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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還好,主要是說他的感情問題,當然政治上也有誇大。而宋仁宗竟然被神話成一個千古明君,我感到很不理解,軍事上既未開疆拓土,還讓保護邊境最大的功臣落得明神宗時期戚繼光的下場,政治上更是腐敗嚴重,國家財政危機加重,為後來的慶曆新政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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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夜話青史

    宋仁宗

    宋仁宗趙禎是大宋王朝第四個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所有皇帝最長久的,在他在位期間雖沒有開疆拓土、文治武功,但是實施以仁治天下,百姓安居樂業 ,經濟繁榮。一年的財收收入更達到驚人的一億兩千六百萬兩,而後世的明朝每年只有幾百萬兩的收入!他治理下的宋朝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唯一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朝代。

    此外,在他治理期間宋朝社會、科技以及文化方面均取得輝煌的成就。譬如華人引以為傲的四大發明,有三個是在北宋發明出來的!我們至今耳熟能詳,名垂青史的人物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李清晨、程頤、司馬光、黃庭堅、蘇洵、蘇轍、包拯、文彥博、富弼、狄青、韓琦等都出現在宋仁宗時期,沒有仁宗皇帝的開明,就沒有大唐之後又一個井噴式的文化盛世!

    在《宋史》中高度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宋史》每一句都中肯的評說了仁宗的大仁大義。仁宗還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甚至宋仁宗去世的訊息傳到遼國,剽悍的遼國君主也大吃一驚,衝上來緊緊握住宋使的手嚎啕大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百姓甚至連乞丐也嚎啕大哭。試想一個能讓外邦和治下的百姓如此哀掉的皇帝是何其罕見?

    宋仁宗趙禎也是歷史上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他也是心高氣傲、自視甚高的乾隆皇帝平生最敬佩的帝王之一。難怪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敬畏這位偉大帝王?

    明孝宗

    而明孝宗朱佑樘是中國歷史上能與宋仁宗相比肩的賢主。他18歲即位,36歲去世,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無權臣、宦官或後宮的專權,也很少弊政。晚明學者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恭儉有制、勤政愛民” 是《明史》對孝宗的評價。也有人把他和周成王相比。無論是個人修養來看還是在治國方面,孝宗都很了不起。他在詩、琴、畫上都有造詣。他還創造了一個明代歷史上的中興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觀之處。

    作為皇帝,朱佑樘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最專情的皇帝。他的一生只取了一個老婆,那就是他的皇后張皇后。這與其他皇帝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反差是何其大也!同時,他又是一個心胸寬廣,知恩圖報的皇帝。儘管他的親生母親被他老爹的寵妃萬貴妃害死,他自己也差點被萬貴妃所害,死於非命,但是在他即位以後,卻沒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去追究萬貴妃的家人(那時萬貴妃已死),只是把他們罷官了事。

    在他在位期間,扭轉了明朝從英宗以來的頹勢,國運蒸蒸日上,明朝的國勢重新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史稱“弘治中興”。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個幾乎完美無瑕的皇帝。

  • 2 # 為國釣魚

    宋仁宗的雞湯小故事

    晚上忍餓不殺羊,怕由此成為皇宮定例

    路上渴了忍著沒要水喝,怕失職的隨從受責

    吃飯時石子咯牙沒聲張,怕粗心的宮女受罰

    ~《正說中國三百五十帝》

    仁宗朝,凌遲正式入刑,天聖三年,大辟2436人,每年因鹽政獲罪之人不下十萬。

    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大夏(西夏),1040~1041年三次大敗宋軍於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

    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達成“慶曆和議”:

    1.西夏去帝號,稱國主;

    2.互相承認領土主權;

    3.雙方擄掠的人口不再歸還;

    4.宋朝每年賜西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節日另賜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

    慶曆二年(1042年),契丹“聚兵幽燕,聲言南下”,宋朝“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契丹寇邊得到和平解決。

    此後,北宋“歲幣”、“歲賜”銀達到27.2萬兩。而宋朝那個一個億的“貫石匹束兩圍”收入中,白銀收入佔比很低(88.39萬兩,天禧五年資料)。

    仁宗朝名臣雲集,如范仲淹、富弼、韓琦、梅堯臣、文彥博、歐陽修、呂夷簡、包拯、龐籍、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張方平、狄青……

    名臣雲集卻也“入仕門多,得官者眾”。宋初內外官不過三五千員,真宗“恩意漸廣”,景德年間(1004~1007年)增至一萬多。仁宗“濫進至極”,皇祐年間(1049年~1052年),官員人數激增至二萬多,“俸祿既廣,刻剝不暇”。

    太祖開寶年間(968~975年)養兵37.8萬(禁軍19.3萬,廂軍18.5萬)

    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養兵66.6萬(禁軍35.8萬,廂軍20.8萬)

    真宗天禧年間(1017~1021年),養兵91.2萬(禁軍43.2萬,廂軍48萬)

    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養兵125.9萬(禁軍82.6萬,廂軍43.3萬)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文獻通考.卷一五二.兵考》

    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年),養兵140萬。~《中樞備檢》

    “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四》.富弼

    “(嘉祐)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蔡忠惠公集.卷十八.論兵十事疏》.蔡襄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張子全書.卷一三.邊議》.張載

    “冗官”、“冗兵”、“冗費”使仁宗朝開支巨大,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推動的“慶曆新政”因另一幫士大夫的反對,范仲淹被打發去和西夏打仗,新政實施不到一年便無疾而終。

    冗官刻剝,冗兵軟弱,生民凋敝,國家困頓

    積重難返,急需變革是神宗朝新舊兩黨士大夫們的共識

    這就使得參禪悟道的王安石老爺子變法措施激進如斯,以致舊黨視王安石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異類。

    變法十五年,重開源而不重節流導致理想中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變成民加賦國用依然不足,因為傳統農耕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司馬光

    變法的阻力與反彈也就變得如此猛烈,新法無論好壞被全部推倒,“一切變為祖宗之法”。

    熙豐變法由“國事之爭”變成“政爭”,肇始於仁宗。

    (整理一段時間再以仁宗朝為例談宋代稅制)

    仁宗酷愛雙飛,“尚、楊二美人方得寵,每夕並侍上寢”~《涑水記聞》

    怠於政事,失地賠款,財政窘迫,刻剝酷烈

    正所謂“小善大惡者也”

    明孝宗情況與宋仁宗差不多

    武備弛廢,京營佔役,廣賜皇族,耗盡府庫,不修政事,熱衷齋醮……

    財政敗壞到“內庫幾無”,“太倉銀僅105萬兩”,要不是有個敢親自上陣提刀砍人,大力整治兵制財政,卻被文人黑成不良滑板少年的兒子武宗朱厚照,連埋他所需的180萬兩銀子都湊不夠。

    等不到女真人進來,蒙古人就搶先一步了。

    共同點是

    這二位都對文人士大夫予取予求,寬厚仁愛,廣被恩澤。

    剝開仁孝看本質,昏混之老好人罷了

    你對俺好,給俺錢,還讓俺兒子也當官,俺也可以無恥地為你吹一把。

    至於現在神話這二位老哥的,都是並不看書的“歷史愛好者”罷。

  • 3 # 大膽做自己喜歡的事

    為什麼說宋仁宗是偉大的君主?在宋仁宗時期,國泰民安,社會穩定,國家富裕,百姓安居樂業。這就是功勞,還是最大的功勞!質疑他的人,舉出亢兵、亢官的問題,是對宋仁宗的不瞭解。為什麼宋仁宗時期有亢兵?因為宋仁宗制定了一項政策,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可以去當兵,如果哪裡發生大規模饑荒,那裡就會大規模招兵。因為宋仁宗採納大臣們的意見,“國家招一兵,山林就少一賊,百姓就無饑荒。”大概是這意思,就是說大饑荒時,國家多招饑民為兵,就少一個人造反。看看明朝末年李自成就是沒飯吃然後又被解僱才造反的。宋仁宗時期亢兵多,是因為存在大量的撫卹性質的饑民當兵,國家一方面解決饑民造反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讓這些饑民做點對國家有用的事,一舉兩得。亢官的性質,也差不多,都是為攬天下人心,讓士子不胡思亂想不做造反的夢,讓士子們為國所用。反例比如,洪秀全就是考不起秀才造反的,黃巢更是考不起秀才就怒而造反。縱觀整個宋朝300年天下,亢兵亢官貫穿始終,不獨宋仁宗時期,也不獨宋朝,唐朝明朝都或大或小存在,但宋仁宗將這項政策運用的最好,以招兵養饑民,以招官消造反。宋朝三百年,沒有百姓造反,沒有饑民造反,沒有官員造反,沒有士子造反,所以宋朝雖然外患不斷,卻內部穩定,百姓齊心,大臣同心,忠臣良民層出不窮,才有宋朝300多年天下,排歷朝歷代第一位。宋朝宋江方臘之流,都不是造反,都是罪犯逃跑,聚集一地自保,怕官服捉拿歸案。宋江殺閻婆惜之後才落草為寇,方臘更是犯法逃犯,沒有一個是饑民造反。 所以說,宋仁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明君。

  • 4 # 坐古談今

    首先,提問者的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守成之君”主要是承認“守成者”的能力不如前者,守的是前人的成就、貢獻。“守成之君”是一種讚美詞,守住祖宗的貢獻與偉大,發展自己的文治武功特點。

    宋仁宗值得讚美,但問題是促進了宋朝的滅亡,加重了宋朝的頑疾。其在制度上沒有解決“三冗”問題,所以,註定就是“守成”。宋仁宗不但繼承而且發揚了這一問題。例如在“重文輕武”上,宋太祖、太宗並非很明顯的重文輕武,他們只是防止“武將奪權”。到了宋仁宗時期,文人竟然逼死了“大英雄狄青”,這是後世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難以接受的。

    目前對於宋仁宗的神話主要還是說他仁、對百姓如何愛戴、如何支援文化事業等,然而,這些不是宋朝一貫的特色嗎?

    最後,宋仁宗時期北宋經濟最為發達,那又如何?任何朝代都逃脫不了“二八規律”。北宋發生的農民起義相對較少,可見其綜合幸福度應該是最高的。按照魯迅先生的類似說法,北宋的華人被“吃”的時候,是喂得最肥、最舒服的時候,這個也確實絕對該讚揚。但北宋中期發生的五次較大規模起義三次都是在仁宗時期。在我面前,詩和文在好,也沒有肚子的飯、肩上的膽子重要,搞不好這兩樣兒啥都沒用。

    明孝宗是一個傳奇,但他最大的失敗是有個不成文的兒子。明孝宗弘治的悲慘經歷大家應該都清楚,身為皇子東躲西藏,從出生前直到18歲登基前都生活在“死亡陰影下”。可以說,明孝宗的身體好不了,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明孝宗的性格竟然沒有被扭曲!可見這個人確實和自己的父輩、子孫截然不同。

    明孝宗最大的歷史功勞是利用執政的十八年,在傳統治國方法下,比較正式地重申了法律的重要性,抑制了“商業思想對政治的侵襲”。當時,江浙地區的知識分子以“蓋個房、取個號,買個小老婆兒”為時尚。以徐經為代表的商業資本,希望透過唐伯虎這樣的文士科舉進入官場的現象也越來越多。唐伯虎因為孝宗倒黴了一輩子,但卻也是他使得商業侵入政治的時間和速度被延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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