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爆發以後，首先是東京洛陽的達官貴人紛紛逃向荊襄一帶，然後是唐明皇秘密逃往四川，接著西京長安官民逃往荊襄西蜀。所以荊襄一帶居然一時出奇地繁華了起來。加之安史之亂持續了十年之久，洛陽兩度失陷，對於避難於荊襄地區的中原富貴來說，可能也失去了回到繁華東京的信心。像李龜年這樣的藝術家，當日在洛陽“大起第宅，儹移之制，逾於公侯”來看，安史之亂以前一直是過著超級富貴生活的。他雖避難荊襄，其生活應該還是富貴之風不墜的，而曹霸這位“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宮廷畫師，只能以“屢貌尋常行路人”的避難生活度日。二位藝術家的生活差異，或多或少反映出藝術命運的分配是很有差異的。

在唐代的藝術家中，我們所熟知富貴的藝術家，大概要數大書法家李邕最為著名了。據說他因擁有眾多的墓誌求書者，所以金帛至巨。《舊唐書》裡說他因作碑頌“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就是這樣一位儒生眼中超級成功的文人，我看可能與李龜年的收入比起來應該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李邕生前可能想也不敢想“大起第宅”，更不必說“逾於公侯”了。李邕的錢，沒有完全用來自己享樂。而曹霸更是不慕富貴，所以，一經安史之亂的浩劫，就迫於貧不能自給的困境了。難怪杜甫詩中說曹霸是“世上未有如公貧”的一位清門寒士了，看來這是非止一事的感慨系之。 同樣的宮廷藝術家，同樣的漂泊者，杜甫給予他們的同情也是同樣真情同樣惋惜的，這就是杜甫的情懷，這就是同樣流離所失的杜甫，精神的浩氣依然還是那麼富足和充沛的詩人杜甫。

不過，杜甫究竟在何處與李龜年相逢？我們現在通行的說法是在長沙。好像唐代的一些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按李龜年的經濟地位來看，立足長沙似不太可能。因為安史之亂以後，還沒有逃到那樣遠的達官貴人。杜甫在長沙時，並沒有與高官作頻繁交往，他怎麼會在長沙見到高官的捧星李龜年呢？如果李龜年真的能與以舟為家的杜甫相見，那麼李龜年的落魄則更不可想象，如果是這樣，杜甫一定不會是以一首七絕句了事的，因為，那樣的話，杜甫一定會從李龜年那裡瞭解到更多的資訊。

而對於杜甫逢李龜年於何地，學者所引依據並不一致。見於長沙說者，以《楚辭》注“襄王遷屈原於江南”中的江南之地乃湘沅為依據，見於荊襄說者，以《史記·項羽本紀》中“徙義帝於江南”的江南荊襄之地為依據。二說看似都有道理，實際與分析杜甫的詩還是遠了一些的。

從杜甫的詩而言，無論是江陵，還是長沙，都沒有留下高歡筵集的詩。《江南逢李龜年》這首詩也寫得很短，考察其寫作地點的資訊量非常有限。對於古人的考證我們就不多說了，這首詩寫作地點的關鍵詞是“落花”二字。大致來說，落花季節就是暮春三四月之交。杜甫在長沙度過了兩個“落花時節”的暮春。大曆四年的落花時節，杜甫在長沙獲韋之晉死。這一段時間裡，杜甫極為困頓，整日以船為家，生活面比較窄，像李龜年這樣富貴階層圈裡的人，在杜甫的環境中是很難遇到的。這一年的重陽節前夕，襄陽節度使判官劉十請他喝酒，杜甫雖然應邀到了酒店，但一向愛喝酒的杜甫，此時卻好像一點興趣也沒有，就與劉十傷神而別。次年之春，杜甫依然在自己的小舟中度日，《燕子來舟中作》這首詩正是寫於大曆五年之春的作品。詩中寫道：“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說明杜甫在長沙是渡過了兩個春夏的。杜甫在長沙所居一直在舟中，而且自到長沙，好像連地方也沒有挪動。大曆五年四月十日以後，受長沙兵亂影響，杜甫起舟倉皇逃出長沙，不久去郴州不至，復自衡州北下潭州，是年死於去荊州的平江。

杜甫在長沙也接觸過一些官員，但級別都比較低。杜甫因泊舟於碼頭，往往會有一些迎來送往，未能確信杜甫會在李龜年乘換車舟之時，睹其容而感慨賦詩，而且這首詩也不是贈李龜年之作。

《江南逢李龜年》這首詩，南宋之初的吳若本編於杜甫詩集之江陵時期。大曆三年正月，杜甫自夔州之江陵。到達江陵已是暮春將至。但杜甫一到江陵，還是受到了江陵高官的邀請，成為座上一時賓。例如《玉腕騮》這首詩，就是對於荊南節度使衛伯玉宴請杜甫的記錄。這裡文人也較多。我的看法是李龜年應該在這一地區生活比較可信，江陵也是位於長江之南的。

江陵地區的行政長官衛伯玉，是一位生活豪侈的節度使。他廣德元年鎮江陵，那時安史之亂還沒有完全結束，想必逃亡在荊襄地區的致仕富貴尚未盡歸中原，像李龜年這樣的鬐舊名人，更容易引起高官的重視，再說，他們也需要一些藝術生活的點綴，李龜年是會比較滿意這種戰亂中的逃亡生活的。

假如杜甫在這種背景下見到李龜年，其感慨嘆息必然最深。因為，如此超級富貴的李龜年，好像已經消失多年，如何能在這樣的地方一睹王府公卿座上的寵客呢？

對於詩中“尋常見”、“幾度聞”最常見的解釋是，杜甫少時洛陽的前輩引見他多次出入歧王宅和崔滌府（見社科院文研所1978版《唐詩選•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我以為這可能是誤猜。李龜年是活到大曆年以後了，可是歧王和崔滌開元十四年（726）已死。杜甫真能出入歧王宅崔滌府，成為尋常見幾度聞李龜年的幸運少年之一，那麼杜甫那樣多的回憶詩文，為什麼一次也沒有提及這麼值得難忘的事？而且杜甫向來是有這種美好感的癖好的。譬如說，《壯遊》一詩就寫道“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可是此文之後，為什麼沒有“尋常見”“幾度聞”李龜年的榮幸？要知道，歧王可是玄宗的長弟，歧王府更不是一般名流隨意出入的場所。如果杜甫去過歧王宅，那杜甫一定會終身難忘的。其實，尋常見幾度聞者，不是杜甫見聞於歧崔府第，而是杜甫在社會上早就多次耳聞李龜年出入歧崔之府的富貴寵遇如此罷了。杜甫對於盡人皆知聲名赫赫的李龜年，走紅於公卿雲集的洛陽朱門之間，略舉一二例，以說明當日之顯赫如此，此亦《丹青引》中寫曹霸“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之手法。幸虧我們是知道杜甫開元之年沒有進過皇宮，如果真進過皇宮，《丹青引》中的描寫，一定會被我們認為是杜甫親眼所見了。與曹霸承恩作畫，非止南燻殿一處，李龜年尋常見歧崔王侯府邸必非僅此二家，都是一個道理，杜甫不過是用了藝術的手法轉述了一些事實罷了。而“又逢君”一語，非復見於“江南”，乃昔日之耳聞竟成異時親見於江南之謂耳。所以詩之標題對於李龜年之逢，“江南”這二字顯得特別突出，那麼詩中的“江南”，正是荊襄之地，蓋詩人亦流落不定，感慨之深者在於此，順便提一句，杜甫低江陵，也是他出峽而到江南之始。

實際上，把江南二字看做是長沙，好像也不太好解釋。因為湘江北流長沙，陸地分為東西，並無南北之實可謂，說長沙是“江南”不是牽強了點兒嗎？杜甫在長沙作詩，確是出現過“江南”一詞。如《歸雁二首》一詩就有“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的說法，但那是出於對仗修辭之故，是廣義地說長沙為江南，與《江南逢李龜年》中的特定江南是有區別的。如果一定認為杜甫是在湖南遇李龜年，那麼衡陽正是在湘江之南的地方，杜甫大曆四年春先長沙，後南下衡陽，長沙又是湖南的政治中心，湘江南來北去，說衡陽為“江南”是比較合理具體的。如杜甫在衡陽遇李龜年，從“落花時節”這個時間點和“江南”這個地理位置上來看，也許還有些意思。

不過，李龜年到底還是在荊襄一帶比較合理。可以參照的，是杜甫著名的詩篇《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據杜甫的詩序說，他五六歲時在故鄉偃師，觀看過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詩中又有玄宗開元年“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說，而安史之亂以後，已是“梨園弟子散如煙”的寂寥了。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一詩早於《江南逢李龜年》一兩年，李龜年肯定也是玄宗“梨園弟子散如煙”中一員。但李龜年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肯定比公孫大娘弟子的地位要高很多，公孫大娘弟子無奈只能在夔州這樣的小地方演出維持生活，而李龜年是沒有維持生活之慮的，所以，他應該在較為繁華的荊襄一帶，仍舊與達官貴人為伍隱居。不過，杜甫所感慨者，乃是從一個富貴身上也能看到的安史之亂以後的社會大蕭條是何等沉重。這種強烈的社會性的失落感，不論曹霸、李龜年還是公孫大娘弟子，都使得他非常敏感，何況杜甫賦《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一詩之後，到江陵卻也是到了江南，所以杜甫在這個地方見到李龜年，那個落花時節的好風景，就顯得尤其無可奈何的好了。

選自作者《杜甫的馬詩與唐代畫馬》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最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詩中可見大地方是江南，小處是別人家，具體位置請自己查

杜甫與友人李龜年闊別四十多年後，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偶然重逢。杜甫："我過去常在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的兒子李範)府裡見到你，在崔九(中書令崔湜的弟弟，唐玄宗的寵臣)府上也曾多次聽到你的歌聲。現在(潭州)正是江南風景秀麗的時候，很高興在這個落花的時節又見到你。"《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