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在其2009年出版的《京都學派》一書中指出，其實“京都學派”有兩個涵義，一個是哲學意義上的以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為代表的哲學界的京都學派，一個是以桑原騭藏、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為代表的東洋史學界的京都學派。現今為大家所熟知的京都學派即為後者，本文所要介紹的即是研究東洋史的京都學派。
在談論京都學派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何為“東洋史”。“東洋史”這一概念，就目前考證而言，是1894年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那珂通世建議，除日本史外，外國史教育和研究應該分為西洋史和東洋史二科。這一概念被日本大學普遍採用始於1910年，該年，東京帝國大學將以前的“支那史學科”正式改名為“東洋史學科”。“東洋史”代表了在明治近代文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新型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
日本學界一般認為，使用“京都學派”這一術語指稱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研究者群體併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當屬中國著名的史學家郭沫若，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該書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始狀態。該書在遭到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家們否定的同時，卻受到了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家們認可。於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開始以“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來稱呼兩所大學的東洋史研究者。
“京都學派”與日本另一學術重鎮“東京學派”不同，相較於偏歐洲近代學術研究正規化的東京大學，“京都學派”偏重於使用中國式的治學態度和方式，採取將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的態度，即承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性，根據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認識和理解中國。
講到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和興起，繞不開的一個人物就是著名的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190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史學科，隨即聘任非東大畢業的記者內藤湖南擔任東洋史學的講授工作，主講東洋史概況（中國古代史）、清史，兩年後，內藤升任教授，至1926年退休止，執教東洋史講座20年之久，與狩野直喜、桑原騭藏共同開創了史學界的“京都學派”。
內藤湖南在海內外的中國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的理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的“唐宋變革論”，主張由於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的顯著差異，故而唐代是中世紀的終結，宋代是近世的開始，主張宋代體制不是中古小農體制而是商業文明社會。內藤根據新的歷史分期方法對中國古代時期進行了全新的劃分。除了“近世說”，內藤的“天運螺旋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對後世史家都影響巨大。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流傳著“東大的白鳥、京都的內藤”及內藤是“京大的學寶”這樣的說法，足見內藤湖南在京都學派中的地位及其對京都學派的貢獻。隨著1932年桑原騭藏從京大退休，京都學派初代學者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內藤湖南）
隨後，在京都大學校長羽田亨（開創了日本的西域史研究）的主持和引領下，田村實造、宮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為止，京都學派進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時期。其中代表人物當屬宋史研究大家宮崎市定，宮崎先生繼承並發展了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並從社會經濟史的視點出發，比照西亞和歐洲史，對宋代的政治、制度、社會和經濟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進而豐富了宋代近世說。
（宮崎市定）
“京都學派”對中國的研究從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唐宋文學和元代戲曲、從儒家思想到科學技術、從西域、敦煌到商周、蒙元，可謂無所不包，幾乎涉及和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各個層面和學術精華。整個20世紀，“京都學派”學者們取得了世界漢學界所讚歎和肯定的學術成就。他們不僅屢獲日本國內最高學術獎項，而且在國際漢學界亦備受承認和尊敬。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學者們獲得法國儒蓮漢學獎的人先後有宮崎市定、藤枝晃、羽田亨等人，而中國學術界迄今為止只有饒宗頤教授一人。“京都學派”已超越國界，成為世界性的學術專有名詞了。
參考文獻：
1.劉正：《京都學派》，中華書局，2009年。
劉正教授在其2009年出版的《京都學派》一書中指出，其實“京都學派”有兩個涵義，一個是哲學意義上的以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為代表的哲學界的京都學派，一個是以桑原騭藏、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為代表的東洋史學界的京都學派。現今為大家所熟知的京都學派即為後者，本文所要介紹的即是研究東洋史的京都學派。
在談論京都學派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何為“東洋史”。“東洋史”這一概念，就目前考證而言，是1894年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那珂通世建議，除日本史外，外國史教育和研究應該分為西洋史和東洋史二科。這一概念被日本大學普遍採用始於1910年，該年，東京帝國大學將以前的“支那史學科”正式改名為“東洋史學科”。“東洋史”代表了在明治近代文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新型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
日本學界一般認為，使用“京都學派”這一術語指稱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研究者群體併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當屬中國著名的史學家郭沫若，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該書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始狀態。該書在遭到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家們否定的同時，卻受到了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家們認可。於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開始以“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來稱呼兩所大學的東洋史研究者。
“京都學派”與日本另一學術重鎮“東京學派”不同，相較於偏歐洲近代學術研究正規化的東京大學，“京都學派”偏重於使用中國式的治學態度和方式，採取將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的態度，即承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性，根據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來認識和理解中國。
講到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和興起，繞不開的一個人物就是著名的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1907年京都帝國大學開設史學科，隨即聘任非東大畢業的記者內藤湖南擔任東洋史學的講授工作，主講東洋史概況（中國古代史）、清史，兩年後，內藤升任教授，至1926年退休止，執教東洋史講座20年之久，與狩野直喜、桑原騭藏共同開創了史學界的“京都學派”。
內藤湖南在海內外的中國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的理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的“唐宋變革論”，主張由於唐和宋在文化性質上的顯著差異，故而唐代是中世紀的終結，宋代是近世的開始，主張宋代體制不是中古小農體制而是商業文明社會。內藤根據新的歷史分期方法對中國古代時期進行了全新的劃分。除了“近世說”，內藤的“天運螺旋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對後世史家都影響巨大。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流傳著“東大的白鳥、京都的內藤”及內藤是“京大的學寶”這樣的說法，足見內藤湖南在京都學派中的地位及其對京都學派的貢獻。隨著1932年桑原騭藏從京大退休，京都學派初代學者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內藤湖南）
隨後，在京都大學校長羽田亨（開創了日本的西域史研究）的主持和引領下，田村實造、宮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為止，京都學派進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時期。其中代表人物當屬宋史研究大家宮崎市定，宮崎先生繼承並發展了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並從社會經濟史的視點出發，比照西亞和歐洲史，對宋代的政治、制度、社會和經濟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進而豐富了宋代近世說。
（宮崎市定）
“京都學派”對中國的研究從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唐宋文學和元代戲曲、從儒家思想到科學技術、從西域、敦煌到商周、蒙元，可謂無所不包，幾乎涉及和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各個層面和學術精華。整個20世紀，“京都學派”學者們取得了世界漢學界所讚歎和肯定的學術成就。他們不僅屢獲日本國內最高學術獎項，而且在國際漢學界亦備受承認和尊敬。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學者們獲得法國儒蓮漢學獎的人先後有宮崎市定、藤枝晃、羽田亨等人，而中國學術界迄今為止只有饒宗頤教授一人。“京都學派”已超越國界，成為世界性的學術專有名詞了。
參考文獻：
1.劉正：《京都學派》，中華書局，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