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很糟糕，不然面對周武王的大軍，商朝軍隊被打得落花流水。

有學者認為，應戰周武王大軍的是臨時組織的商軍，當時商軍主力在中國東部征討東夷人。商軍主力在商朝滅亡後，在侯王喜的率領下去了美洲，成了印第安人。

有學者認為，商朝滅亡的一個原因是，商紂王為鞏固其統治實施改革，箕子等保守派商朝權貴反對改革，離心離德，商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而周武王趁勢崛起了。

商紂王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帝王，簡單說說吧！

據說商紂王被黑的挺慘的，被後世成為紂王，本身就是一種蔑稱，不過沒辦法，誰讓他是亡國之君呢。

在商朝時，他的正式稱呼是帝辛，在任期間也是一位挺有作為的首領。南征北討，開疆拓土，周邊許多方國都服從商朝的管理。

商朝的滅亡，跟周武王的突襲策略有很大關係。當時帝辛的大軍正在東邊作戰，周軍突然殺到，帝辛只好匆忙組織一群奴隸和囚犯與周軍對敵。這些奴隸和囚犯本就對商朝不滿，才有了臨陣倒戈的發生。帝辛寧願自焚也不願意投降，商朝滅亡。

從這些零散的記載來看，帝辛應該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不然也不能統領大軍四處作戰。但是，他對周國太掉以輕心了，結果身敗國亡。

今人多有為商紂王平反昭雪之心，大概皆因主席曾評說:“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紂王伐東夷，打了勝仗，但損失也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

確實，主席對人與事多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待。而在《史記.殷本紀》關於殷紂(既商紂王)的也有記載：“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由此可見紂王是個聰明勇武、能言善辯之人。但從中也不難看出紂王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一面。

另外《史記.殷本紀》對紂王還有記載:“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從中就可以知道歷史上有名的“酒池肉林”既是出自這位荒淫無度的君王了！

還有現在關於紂王這一稱謂，也有些爭議。有個別歷史文獻記載“紂”為“受”，所以有學者認為此是通假字，而商朝可能並無給帝王上“諡號”的制度，所以是把“受”字誤傳為“紂”。但《易》、《禮》、《論語》等典籍都記為“紂”，《呂氏春秋·功名》東漢高繡注:“賊仁多累曰紂”。漢蔡邕在《獨斷》:“帝諡……殘義損善曰紂”。所以在絕大多數史學家眼中紂王絕非英主！何況還有“助紂為虐”這樣的成語，難道也是“張冠李戴”嗎？

要說紂王的組織動員能力，那在他執政前期沒得說，一個字“強”！只看他重用的人就能“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了，其中不僅有商容這樣的能臣，還有有“仁德君子”之稱的姬昌(後來的周文王)，更有孔子被稱為“殷有三仁”的微子、箕子和比干的三位仁者。但是紂王執政後期卻是:“囚姬昌、罷商容、殺比干、禁箕子、逐微子。”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能力能改變“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的命運嗎？

最後說牧野之戰，紂王驚聞武王率周軍來襲，倉促之間武裝了大批奴隸、戰俘和守衛王城朝歌的軍隊，開赴牧野迎戰。據記載，紂王親率到牧野的總兵力有七十萬人，另有文獻記載是十七萬人，總之“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可是，這樣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能阻擋歷史滾滾前進的步伐嗎？

關於商代的歷史，今天是很難考證的。比較靠譜的，是孔子編撰的《尚書》。

但我們要知道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不可能具備唯物史觀。他只能透過流傳下來的文獻和自己的政治立場、道德標準來撰寫，必然出現偏頗之處。

原因可能在以下兩點：

一個是基礎史料很可能出現了篡改。武王滅商之後，商人並沒有消失，而是被周王族親信加以監管，結果爆發了三監之亂，所以篡改史料，防止商人造反有一定的必要性。證據也比較明顯，比如商紂王在牧野之戰倉促間投入70萬奴隸，這明顯不可能。要知道70萬人從組織起來，裝備武器，配給給養，以商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沒有可能性。

一個是價值觀不同。孔子處在春秋末期，距離商代滅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社會價值觀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商朝是一個奴隸制國家（存疑），奴隸制國家的特點就是外張型，需要不斷的透過對外戰爭獲取奴隸來增加生產力，而孔子處在春秋時期，中國已經轉向為農耕為主生產方式，孔子回看商朝歷史，自然就就得出了商紂王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評語；同樣，奴隸制國家一大特點就是奴隸主階層的窮奢極欲，奴隸主對奴隸有絕對的權利，奴隸等同於牲口，甚至不如牲口，奴隸主不會考慮奴隸的生存環境，這批奴隸壓榨死了，透過戰爭，還會有新的奴隸補充。而孔子所處的時代，作為生產力的農民相對於奴隸已經精貴起來了，地主不能像奴隸主那樣農民再當做牲口，所以在孔子看來，商紂王的做法就是毫無人性，不顧國家；夏商兩代之前是部落社會，從父系社會開始，女性的政治權利就開始喪失，但不意味著女性政治地位一開始就向後來那麼低下，商代婦好就證明了商代女性應該還具有一定的政治話語權，那麼孔子看來，商紂王的就是聽信婦言。

《尚書》對商代記載，更像是今天很多人說清朝，清朝要是不搞閉關鎖國怎麼怎麼樣，不搞文字獄怎麼怎麼樣，沒有乾隆、慈禧怎麼怎麼樣，然後得出清朝愚蠢，斷送中國近代化程序等等的結論。這不講歷史邏輯啊！（我不是清粉，但希望更多的人客觀冷靜的思考一下，中國近代的屈辱是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清朝中後期政策是否延承了我們內向型文明的內在邏輯？）

至於為什麼教科書上依舊延用《尚書》的說法，因為沒有比《尚書》更為準確的說法，商代離我們太久遠了，文字記載上，除非我們發現新的甲骨文明確記載，否則就沒有比《尚書》更為貼近商代的文字佐證。物證更難以找到，早就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了。而且《尚書》的說法，我們已經延用了兩千多年，除了有顛覆性的考古發現，我們教科書上的紂王只能是昏君，這個說法至少還有《尚書》支撐。

生活中待人待事， 我們往往會有一種思維定勢，比如放浪形骸，習慣跟不務正業聯絡在一起；比如地痞流氓一定花心；比如金多錢多一定三房四妾等等。對於商紂王，傳統歷史對他的印象並不友善，因為他寵幸妲己，致國於不國，致民於不仁，酒池肉林，生活糜爛，最終國亡身死，這樣的人誰還會同情？

但是對於商紂王的信史主要是根據儒家經典流傳下來的文獻，我們都知道儒家經典的主要功能是傳道授教，約束人性，裡面很多教材看似取材於歷史典故，但也不排除虛構的成份，自古以來歷代學者早已開始說疑。

自從甲骨文出土後，商朝歷史才逐步被揭開神秘面紗。尤其從商武丁以來，大量的甲骨卜辭記錄著商代中後期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的資訊，使我們對商代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也大大填補了商史空白，甚至推翻了流傳三千年的正史。於是出現了為一些反面人物平反的議論。那麼商紂王自然是特別重要的一位。

且不說他私人生活上的各種腐敗，這個至今也沒找到甲骨卜辭類似說法，也沒有為他撥亂反正的言論，但是卜辭中卻有他征伐東夷的記錄，這與史書中“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的說法相吻合。商紂王晚期，確實經歷了大量的戰爭，國力的大量消耗，加上人民的怨聲載道，這恐怕才是他喪國最直接的因素。

卜辭記錄，商代晚期帝乙、帝辛兩代征伐東夷長達十年之久，為什麼要征伐東夷？原因很簡單，東夷是商朝的東大門，東夷集團勢力的猖獗威脅到了商朝的統治，當然也不排除開疆拓土的野心。《淮南子·泰族訓》說：“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疆域已經很大了。應該說，紂王時代，商朝的疆域空前遼闊，它的迅速衰亡跟前期毫無節制的擴張有關。

商紂王失敗的因素暫不研究，單就軍事才能而論，商紂王是絕對有資格擔當的，不然不會有這些成就，連《左傳》中也說：“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百克，就是百戰百勝，肯定了商紂王的軍事天賦，儘管左史官說這話旨在諷刺商紂王因好戰而亡國的事實。

一個離心離德的人是不可能打勝仗的，具有軍事天才之能的人，都是擅長利用人才的人，自然也有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若不懂得安撫部下惠利士卒的管理竅門，將士們也不可能替你賣命。商紂王的私人生活作風也許是有問題，但這個不影響他在軍事上的運籌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