待遇也不會少，同志感情也不受傷害。

這種黨爭有好也有不好。

最初的黨爭發生在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之間，其實無所謂大政爭論，只是用人方面的論爭。范仲淹說要選賢任能，呂夷簡說我本身就是選賢任能。打得不亦說乎。

第二次黨爭還是范仲淹。步入政壇核心的他開戰慶曆新政，結果歐陽修等人得罪夏竦。夏竦攻擊范仲淹結成朋黨，歐陽修則寫下《朋黨論》反擊，大張旗鼓為自己結黨辯護。而在實際工作中，他們自以為的朋黨卻相互辯論、無法統一思想、整天吵吵嚷嚷，加上新政沒取得實際效果、夏竦等人用奸計攻擊，宋仁宗一怒之下，將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全部調往外地。

經過宋英宗、宋神宗的努力，皇帝權力逐步加強了。

在宋神宗大力支援王安石變法期間，沒有什麼所謂黨爭，因為保守派基本靠邊站了。

第三次黨爭反對新法：在宋神宗駕崩，太皇太后、皇太后執政，她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任用司馬光將新法全部廢除，新黨全部靠邊站，甚至客死他鄉。政壇撕裂了，黨爭開始成為生死相鬥。司馬光死後，舊黨分成三派：蘇軾、蘇轍蜀派與程顥、程頤洛派及劉摯的朔派整天打嘴仗。

第四次黨爭推行新法：高太后去世後，1093年宋哲宗趙煦親政，表明紹述，變法派被稱為元豐黨人，反對者元祐黨人，追貶司馬光，並貶謫蘇軾、蘇轍等舊黨黨人於嶺南，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復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減輕農民負擔，使國勢有所起色。並停止與西夏談判，多次出兵討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第五次黨爭反對新法：1100年宋哲宗英年早逝後，宋徽宗繼位，向太后垂簾聽政，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新法。

九個月後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掌權，奸臣蔡京登臺。

從司馬光一個勁廢除新法後，上天似乎存心毀滅大宋，數年間不斷反覆，直至病入膏肓。之後，君子之爭淪為小人之爭，是非、道德完全淪喪，不斷攫取帝國財富權力，直將大宋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靖康之變怎能不發生！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宋朝政治是相當開明的，朝臣們可以隨便說話，可以說，出現了某種民主政治的萌芽。但是，宋朝為什麼卻出現了嚴重的黨爭呢？

宋朝是當大臣當得最舒服的時候，又是當得最憋屈的時候。

說宋朝大臣最舒服，因為皇帝厚待大臣，給他們發史上最高的工資。不會輕易殺他們的頭，輕易脫了褲子當場打屁股，更沒有文字獄誅九族之類。

說他們最憋屈，是因為那時候黨爭非常激烈，可以稱得上是歷朝歷代最激烈的。大臣們很難做成一件事，很難做好一件事，整天都陷在人與人的相互爭執之中。而且動不動就會被流放，一生都在外地輾轉奔波。就比如蘇軾，把他搞到登州，剛上任五天，又把他搞到其它地方去了。北方到邊關定州當官，南方到海南發配，整個中國他都走完了。

宋朝為何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呢？我們先來理一理宋朝黨爭的大致情況。

宋朝的黨爭，最早是宋真宗時期，寇準和王欽若爭鬥，先是宋真宗支援寇準和遼國打仗，排斥王欽若。後來澶淵之盟簽訂以後，王欽若又在宋真宗面前讒言陷害寇準，把寇準排斥出去。

到宋仁宗實施慶曆新政的時候，黨爭開始變得厲害起來。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又發生了一次很大的爭鬥。

宋仁宗先是支援范仲淹等人，可是後來，夏竦等人惡人先告狀，在宋仁宗面前說，範宗淹韓琦歐陽修他們結成朋黨。當時歐陽修年輕氣盛，還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文章給宋仁宗，說壞人結成朋黨，就會幹壞事，如果是好人結成朋黨，那就會把事業搞得更好。我們是好人之間結成朋黨，為什麼不可以呢？

宋仁宗當然不會聽歐陽修說這個話，好人壞人又沒有標準，誰能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所以宋仁宗認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是壞人，把他們紛紛罷免，慶曆新政也因此失敗。

黨爭在宋神宗熙寧變法的時候，達到了一個小高潮。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掀起了驚濤駭浪。為實現變法，宋神宗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罷免出朝。就是在變法派內部，也有王安石和他的徒弟呂惠卿的黨爭。後來宋神宗去世以後，高太后上臺，重用保守派，驅逐變法派。因為當時的年號是元祐，然後這些大臣又成了元祐黨人。當然了，元祐黨人內部，其實還有紛爭，比如洛黨和蜀黨之爭。

接著是宋哲宗親政，他不喜歡他祖母搞的那一套，又把他爹宋神宗搞的那一套撿起來，實施變法，於是驅逐保守派，黨爭又出現了一個輪迴。

然後宋徽宗上臺。宋徽宗先用的年號是“建中靖國” ，意思是調和各黨之間的矛盾，建中嘛。但是隻用了一年時間，他就發現實際上調和不了，他也不想調和，於是改年號為“崇寧”，也就是崇尚熙寧變法的意思。接著，宋徽宗嚴厲打擊元祐黨人，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取消他們及後代的各種權力。

以上就是北宋黨爭的一個大致情況，南宋的情況也和北宋差不多。

從上面的情況梳理，我們大致能夠明白，宋朝雖然允許知識分子隨便說話，連歐陽修都敢發表《朋黨論》，但是，這種自由有一個前提，就是皇權至上。所有的建議主張，不管好還是壞，都要取決於皇帝的看法。皇帝認為對，就對。皇帝認為不對，就不對。這個皇權是不民主的，是凌駕在所有規範之上的。所以，所謂民主政治的萌芽，是假象。

皇帝如果有一個定性，那事情就可以做好。如果皇帝搖擺不定，就像我們上面看到的宋朝皇帝一樣，最後自然會釀成黨爭。而又由於宋朝皇帝不那麼兇惡，這就使得宋朝的黨爭比其它朝代更厲害。

題目問題說的黨爭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倒並不存在。相對來說，宋朝的科考是比較公正和完善的。舉兩個例子。一是當時嚴禁皇室參加科考。後來宋太宗兒子參加科考成功，最後還是給他免了。二是歐陽修當考官的時候，發現一張卷子寫得非常好，但他認為可能是他學生曾鞏的，因此點位第二名。誰知道最後這是蘇軾的卷子。這個蘇軾他並不認識，於是後悔不已。

所謂黨爭，其實早在唐代便已出現，所謂牛李黨爭，只不過當代中學歷史教育無此內容，所以大家都不太瞭解而已。

黨爭為什麼起於唐宋？而不是三國南北朝，因為那是武人的時代，而唐宋相對而言，文官的地位明顯高於武官，大家也都知道，文人，尤其是中國文人、尤其是文章寫得不好卻以文人自居的那些人，特別善於黨爭，至今仍戰鬥力驚人。

咱先說唐朝的黨爭，主要出現在中後期，也就是科舉制度日益成熟，考試出來的大批“科舉官員”成為官場新潮流，而以往那些出身於世家門第的舊式官僚則不免被視為保守派——這裡說一句，實際上黨爭不是壞事，至少是個中性詞，英國也有黨爭，但人家是明著來，最後便出現了議會。但唐宋明清的黨爭是表面很和睦或者說不讓說話，暗地裡卻往死裡鬥。

牛李黨爭說白了就是這麼回事，出身不同、政見也不同，而從大政方針而言，代表保守派的李黨倒是更積極，尤其是藩鎮割據上，李黨主戰，牛派主和。李黨代表人物李德裕曾收復重鎮維州，而牛派居然硬是把維州還給吐蕃，結果維州降唐人事被吐蕃極其殘忍地處死，震驚一時。而幾番爭奪之後，牛黨白敏中獲勝，李德裕被趕到崖州憂鬱而死。

再說說宋朝的黨爭，此時科舉考試已經是主流，幾乎大多數官員都來自考場。於是不同地域的考生、不同老師的學生之間，便形成了派別之爭。而大規模的黨爭，則是北宋神宗年間開始的王安石變法，出現所謂新舊黨爭，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為舊黨，王安石、呂惠卿、章惇等為新黨，最初是政見之爭，隨之而來的便是權力之爭（假使以國會投票的勝負來定，說不定這場權力之爭就會合理化，但實際上並沒有，還是表面握手暗地裡互相攻擊那一套）。

於是，黨派之爭就成了派系的明爭暗鬥，北宋後期，先是王安石與司馬光鬥，而後是二程、蘇軾的蜀洛黨爭，宋哲宗之後又是章惇新黨上臺，大舉打擊舊黨，蔡京上臺，更立元佑黨人碑——簡單來說，北宋的黨爭，確實使其元氣大傷，人才凋零的結果，便是金人南下滅宋。

如此大規模的黨爭，在明朝中後期也出現。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但因為沒有合理的權力分享制度，所以黨爭無法解決明朝的問題。而實際上與黨爭相似的，是科舉制度是否能提拔出真正的治華人才？至今仍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科舉本身的公正與否？背書式的教育能否提供有效的管理人才？科舉背後存在的大量權力干涉，又該怎麼講？這些問題，直到清朝取消科舉，依舊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