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朝代都有史官，比如司馬遷、班固等，記述前代歷史。唐、宋時期在皇帝身邊都設有起居郎或起居舍人，是專門記錄記載皇帝言行的官員，他們作《起居注》，季終送史館。它既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又是編撰歷史書籍的重要根據，同時還對皇帝有一定的監督作用。

過去一般是下一個朝代編纂上一個朝代的歷史，第一是顯示本朝的合法性，第二是客觀評價過去的朝代得失。比如民國設清史館，編纂《清史稿》，由於成員很多是前清遺老，多為清朝歌功頌德，使之成為穢史；本朝再設清史編纂委員會，重修清史，以今人的眼光來重新評價當時的人和事。

如今呢？情況變化了很多，沒必要再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了，因為現在的國家通訊社和黨報的記者天天報道領導人的行蹤，他們的作用就像起居郎（所謂新聞是歷史的草稿）；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歷史研究所和當代歷史研究所，黨內設有黨史研究室，他們的使命就是編纂當代史，為當代歌功頌德，他們能夠調動各類檔案、資料為我所用，起到了過去翰林院的作用。

為什麼二十四史的編纂都是隔代的呢？因為當代雖然記錄了當代的事情，但由於他們是吃當代的俸祿、受當代人的領導，懾於領導人的淫威，一般是隻能說好不能說壞的。所以他們的作用是記錄這些史料，供後世評價，因此二十四史都是後世編纂的比較權威。

但是，就像胡適所說：“歷史是個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許多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實際上是被遮蔽的。歷史有兩種：一種是曾在的歷史，它客觀的存在著，又無奈地失真著，因為永遠沒有一個全在的旁觀者、記錄者；一種是後人看到的、看出的、看懂的歷史。這樣，歷史的真相只能是選擇的結果，或者說是遮蔽的存留。歷史，基本上是拼接的產物。拼接的歷史，必然是人為的矯飾物。人的社會性、政治性，決定著拼接者的立場、信念、世界觀。最終，歷史自己走遠，歷史的影子在拼接者手中隨意短長。

所幸，因為有不同人的記錄，有所謂官修、私修歷史，不同的材料經過對比、證偽、辨別，還是能逐漸露出真面目的。這就要求我們不要輕信所謂的歷史，而要用自己的眼光來去偽存真。

一般來說，國家機密檔案，檔案解密有年限要求，到底多少年，不知道（檔案法裡有木有？）。是不是都解密，解密道哪一些？不知道。蘇聯解體後，好多50年前的檔案一一解密，不少鮮為人知的內幕重見天日，真相大白。再過五十年？

古代的歷史著作和史官一般來說分為三種，第一種就是對前朝的一個總結，是所謂的，蓋棺定論。二十四史裡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後朝總結前朝的資料所編撰的，這類史官，大部分都是飽學鴻儒，如歐陽修，宋濂等。現代也有這類史官，就像我們看到國家編撰的黨史，軍史等等。

第二類是記錄皇帝言行論的起居注，有專門的人負責，魏晉及南北朝多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監起居注”等官，掌侍從皇帝、記錄皇帝言行。隋代於內史省（即中書省）設“起居舍人”。唐宋又於門下省設“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記皇帝言行。個人認為現代不太可能有這類史官。因為起居注是文官集團限制皇權的一個手段，在一家一姓的古代，這個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放到了官僚集團內部，這個可能不會有了，或者也有，但是不為人知罷了。就像樓上說的，有一定解密期的檔案可能屬於這類。

第三類就是民間一些野史，筆記，雜談的記錄，就像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誰也不能否認它在史學界的地位，但它並不屬於以上兩類。這類現在民間也有不少，尤其是媒體資訊發達的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